從李培英案看職務犯罪審理新動向(圖)

　　新華網消息 中共中央黨校主辦的報紙《學習時報》4月20日刊文指出，首都機場集團原總經理李培英案的審理，反映出職務犯罪司法審理的若干新動向抑或新情況，值得關注。文章如下：

　　從李培英案看職務犯罪審理新動向

　　□曹 堅

　　近期，媒體報道了首都機場集團原總經理李培英貪污、受賄一審被判處死刑案。該案是近年來較為少見的一審被處以極刑的職務犯罪案件。在人們的印象中，貪污、賄賂類犯罪分子處罰並不過重，相當比例的犯罪分子被處以緩刑，被處以死刑的較為少見，因而引起輿論關於對貪官處罰過輕的議論。在此背景下，“兩高”于近期出臺了《關於辦理職務犯罪案件認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節若干問題的意見》，目的在於從嚴掌握職務犯罪自首、立功等法定從寬情節的認定，以防此類情節被濫用而導致對職務犯罪人的處罰太輕。李培英案的審理，是否預示著對職務犯罪予以從嚴懲治的司法工作方向，有待觀察。但從相關報道來看，此案反映出職務犯罪司法審理的若干新動向抑或新情況，值得關注：

　　一是如何平衡掌握貪污罪與受賄罪之間的刑罰。刑法對貪污罪與受賄罪設置的刑罰是同一的，對犯受賄罪的，根據受賄所得數額及情節，依照貪污罪的規定處罰，索賄的從重處罰。李培英案在定罪量刑上的一大爭議就是，一審法院認定其貪污8250萬元，數額特別巨大，情節特別嚴重，依法應當判處死刑，鋻於其貪污贓款已全部追回，對其判處死刑，可不立即執行；又認定其受賄2661.44萬元，受賄數額特別巨大，且具有索賄情節，給國家造成的經濟損失特別重大，因此，不足以從輕處罰，應依法嚴懲，判處其死刑。貪污數額在千萬以上，早已遠遠超出刑法對貪污所設置的最高法定刑，屬於情節特別嚴重，應處死刑。死緩是死刑的執行方式，是給予不需要立即執行死刑的犯罪分子一個求生的機會。受賄數額在千萬以上，同樣要處以最嚴厲的刑罰即死刑。而索賄是一個法定從重處罰的情節，雖然貪污數額遠超過受賄數額，但因為有索賄情節，一審法院對貪污處以死緩，而對受賄罪處以死刑，在法理上是站得住腳的。同時依據“兩高”最新的意見，貪污案件全部退贓或大部分追繳的，一般應當考慮從輕處罰，而受賄案件贓款贓物全部或者大部分追繳的，視具體情況可以酌定從輕處罰。此即表明，贓款贓物追繳的情節在貪污案件中對量刑的影響力要超出受賄案件。

　　二是如何準確認定貪污罪此罪與彼罪的界限。貪污罪表現為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侵吞、竊取、騙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佔有公共財物的行為。近年來，懾于國家懲治貪污賄賂犯罪的高壓態勢，行為人貪污的手段越來越隱蔽，手法也越來越高超，以借款或以單位名義理財的形式成為掩飾貪污目的的重要犯罪方法。這就要求司法機關在查處貪污犯罪時，必須弄清楚貪污罪與挪用公款罪的界限。對那些假借單位名義借款給他人，但單位決策機構並不知曉，僅行為人本人或很有限的幾個經手人知道，款項長期在外不歸的，如果證據充足的，應當認定為貪污罪。當前少數國有公司財務管理混亂，公司領導搞“一言堂”，將個人的意志淩駕於單位意志之上，雖然他們是以單位名義放款，但是要注意嚴格把握“名為借款實為貪污”的貪污罪成立要件，著重是從單位正常程序是否控制這些款項的走向，如果已經失控的，應當認定是貪污犯罪。

　　三是如何恰當評價受賄罪的法定與酌定量刑情節。所謂受賄罪的法定量刑情節，是指包括數額、自首、立功、索賄等在內的刑法明確規定的予以從寬或從重處罰的量刑情節，所謂受賄罪的酌定量刑情節，是指刑法所沒有規定的包括認罪態度、退贓、贓款使用去向等客觀上可能影響刑罰輕重的情節。從效力上講，法定量刑情節優先於酌定量刑情節。司法實踐中，有些犯罪分子將受賄贓款用於資助助學或其他類似公益性事業，這些行為本身並不能改變受賄犯罪的性質，但可以作為酌定從寬情節影響對行為人的量刑。如果犯罪分子既有法定從重處罰情節，例如索賄，又有個別酌定從寬處罰情節，司法機關可能仍然要根據案情對犯罪分子處以較重的刑罰，這也是合乎刑法基本理論的。

　　相關報道

首都機場集團公司原總經理、董事長李培英。資料圖

　　新華網濟南２月１０日電（記者 楊維漢）山東省濟南市中級人民法院１０日對首都機場集團公司原總經理、董事長李培英案一審宣判，認定李培英犯受賄罪，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沒收個人全部財産；犯貪污罪，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沒收個人全部財産。兩罪並罰，決定執行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沒收個人全部財産。

責編：汪蛟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