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聞週刊:送治不規範使得精神病院飽受詬病

　　問題之源：送治不規範

　　究竟誰有權宣判“精神病”？在這個問題上，精神病院正在受到多種社會角色的制約

　　文/ 王婧 李響 李佳

　　鄒宜均案再次將精神病院的強制醫療問題放在媒體的聚焦燈下。

　　此前，精神病院介入家庭糾紛的案例已不在少數。2005年，廣州千萬富翁何錦榮被妻子送進精神病醫院治療30天；2006年，重慶江津姑娘小玫和繼母吵架後被同樣被舅舅送進了這個機構。

　　精神病院同樣介入了官民糾紛。影響最大的是2008年，山東新泰農民孫法武赴京上訪，被鎮政府送進精神病院20余日，簽下不再上訪的保證書後被放出。

　　在這些案例中，被強制治療的人均稱自己沒有精神病，是正常人。

　　“異類”的圈子？

　　1898年，美國人約翰克爾在廣州創立了“芳村惠愛醫癲院”。這是中國第一家精神病院。此前，這個古老的帝國沒有專為精神病人服務的機構。關於瘋癲的認識，人們只是認為受邪氣、冤孽所致。

　　約翰是基督教長老會的牧師。他堅信精神病人是上帝的罪人，理應受到懲罰。其中最常用的辦法是捆綁或鞭笞精神病人。基督教的驅魔思想與中國人的傳統思維不謀而合，這仿佛是人類初期對於瘋癲的一致態度。

　　時至今日，在中國的農村，這種做法依然屢見不鮮。

　　歐洲對於瘋癲的態度借鋻於麻風病。把麻風病人隔離起來，並在十字軍東征結束後切斷了東方病源。麻風病退隱後，但附著于麻瘋病人形象上的價值觀和意象，排斥麻瘋病人的意義影響深遠。

　　這致使對於瘋癲的態度必須首先劃入一個圈子，然後才能加以排斥。

　　2008年，《鳳凰週刊》在湖南省調查一個精神病患者的死亡時，也意外發現了中國部分精神病患者生存狀況與此類似——“先是被家庭當累贅，拋棄到社會；繼而被一些地方政府當影響市容市貌的垃圾驅趕，相互拋棄永不停止。”

　　精神病院把社會的“異類”圈在一起。卻又使得高墻外的正常人對精神病人心懷恐懼、厭煩、回避。

　　2006年，重慶江津姑娘小玫被強行送進精神病醫院後，醫院隨即診斷其為精神分裂症和有人格障礙，並進行5天的強制治療。自認為沒病的小玫為此奔波兩年，希望尋求權威鑒定證明自己沒病。小玫稱，她就是為了讓醫院更改患有精神病這一結論，讓自己回到正常人圈子中來。

　　鄒宜均也稱，“我不想頂著一個莫須有的‘精神病人’名聲過一輩子”。

　　誰有權宣判“精神病”？

　　根據中國衛生部疾控中心2009年初的統計，中國有心理問題和精神疾病的人口總數超過1億，其中千分之五屬於重症精神病患者，但70%的重症精神病患者長期得不到正規的系統的治療，他們或者被鎖在家裏，或者流浪街頭。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孫東東一再對《中國新聞週刊》記者強調，社會對精神病的理解普遍存在誤區。“不是蓬頭垢面，胡打胡鬧的人才是精神病。實際上有相當多的精神病，他只要不涉及精神症狀，別的都正常”。

　　那麼，對這些“別的都正常”的精神病人，如果他自己不承認自己有病，究竟誰有權宣判他是“精神病”？

　　《中國青年報》2007年10月31日報道，因為反映家庭暴力而被診斷為精神病人的江帆，7年後才見到改變自己命運的司法鑒定書。而最初對她做出精神病鑒定的，卻是開封市有關領導的一則指示，該指示並載入了市委辦公室的紅頭文件。《新京報》則報道了另一個極端的例子：2008年，山東新泰農民孫法武赴京上訪時，被鎮政府送進精神病院20余日，簽下不再上訪的保證書後被放出。其主治醫生後來接受採訪時説，鎮政府帶來鑒定書，只能按精神病治。

　　而在鄒宜均被強制送往廣州白雲心理醫院的第三天，《南方都市報》報道此時之後，廣州白雲心理醫院開始感受到壓力，要求家人接她出院。收治重慶江津姑娘小玫的精神病院在當地法院的調節下，最終修改了當初的精神鑒定，稱小玫沒有精神病——精神病院的社會處境，可見一斑。

　　西南政法大學研究司法精神醫學的何恬副教授對《中國新聞週刊》記者介紹，英國的《精神衛生法》規定，正在發病的精神病人，如果沒有危害，他不願意接受治療，不可以強制。中國沒有這樣的硬性規定，刑法裏只是模糊規定了在必要的時候政府可以實施強制醫療，但究竟什麼時候是“必要”，並不明確，由是帶來收治上的一系列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