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檔案館披露37名川軍抗戰將士陣亡通知書

　　“南北山頭多墓田，清明祭掃各紛然。紙灰飛作白蝴蝶，淚血染成紅杜鵑。”在成都有這麼一些人，在他們模糊的記憶中，祖輩、父輩在抗日戰爭彈火紛飛的戰場上，以自己的血肉之軀換來了中華民族的勝利。但在盛世的今天，他們卻尋不到哀思的寄託。昨日（3月31日），成都市檔案館向本報獨家披露了一批未能送達的抗日戰爭時期成都將士陣亡通知書，並委託本報尋找英雄的親人。

　　▲檔案館披露

　　37封未送達的陣亡通知書

　　走進市檔案館恒溫恒濕的保管室，年月久遠的紙張所特有的味道撲面而來。市檔案館政策法規處調研員姬勇從檔案架上取下一盒牛皮紙質的檔案盒，告訴記者：“盒子裏裝著37名川軍將士的陣亡通知書。”

　　檔案盒裏薄薄的宣紙已被歲月染黃，上面記錄著陣亡將士的基本信息：姓名、所屬部隊、職務、家族名號、死亡事由及時間、埋葬地點、相貌或特徵、住址。“由於地址不詳，或親屬搬遷，再加上當時戰亂等複雜情況，這37份陣亡通知書均未送達至將士家屬手中，那意味著英雄的家人們直到今天仍然對至親的下落不得而知！”姬勇的介紹中透著深深的遺憾。

　　最年輕陣亡將士年僅十八

　　從年齡一欄，記者發現，37名川軍將士均犧牲在壯年，從十八歲到四十歲不等。最年輕的吳少成來自陸軍四十七軍一七八師五三三團一營二連，是一名二等列兵，1940年4月24日陣亡于山西陵川附城鎮五虎山，年僅十八歲，家住原成都馬道街八號。同為1940年陣亡的黃元吉當時四十歲，埋葬地點為湖北省應山縣報本祠附近，其妻周氏居住在原成都縣東轅門街一五一號。

　　這37名川軍陣亡將士來自不同的隊伍，軍銜最高的是上尉連長曾少武。陣亡通知書顯示，時年二十九歲的曾少武並無妻女，在1940年6月23日圍攻南昌戰役中陣亡，其父曾洪興居住于原成都東門外錦官驛新編門牌九十號。

　　陣亡通知細節還原歷史

　　一頁一頁地翻閱這37張陣亡通知書，毛筆書就的小楷繁體字雖極為清秀，但傳達的每條信息都力透紙背，令人肅然起敬：彈中頭部、彈穿胸部、失血過多心力衰竭、受暑成痢醫藥無效……致死原因一欄的客觀記錄，使抗戰時的慘烈、川軍將士們的英勇無畏復活在字裏行間；黑圓臉矮小身材、面黑、面方色黃、面長色黑……通過相貌或特徵一欄的簡要描述，將士們的親人如接到這紙遲來的陣亡通知書，眼前定會浮現出已久藏心底的音容笑貌；因戰況緊張未經掩埋、埋葬于湖北省隨縣十里鋪附近、埋葬于陣地後方……埋葬地點一欄很多並不精確，讓人不禁悲從中來。

　　物是人非，陣亡通知書上登記的不少“遺族領恤人”住址仍可在今天的成都城內尋到，如一等兵賴華雲的父親賴鼎力住在原成都東門外水井街4號，目前那裏正在打造一條特色街區；上等兵文明忠的父親文運開當時居住在原成都縣少城窄巷子第十五號，現在的寬窄巷子正以別樣風情吸引著天下來客。而有些住址則太過寬泛，如二等兵楊佔雲的父親楊書再的住址僅有短短6個字：四川成都城內；上等兵易順卿的父親易大通居住于“成都東門外”。

　　▲背後的故事

　　半個多世紀的等待

　　“這37封未送達的陣亡通知書終於要全部披露了！”在靜謐的市檔案館裏，姬勇向記者講述了這些陣亡通知書背後的故事——

　　1949年成都和平解放後，當時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成都軍事管制委員會接收了原國民黨政府、警察局及相關機構的檔案。上世紀60年代初，成都成立檔案館後，這批檔案又原封不動地被放到了檔案館裏。“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檔案館裏所保存的檔案是不面向公眾開放的。”姬勇告訴記者，即使在抗戰後收到過陣亡通知書的普通群眾，在“文革”期間由於擔心受到不必要的牽連，一些人都把親人的陣亡通知書毀掉了。“更別提有人會到檔案館來主動尋找了。”姬勇説，所以這批珍貴的檔案在市檔案館裏沉睡了半個多世紀。

　　這37封未送達的陣亡通知書第一次“重見天日”是在1995年。為紀念抗日戰爭勝利50週年，市檔案館在館內舉辦了一場展覽。“在挑選展覽素材的過程中，關於到底要不要展出陣亡通知書，當時還引起過一番爭論。”經過謹慎地考慮，市檔案館最終選取了其中兩封在展覽現場展出。正在成都考察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成員參觀展覽後告訴市檔案館，這是他們第一次在中國看到抗戰陣亡通知書的公開展出。

　　2005年，市檔案館舉辦的紀念抗日戰爭勝利60週年展覽中，這37封陣亡通知書中的另兩封再次現身。“這次展覽沿用的還是十年前的策劃思路，但不同的是，選擇陣亡通知書參加展覽的決定自然而然就作出了，再沒有經過任何爭論。”姬勇告訴記者。

　　雖然經歷了兩次公開展覽，但有限的參觀人數、每次僅兩封的展出數量，使陣亡通知書沒有吸引到其主人的關注，仍然在市檔案館的卷宗裏靜默著，直到今天……

　　962111尋英雄親人

　　本報10路記者出擊

　　時過境遷，公元2009年已是抗戰勝利64週年。“這批未送達的陣亡通知書在市檔案館沉睡了半個多世紀，其實大家心裏清楚，即使現在公佈了也未必就能找到英雄的親人。”姬勇説，但值此清明節，我們應將這37名陣亡將士迎回故土，在心裏為他們樹一座碑、焚一炷香，永遠記住他們曾為我們的現世安穩、歲月靜好埋下忠骨和赤血。今日，本報將派出10路記者，尋找英雄的親人。與此同時，本報開通962111熱線，您若是當年的見證者或是知情人，可致電本報，幫助我們找到英雄的家人。清明前夕，37名川軍陣亡將士，讓我們送您回家！

　　▲學者解讀

　　這些士兵都死於最激烈的戰場

　　隨著這批塵封了半個多世紀的川軍陣亡通知書首度出現在公眾視野之中，也引起了一些研究抗戰史的專家學者的濃厚興趣。昨日下午，本土著名歷史文化研究者、《川人大抗戰》作者鄭光路在家中接受了本報記者的專訪。“對研究川軍出川抗戰這段歷史來説，這是第一手最有説服力的原始材料，也是還原這段歷史的絕佳物證。”

　　一頁頁地翻開這組川軍陣亡通知書，再結合多年悉心研究考證的諸多史實，鄭光路對這批士兵戰死時的戰爭形勢、具體情況有了一個大體的判斷。

　　“從死亡時間上來看，這些士兵多在民國二十七年（公元1938年）到民國二十九年（公元1940年）之間陣亡，這正是全民族的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以來，敵我雙方爭奪最為慘烈的階段。”

　　從犧牲地點來看，這批士兵都死於河南、山西、湖北等抗戰全面爆發階段戰況最為激烈的幾個正面戰場，這也都是川軍出川作戰的主戰場。“比如這名名叫蔡光廷的上等列兵，隊號為陸軍四十七軍一零四師三一二旅，我推斷其應該為在抗日戰場上犧牲的川軍最高級將領李家鈺麾下的一名戰士。”鄭光路説，其死亡時間在1938年2月20日，死亡地點在山西長治。而根據史料所載，這段時間正是四十七軍在長治以“破槍、磚石、拳腳”與日本侵略者殊死相拼的重要歷史節點，長治一戰敵我傷亡均在千人以上。

　　而在名單中，幾名因“積勞成疾”而病故的炊事兵，也引起了鄭光路的注意。“作為炊事兵，他們並不全都上前線殺敵，並不都死在戰場上。可為什麼會因病而死？這都是有原因的。”鄭光路説，由於戰場不斷轉移、物資極度缺乏，而一般的“伙伕”尤為缺乏。“在冰天雪地裏連件棉衣也沒有，那痛苦可能不亞於上戰場去拼命殺敵！”鄭光路深有感觸地告訴記者，在這樣的情況下，有很多負責後勤保障的川軍戰士也因病埋骨在異地他鄉，“但他們與戰死疆場的士兵們一樣光榮！”

　　▲小資料

　　抗戰全面爆發後，八年中四川共提供了近350萬人的兵源，佔全國同期實徵1405萬餘人的五分之—還強！而在這出川抗戰的350多萬川軍中，有64萬多人傷亡（陣亡263991人，負傷356267人，失蹤26025人），其參戰人數之多、犧牲之慘烈居全國之首！“無川不成兵”之説由此而來。 本報除署名圖片外，請圖片作者速與本報聯絡，以便奉寄稿酬。本報常年法律顧問：四川四方達律師事務所李世亮、陳宏律師 法律諮詢電話：86119970（記者 胡錦楓 劉祎）

責編：汪蛟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