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協委員稱減稅難源於徵稅權不在納稅人之手

　　3月12日，全國政協十一屆二次會議閉幕當天下午，政協委員蔣洪帶著些許遺憾離開了北京。

　　作為上海財經大學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蔣洪的三份提案都事關財稅體制改革，其中一份提案提到人大應收回稅收立法權。“代表委員的議案提案，更應該關注體制性問題。”蔣洪在接受《中國新聞週刊》記者採訪時表示，但此次兩會就財稅體制問題著力不多，“令人遺憾”。

　　減稅呼聲強烈

　　“兩會”前後，來自企業和納稅者個人的減稅呼聲一直不絕於耳，其中增值稅和個人所得稅關注度最高。

　　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向十一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作政府工作報告時談及，中國政府將進行結構性減稅和推進稅費改革。中國政府的減稅規模預計達5000億元，這接近於2008年全國稅收總額的10%。增值稅轉型和出口退稅，將構成5000億大減稅的主要來源。

　　佔據2008年國內稅收總量五分之一強的增值稅，是企業關注的焦點。國內目前採用的生産型增值稅，購買固定資産所取得的進項稅發票是不能夠進行抵扣的，但在整個固定資産的折舊過程中，其價值實際上慢慢轉移到了銷售的商品中，也就是説，購買的固定資産最終轉移到了商品中銷售給了消費者，理所當然地繳納了銷項稅，這樣該部分固定資産只有銷項稅，而進項稅又不允許抵扣，造成了重復徵稅。

　　若改為國際通行的消費型增值稅，就能解決重復徵稅的問題，企業的稅負將減少1200多億元。中金公司的相關研究報告認為，增值稅轉型有助於電信、電力、化工、建材、鋼鐵、交通運輸等資本密集型行業凈利潤提高3%到7%。

　　此前，增值稅改革事實上被作為一項優惠政策。增值稅改革從2004年7月起在東北地區“三省一市”的八個行業開始試點，2007年7月起又延伸到中部6省26個城市，2008年7、8月，試點範圍進一步擴大到內蒙古東部5個市(盟)和汶川地震受災嚴重地區。

　　早在2008年11月10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主持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就決定自2009年1月1日起，在全國所有地區、所有行業推行增值稅轉型改革。改革的主要內容是：允許企業抵扣新購入設備所含的增值稅，同時，取消進口設備免徵增值稅和外商投資企業採購國産設備增值稅退稅政策，將小規模納稅人的增值稅徵收率統一調低至3%，將礦産品增值稅稅率恢復到17%。

　　不過截至目前，全國範圍內的增值稅改革尚未正式啟動。天津財經大學首席財政學教授李煒光對《中國新聞週刊》稱，企業應持續呼籲增值稅改革。

　　比增值稅改革呼聲更高的是個人所得稅。“兩會”期間，個人所得稅改革成為代表委員的熱點議題。經過2005年和2008年的兩次上調，目前國內個人所得稅的起徵點為2000元。據全國人大財經委測算的公開數據顯示：平均每1個城鎮就業人員要負擔約2個人的生活費用，2009年城鎮居民人均負擔費用支出為1920元/月。

　　眼下，各界關於個人所得稅改革方案的爭論焦點集中于模式的選擇、免徵額、徵管手段等問題。

　　中國現行的個人所得稅制度，實行的是分類徵收的辦法，即將個人所得分為工資所得、獎金所得、個體工商戶生産經營所得等11個類型的項目。在每個項目中，都各自規定了相應的稅率、費用扣除標準和徵稅方式。這種模式的弊端在於，納稅人的實際稅收負擔不很公平。由於缺乏對不合理或不合法的收入有效的監管手段，一些高收入者可以利用分解收入、多次扣除費用等辦法“合理”避稅；而收入來源固定的工薪階層易於管理，反而越來越明顯地成為納稅的“主力軍”。

　　從世界各國的徵收模式來看，個人的收入徵稅有分類課徵、綜合課徵和分類綜合相結合課徵三種類型。近年來，學界和決策層的意見近年來漸漸統一，認為綜合課徵模式考慮了納稅人包括各種收入在內的總收入水平，以總收入作為納稅的參考，能較好地體現公平原則。截至目前，有關政府部門尚未形成個人所得稅的改革方案。

　　對於政府進一步減稅和節支的可能，天津財經大學首席財政學教授李煒光表示不樂觀。

　　財政部數據顯示，截至今年2月份，全國財政收入已經連續3個月下滑。2009年，中央政府罕見地安排了9500億元的財政赤字，約佔國內生産總值的3%。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在“兩會”期間公開表示，我國繼續減稅的空間已經不大。

　　與此同時，政府的行政開支在飛漲。國家統計局資料表明，從1978到2006年，政府財政支出中用於行政管理的費用規模增長了143倍，行政管理費用佔財政總支出的比重也從不到5%上升到接近19%，這意味著納稅人近五分之一的稅款，被用於維持政府運轉。

　　李煒光稱，此次政府減稅，並未涉及稅收制度本身的變革。而在政府工作報告中，也尚未推進稅費改革的時間表。

　　國家統計局數據表明，從2000年到2008年，國家財政收入年均增長超過20%，增速高於同期國內生産總值、城鄉居民收入增長率近1倍。2008年，包括稅收在內的全國總財政收入超過6萬億元，佔國內生産總值比重超過20%，而1996年這一比例僅為10%。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袁鋼明認為，財政收入增長的背後是居民負擔的加重，對促進國內消費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