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軍人的高原記憶

　　2006年7月1日11時20分許，由拉薩發出的“藏2”次慶典列車通過拉薩河特大橋。當日，青藏鐵路全線通車。 最新統計顯示：2007年西藏自治區生産總值超過342億元，人均GDP超過1.2萬元，按可比口徑計算均比2002年翻了近一番，西藏經濟實現了連續7年保持12％以上的增速跨越發展。

　　西藏經濟的快速發展凝聚了中央政府的殷殷關切。從一批又一批大型基礎設施建設，到對農牧民醫療衛生保障、教育、文化保護等社會事業的大力支持，來自中央財政的資金援助和政策扶持為西藏經濟社會事業的發展注入活力。 新華社發

　　新華網拉薩３月２７日電 題：中國軍人的高原記憶——寫在第一個“西藏百萬農奴解放紀念日”之際

　　新華社記者梅世雄、白瑞雪、王逸濤

　　半個多世紀以來，被稱為“世界屋脊”的西藏高原，發生著舉世矚目的歷史性巨變；

　　在１２０多萬平方公里的雪域高原邁上富裕、文明、民主的康莊大道的征程中，活躍著一個功勳卓著的特殊群體——他們，被藏族同胞親切地稱為“金珠瑪米”（藏語：解放軍）。

　　在首個“西藏百萬農奴解放紀念日”前夕，幾位親歷了雪域高原政治、經濟、社會等各個領域大變革的老軍人，共同回憶了那一段段難忘歲月。

　　和平解放西藏——“靠政策走路，靠政策吃飯！”

　　“武攻文備。”這是新中國成立前後中共中央對於如何解放西藏而作出的重大決策。

　　“只有軍事上準備好了，才有可能政治解決。”年近八旬的軍事科學院原研究員王貴，當年以１８軍司令部偵察科見習參謀的身份隨先遣隊挺進西藏。

　　為何將進軍西藏的主力部隊定為１８軍呢？“主要看重１８軍的作戰歷史。”王貴説，１８軍裏不但有一批老紅軍、老八路軍，軍長張國華也是年輕有為。

　　“張國華當軍長時只有３５歲。”王貴説，更為重要的是，張國華有遠離主力部隊、單獨開闢和堅持一塊新根據地的經驗。

　　１９５０年２月底，王貴所在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野戰軍司令部情報處康藏情報站（不久編為１８軍偵察科），隨先遣部隊由成都向西藏挺進。

　　“西藏山高路遠，沒有公路，山一個接一個。”王貴回憶，第一個爬的是二郎山，山頂有很厚的積雪，不時有人滑倒。

　　王貴説，我們一邊向惡劣自然條件挑戰，一邊還要同潰散的國民黨殘余部隊作戰。

　　“在極度缺氧的環境中爬山，是個最費力的事兒。”王貴説，過二郎山時反應還不大，到了４３００多米的折多山，很多人開始掉隊。“我們負重幾十斤，頭疼、胸悶、喘不過氣來。”

　　王貴回憶：“我們嚴格遵守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寧可在風雪中搭帳篷宿營，也不住喇嘛寺廟，這贏得了許多藏族群眾和僧侶的歡迎。”

　　幾乎在１８軍進藏的同時，從青海、新疆和雲南等地派出的部隊也在積極準備向西藏進軍。

　　“在進軍的同時，中共中央一刻也沒有放棄和平解決西藏問題的努力。”王貴説，但在國外反動勢力的干涉和西藏分裂主義集團的阻撓下，西藏問題的和平解決走了一段艱難曲折的道路。

　　王貴説，為爭取和平解放西藏，各級開展了一系列的政治爭取工作。

　　“比如中央人民廣播電臺開展藏語廣播，前線部隊對藏軍展開政治攻勢，派遣人員入藏勸和，中國駐印度使館人員同西藏地方政府官員接觸等等。”王貴説。

　　然而，西藏地方當局對中共中央派出的勸和代表加以阻止、軟禁乃至殺害，決意關閉和談大門，同時陳兵金沙江西岸和昌都、類烏齊地區，妄圖以武力阻擋人民解放軍進藏。

　　“此時，中央及時實施了昌都戰役，以打促和。”王貴説。

　　昌都戰役從１９５０年１０月６日打起，歷時１９天。“昌都戰役是１８軍入藏後進行的第一個、也是整個入藏期間唯一一次大的戰役。我們幾乎沒打多少硬仗，就全殲了藏軍主力近８個代本（團），其中還有一個代本起義。”王貴説。

　　“昌都戰役的勝利，使西藏上層統治集團內部驚恐不安，一片混亂。”王貴説，一度被關閉的和談大門豁然洞開。

　　１９５１年４月下旬，西藏地方政府派出的和平談判代表團抵達北京。５月２３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簡稱《十七條協議》）正式簽訂，西藏實現了和平解放。

　　“和平協議簽訂後，各路部隊開始向西藏和平進軍。”王貴説，“１９５１年９月９日，我們先遣部隊進入拉薩市區。這一天是藏族傳統的‘雪頓節’，拉薩各界群眾為我們舉行了隆重的入城儀式。”

　　１９５２年２月１０日，以１８軍為基礎組建的西藏軍區正式成立。７月，隨著最後一支部隊進駐亞東縣，１８軍勝利完成了和平進軍西藏的歷史使命。

　　平叛和民主改革——“邊平邊改！”

　　１９５９年３月１０日，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層反動統治集團公開撕毀《十七條協議》，有組織、有計劃、有步驟地發動了以拉薩為中心的全面武裝叛亂。

　　“應該説，這次叛亂，是由此前的局部叛亂升級而來的。”親歷了那段歷史的原１８軍進藏幹部魏克説。

　　年近九旬的西藏軍區原群工部部長魏克説：“《十七條協議》簽訂後，少數西藏上層反動分子已經預感到我軍入藏將會動搖封建農奴制的根基。他們不甘心其‘西藏獨立’迷夢的破産，在帝國主義和分裂主義的支持下，一心想要撕毀協議。”

　　“代表人物是西藏地方政府中掌握實權的司曹（代理攝政）魯康娃、洛桑扎西等，他們公然組織偽‘人民會議’，不承認《十七條協議》，想趕走進藏的人民解放軍，企圖挑起暴亂。後來魯康娃和洛桑扎西被撤職，‘人民會議’被定為非法組織。”

　　１９５８年前後，西藏的局部叛亂逐步升級，最終演變成後來的全面武裝叛亂。

　　為了鞏固祖國統一，維護民族團結和西藏勞動人民的徹底解放，中共中央決定“徹底平息叛亂，充分發動群眾，實行民主改革”。

　　“和平解放初期，中央考慮到西藏的特殊性，曾提出‘六年不改’的方針。”魏克説，“叛亂加速了中央推進西藏民主改革的進程。”

　　魏克回憶，１９５９年３月１０日上午，達賴喇嘛準備到西藏軍區大禮堂觀看文藝演出，“突然，一些別有用心的反動分子在拉薩街頭散佈謠言：‘軍區要毒死達賴喇嘛’‘軍區已經準備好了直升機，要把達賴喇嘛劫往北京’。”

　　“很快，２０００多名不知真相的群眾涌向達賴喇嘛居住地。”魏克説，“謠言攪得人心惶惶，商店紛紛關閉，市民搶儲食物和飲用水。”魏克回憶。

　　西藏自治區籌委會委員、藏族愛國人士堪窮索朗降措被叛亂分子用石塊砸死，屍體被用馬拖著示眾；西藏軍區副司令員桑頗才旺仁增被打傷。攜帶槍支彈藥的叛亂分子脅迫千余名群眾上街同他們一道高喊“西藏獨立了”“漢人滾出去”等反動口號。

　　全面叛亂爆發！

　　３月１７日晚，叛亂首惡分子攜達賴喇嘛等人出逃。

　　３月２６日，中央批准中共西藏工委組成３個軍事管制委員會，分別進入噶丹、哲蚌、色拉三大寺內，進行平叛和改革工作。

　　“我是噶丹寺的副軍事代表兼副組長。我們３０多位藏漢族的工作同志進入噶丹寺後，開展了一場反叛亂、反特權、反剝削的‘三反’鬥爭，並在‘三反’鬥爭的基礎上，進行了民主改革。”魏克回憶。

　　３月２８日，周恩來總理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命令，宣佈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職權，領導西藏各族人民一邊平叛一邊進行民主改革。西藏曆史由此翻開新的一頁。

　　魏克回憶，為防止叛亂分子據寺頑抗，步兵包圍了寺廟，並通過喊話爭取寺內叛亂分子投降。

　　“到４月１０日，我們就初步分清了噶丹寺內哪些人參加了叛亂，哪些是愛國守法的喇嘛。”魏克説，“然後，我們召開大會，宣佈釋放了５０９名喇嘛，將參加叛亂的５４名骨幹分子進行集訓，並收繳了４５支槍以及大量叛亂文件。”

　　魏克回憶，在“三反”鬥爭勝利的基礎上，噶丹寺的喇嘛們經過充分討論，一致要求廢除寺廟的一切封建特權和封建剝削。

　　“經過２年多的艱苦工作，民主改革取得偉大勝利。”魏克説，這一過程中，解放軍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被藏族同胞親切地稱為“菩薩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