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藏老兵詳述半世紀前西藏民主改革

　　新華網北京３月２７日電 題：親歷“人的解放”——進藏老兵詳述半世紀前西藏民主改革

　　新華社記者傅雙琪　田野

　　説起半個多世紀前在西藏的那段特殊經歷，已近耄耋之年的老兵王貴依然眼眶發紅、唏噓不已。

　　１９５０年，１９歲的王貴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第１８軍偵察參謀，也是最早由四川進入藏區的解放軍戰士。參軍前，王貴在南京中央大學工學院求學，這個由進步學生轉變成的革命軍人，對當時西藏社會極其森嚴的等級觀念和農奴主對待農奴的惡劣態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在接受新華社記者採訪時説：“自進藏區起，不論在哪個場合，我都看到，農奴遇見貴族，都是彎９０度的腰，低著頭，解落頭上盤起的髮辮，絕不敢直視貴族，還要吐出舌頭作出非常敬畏的表情。”

　　１９５２年２月藏曆新年初一，在擁有近千名農奴的江孜格布西莊園，王貴和戰友目睹了一場畢生難忘的“新年儀式”。按慣例，農奴主大年初一都要請一些農奴到莊園來“喝茶”：租子交得多的聽話的農奴，坐在墊子上，喝酥油茶；一般的農奴，坐地板上，喝清茶；租子交得最少的或最不聽話的那個農奴，面前則擺上一個很大的臟瓦罐，倒滿冷水，管家和家丁強捏著農奴的鼻子往嘴裏灌水。整個過程，莊園的主人格布西和夫人就在樓上觀看。

　　王貴説：“我親眼看到那個農奴被臟水灌得肚子鼓起，兩眼翻白。他回家去，輕則生一場大病，重則丟掉性命。”

　　可是，他和戰友們卻不能干涉或阻止。中央政府于１９５１年與西藏地方政府簽訂了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十七條協議，承諾中央不變更西藏的現行政治制度，有關西藏的各項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強迫。

　　據此承諾，解放軍也不干涉寺院事務。“１９５９年以前，除了做統戰工作或節日裏寺廟邀請我們去觀禮，很少到廟裏去。”王貴回憶道。

　　“每到一地，部隊首長總帶著禮物去拜訪當地的土司頭人和寺廟住持，讓他們了解和平解放的政策。”他説。

　　從藏族農奴和一些貴族口中，王貴和戰友們知道了不少寺廟裏的黑暗現實，其中許多與慈悲、寬容的宗教説教相左。

　　“寺院那時擁有至高無上的特權。寺院可以強迫農奴家的孩子出家，叫‘支僧差’，還可以向當局申請抓丁為僧——這是保證僧源的兩大重要措施。出生窮苦的僧人承擔著寺院裏最苦最重的體力活，根本沒多少時間學經。許多人從來都是文盲，長得端正些的小僧童還時常遭受一些大喇嘛的性侵犯。”王貴説。

　　“面對這樣的現實，戰友們剛開始很難理解。部隊做了很多教育工作，幫我們了解西藏的現實情況。”他説。

　　王貴所在的１８軍偵察科每位幹部都要學藏語。“１９５０年，還沒進藏區，我們就開始向翻譯學藏語了。兩年後，我的藏語就已相當流利了。”

　　對於這些會説藏語的解放軍戰士，許多藏民的最初印像是説話和氣、處事公道、損壞東西就賠償。

　　王貴説：“我們向老百姓買柴草，付給他們大洋，剛開始他們都不敢接。因為過去不管是藏軍還是國民黨軍隊，從來沒有當兵的買東西還給錢的。”

　　這只是人民軍隊在西藏“做好事”的開始。他們還為當地人免費治病、辦學校、修公路、向農奴發放無息貸款，因而贏得了“菩薩兵”的好名聲。

　　拉薩城邊拉薩河畔，當年有個名叫“拉東香卡”的渡口，屬於噶廈（西藏地方政府）的噶倫（大臣）夏蘇私人所有。城外居民進城都得在這裡搭木船或牛皮船，必須向夏蘇的船官繳納船資，交少了就不給過河，渡口收入頗豐。

　　１９５４年，解放軍在這裡修建了拉薩河大橋，從此藏民自由往來，無需繳費。

　　“大橋建成的時候，橋上挂滿了哈達。藏民們還專門為此編了一首歌。”王貴説到興頭上就用藏文念起這首當年熟稔的歌詞：“西藏和平得解放，大橋建在拉薩河上，夏蘇那個‘胖大娘’，牛嘴籠套在他嘴巴上。”

　　“牛嘴籠”是藏民套在小牛犢嘴上不讓它吃草的柳條圈，這座被藏民比喻作“牛嘴籠”的大橋，結束了夏蘇的盤剝，“牛嘴籠大橋”的昵稱流傳至今。當時因為渡口收入劇減而忿忿不平的夏蘇，後來成為１９５９年西藏叛亂的主要策劃者之一。

　　１９５３年，在西藏軍區司令部工作的王貴參加了川藏公路西段的建設。當時，西藏軍區和噶廈聯合召集了８０００多名藏族民工自拉薩往東修建公路。

　　“解放軍和藏族工人幹一樣的活，藏族工人有工資，生病能得到治療。這些被農奴主命令來幹活的勞工，從沒想過‘支差’還有工錢。分給他們的工資被有的頭人沒收了，解放軍就轉而用酥油、茶等生活物資代替大洋發給藏民。”當時在修路委員會辦公室工作的王貴説。

　　噶廈噶倫索康時任修路委員會副主任。修路期間，他曾多次到工地察看。王貴説：“看到農奴與我們相處融洽，他對身邊的人説，‘不得了了，西藏要鬧地震了’。”

　　索康一直是組織“西藏獨立”的主要人物。１９５９年，他是策劃叛亂的主謀之一，後隨達賴喇嘛逃往印度。

　　“我們當年並沒有像達賴集團指責的那樣，強行推進民主改革。可是，農奴主和解放軍的所作所為形成鮮明對比，農奴當然能明辨是非。”王貴説。

　　事實上，正是１９５９年的叛亂，導致了中央政府和西藏上層有識之士暫緩推進民主改革的計劃被迫中斷。

　　是年３月１０日，王貴在拉薩街頭親眼見到荷槍實彈的藏軍和武裝叛亂分子在大街小巷唆使老百姓到羅布林卡集結，傳播“軍區要毒死達賴喇嘛”、“要把達賴喇嘛劫往北京”的謠言。

　　“叛亂分子殺害了愛國人士帕巴拉索朗降措，把他的遺體綁在馬屁股後面，拖屍遊街。我聽到他喊，誰和漢人走，就是這個下場。”王貴憤怒地説。現在，達賴喇嘛卻説這是“和平起義”。

　　駐藏部隊堅守了７天沒有還擊。直到達賴喇嘛逃離拉薩３天后，解放軍才開始全面平叛，民主改革也接著展開。參與叛亂貴族和寺廟的土地被國家沒收分給他們的農奴；沒有參與叛亂的，土地由國家出錢贖買後分配給農奴，他們的房産和其他個人財産則得到保留。

　　“我在拉薩東郊的一個村子裏看到，有個農奴高興地在分給他的土地上打滾，不停地跟我説，‘我從來沒想到這輩子還能有自己的地啊，這下子再也不當牛馬了，真正成了人了。’”王貴説。

　　民主改革也進入了西藏各地大小寺院。改革剝奪了寺院曾經享有的封建特權，但絕不是外界傳説的“關寺廟，趕僧侶”。

　　“參加寺院改革的戰友告訴我，僧人可以選擇留在寺廟或還俗。有的貧苦僧人恨死了欺壓他們的大喇嘛，還有的僧人原本就被強迫出家，所以有不少人決定還俗。這是幾百年來西藏人民第一次擁有了不信仰宗教的自由。”王貴説。

　　“自民主改革以來，我們也犯過錯誤，比如‘文化大革命’。可在改革開放後，錯誤都逐漸被糾正了。”他説。“民主改革，讓佔西藏人口９５％的農奴第一次享有了作為人的基本權利，喪失特權的只是人口中５％的農奴主貴族。這兩個人群相比，哪個更重要？”

　　王貴１９８１年離開了西藏，到北京的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做研究工作，１９８８年離休。離開西藏近３０年來，他很少向人提起那段經歷。

　　比王貴小５歲的達賴喇嘛，儼然以國際知名人物自居，幾十年來，不斷在公共場合和西方媒體提供的“舞臺”上敘述他對那段“失落輝煌”的記憶。

　　可是，５歲以後就被呵護在布達拉宮的高墻之內，５０年前又逃離故土的達賴喇嘛，真的知道深宮高墻外的西藏發生了什麼嗎？

責編：趙德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