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部副部長陳曉光:"文化包工頭"現象源自政績觀

　　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委員、文化部副部長陳曉光接受了記者的專訪，就“文化包工頭”現象、“音樂著作權保護”等當前文化熱點話題發表了看法。

　　“‘文化包工頭’是在藝術走向市場的初期階段不可避免會出現的現象，對此不必過於大驚小怪。”陳曉光説，“這與一些行業在某一階段被少數企業與公司壟斷市場是一樣的道理。”他認為，形成按名索人這種現象的原因來自三個方面，首先這是“周瑜打黃蓋，願打願挨”的結果：這些導演在社會上聲名顯赫，成為人們考慮創作團隊時的首選，其實名人的每一次創作未必都能産生名作。這是掌握決策權的文藝團體、文化部門的領導者對這些創作者認同與選擇的結果。

　　“導演人才，特別是有一些戲曲劇種的導演人才的匱乏也是重要的原因。”陳曉光認為，有一些戲曲以前是沒有導演的，但是隨著時代的進步和藝術本身的發展，採取了以導演為中心來組織藝術創作的機制，這樣戲曲導演人才的匱乏就逐漸顯現出來。目前多數戲曲劇團是聘用話劇導演、電影導演、舞蹈編導等。這種借用他山之石的交流並不是不可以，但是不能解決院團生存與發展的根本問題。他説：“戲劇導演人才的匱乏一方面由於長期以來在培養上沒下過更大工夫，另一方面，戲劇的市場現狀並不樂觀，利益難以誘人，少有人願意長期涉足。”

　　“形成‘文化包工頭’這種創作形式最根本的原因，與我們有些藝術團體和相關部門領導者的政績觀唸有關係。”陳曉光説，劇院團、文化宣傳部門，甚至是黨政部門的領導者總希望能排出一部既有社會效益又有經濟效益，既有思想性又有藝術性，既能突出主旋律又能體現多樣化的戲。“花大力氣排這樣的戲的目的是什麼？是為了獲獎，是為了彰顯領導者的政績。所以大家都奔著名人一定能創作出名作這個誤區去了。”

　　針對如何解決這一問題，陳曉光提出了三點建議，首先，藝術院團及相關部門的領導者應該端正政績觀，明確藝術創作的根本目的是服務人民大眾；第二，加強弱勢的藝術門類的人才培養；第三，進一步發揮行業組織的作用，形成行規，對部分要價過高的導演團隊進行道德上的教育和行為上的規範。

　　對於當前舞臺藝術創作新作頻出、局面繁榮，但是其中精品卻不多的現狀，陳曉光説：“我們現在太急於對一部作品作出評價。”他認為，一個作品究竟是不是精品，要經受兩個檢驗，一是人民群眾的檢驗，大家喜不喜歡它；二是時間的檢驗，十幾年、幾十年後，人民群眾是不是依然喜歡它。他説，歷史上很多藝術作品是在其創作者去世之後才被奉為經典，所以藝術創作者應該把心思放在耕耘、播種上，至於社會、市場如何評價，不要想得太多，更不能純粹為了獲獎而創作。“我希望我們的文藝創作者能以‘永恒’為追求，不為時尚迷惑，不為傳統束縛。只要辛辛苦苦耕耘文藝的土壤，該留下的終究會留下，不該留下的，一時炒作得再火爆也留不下。人民群眾和歷史對藝術品的選擇和鑒賞既是有情的，也是無情的。”

　　作為著名的詞作家，陳曉光對歌曲創作的現狀也發表了自己的看法。“著作權的保護對繁榮詞曲創作是非常重要的，現在音樂著作權保護算是走在諸藝術門類前面的，但是問題仍然不少。”他認為，目前創作者與演唱者、使用者之間利益分配的不合理很容易傷害一些優秀的作曲家，但同時也強調，這並不是導致現在優秀的歌曲作品少的唯一原因。他説，現在詞作家、曲作家離生活越來越遠，很少深入群眾，去發現新的文學與音樂元素，“為生存而創作，為生存得更好而創作的人越多，能與人民群眾産生思想情感共鳴的歌曲就越來越少。”

　　陳曉光認為，在傳媒手段越來越發達的今天，人們能夠獲取歌曲作品的渠道非常豐富，相應地，作品産量也增多了，但是數量與質量卻不成正比。“上世紀80年代初的調查顯示，每年的産量是3萬首，現在據音協領導估計是30萬首。原來一首歌要經過演唱者長時間的二度創作，每一次演出都是新的創作。而現在的高科技錄音製作再加上假唱並不利於好作品的誕生和流傳。”

　　他説，改革開放30年來，歌曲創作也需要很好地總結藝術創作的經驗教訓，不能只強調歌曲創作取得的成績，更應該進行反思，“知不足，方可長足而進。”

　　據悉，為紀念新中國成立60週年正在創排大型音樂舞蹈史詩《復興之路》，當記者問及該劇目的創排情況時，陳曉光表示“目前無可奉告，保密”。　（作者：翟群 劉修兵）

責編：許桂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