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TV.com消息（記者多國麗）： 其實，黃學軍是一名普通的法官，她原本默默無聞，絕大部分時間就是家，辦公室、法庭三點一線，審理的是諸如離婚、工傷事故、醫療糾紛、業主維權這樣的“芝麻綠豆”的小案件，面對的當事人也多是平民百姓。

 

但是，從2003年開始，她卻突然“紅”了，各種各樣的榮譽接踵而至，小至廣東省內的“個人二等功”、“勞動模範”、“優秀共産黨員”等稱號，大至像“中國法官十傑”、“年度十大法治人物”、“全國三八紅旗手”、“全國模範法官”等全國性的表彰。這些讚美，頓時讓她的名字變得熠熠生輝。

 

對於這樣高度的榮譽，黃學軍説，這在從前是沒有想過的；認識她十幾年的同事亦如此説。

 

19年只換過兩個崗位的黃學軍

 

從簡歷上看，黃學軍的職業生涯是平常的。

 

1988年，18歲的黃學軍高中畢業，通過考試進入到佛山中院，“在組織的安排下”到打字室做起了打字員的工作。這份工作並不難，主要是幫助法官打印法律文書和各種資料。

 

工作雖不難，卻很繁瑣。當時全院只有兩台電腦，兩名打字員，在電腦還沒有普及的情況下，法院所有法官都要把手寫的文書交到打字室裏打印。於是，加班就成了家常便飯，淩晨一兩點才能從辦公室出來的情況也是有的。

 

打字室裏人員不斷流動，但黃學軍一呆就是六年。這讓很多人很難理解，打字並不是一份讓人可以看到前景的工作，她為什麼要堅持下去？

 

回憶起這一段經歷，她很坦然，也很淡然，她説，自己的起點低，當時的想法就是做好本職工作，沒有其它“想法”；而且，在打字室每天都要接觸到不同的法律文書，耳濡目染地，這也是一種學習的過程。

 

    她説，她很感恩這一段經歷。

 

1994年，黃學軍迎來了一次機會，她考上了民庭的書記員，職責雖然還是幫助法官做一些事務性的輔助工作，但畢竟真正進入到了法庭之中。兩年的書記員工作之後，接著是５年的助理審判員。

 

在這其間，她完成了法律專科、法律本科、人民大學法學院研究生班的學業，也算彌補了從前沒有上大學的遺憾。

 

從2001年開始，她的事業加速了，僅做了10個月的審判員之後，她當上了審判長，直到今天的民事審判第一庭庭長。

 

相比于很多人，黃學軍的工作經歷算是很單純的了，這麼多年只換過兩個工作崗位：６年的打字室和13年的民事審判庭。

 

至於長期不變的原因，黃學軍説，“這是組織安排的”。當記者再追問時，黃學軍笑了，接著奇怪地反問記者，“工作怎麼説調動就調動呢，如果每個人都選擇離開民一庭，我就慘了。”

 

“沒有人願意離開民一庭這個團結向上的集體。”黃學軍的同事周芹在一旁插了一句。

 

黃學軍馬上接口，説，“謝謝！”大家都笑了。

 

 

每天面對“芝麻綠豆”小事的黃學軍

 

民一庭每天要審理的案件中，數量最多的是婚姻家庭、人身損害賠償、勞動爭議、合夥糾紛、土地承包等。法官們面對的當事人是普通不過的老百姓，而且，相比于一些動輒上千萬上億的大案要案，他們要處理的案件往往只涉及幾萬元的賠償，最少的甚至可能是幾百幾千元。

 

雖然大多數的案件非常小，但案件的數量卻一點都不少。就拿黃學軍來説，她每年審理案件的數量都在200件以上，十年下來，她辦結的案件數量達到2000件。

 

正因為這樣，民一庭法官所需要具備的素質有與其他類型的法官的不同之處，陳恩澤將之歸納為“耐心，細緻，時刻能靜下心來面對芝麻綠豆般的小事。” 陳恩澤説。他是佛山中院原民一庭庭長，現在的執行局副局長，也是黃學軍十多年的老同事。

 

黃學軍的性格特點正是這樣，她被人稱做“善於息訴止爭的好法官”。這樣的例子可真是數不勝數。

 

2005年她辦過這樣一個案件，當事人李敏在從飯店下班途中遭遇交通事故，導致下肢癱瘓。車禍發生後，飯店老闆承擔了一些醫療費後就再也沒有支付。生活拮據的李敏將之告上了法庭。

 

從法律上來説，她已經超過了申請勞動仲裁的時效，所以一審法院駁回了她的起訴。既然一審法院審理的“合法”，那麼黃學軍維持原判是最簡單也是最快捷的處理方式。但黃學軍還是嘗試著進行了調解。

 

第一次是在電話中，黃學軍從道義的角度勸起了飯店老闆。沒等黃學軍把話説完，老闆就斷然拒絕了。

 

沒想到第二天，李敏竟然在家人的幫助下到飯店大哭大鬧，一聽到消息黃學軍馬上就與書記員趕到了。看著被李敏趕走的客人，老闆火了，衝口就朝黃學軍喊，“現在一個子都別想要！”這一次趕在氣頭上的調解又失敗了。

 

第三天晚上八點半，黃學軍下班後又約上庭長來到了飯店。四個小時後，老闆終起于被説動了，嘆了口氣説，“你們跟李敏既不沾親又不帶故的，法槌一敲多省事。可你們沒日沒夜地跑，算了算了，你們也不容易，我賠三萬。”

 

當這三萬塊錢送到李敏手上時，原本已經放棄希望的這一家子人先是驚愕，接著看著黃學軍感動地哭了。

 

黃學軍很注重用調解的方法來審理案件，她經常對同事説，“調解訴訟成本低，結案週期短，人情味濃，可以徹底解決矛盾。”這是一種“案結事了”的方法。

 

她還説，法官審理案件的最終目的不僅要實現法律層面的“定紛”，更要實現事實層面的“止爭”，也就是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統一，否則，官司雖了了，但紛爭不止，可能為將來新的紛爭埋下禍端。

 

黃學軍審理過這樣一起被媒體評為“實現了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有機統一”的案例。1998年2月，産婦周某在醫院産下一男嬰兒，但不到12個小時後，嬰兒卻失蹤了。傷心欲絕的周某把醫院告上了法庭。但一審法院認為嬰兒是在周某的監護下丟失，判決責任應由原告承擔。

 

這是一個棘手的案子，似乎雙方都有自己的道理，周某和醫院應該由誰來承擔責任，同時那位剛剛做了媽媽卻通失孩子的産婦，她的精神損失應該如何彌補。

 

黃學軍在接到這個案子後，做了大量的庭前準備工作和反復思考，終於找到了判決的法律依據：孩子丟失了，作為監護人的父母是第一責任人，但病人和孩子在住院期間，醫患關係已形成，醫患關係是一種合同關係，醫院有保證患者安全的職責。

 

最後法院的判決是，周某對嬰兒的丟失承擔主要責任，醫院承擔次要責任。醫院的違約行為，給上訴人在精神上造成極大的損害，應承擔精神損害賠償金2萬元。

 

判決結果出來後，雙方都平靜了。在這次採訪中，記者見到了“被告”醫院的周院長，雖然承擔了賠償的責任，但她卻沒有怨色。她説，醫院確實是有一定責任，最重要的是，一場矛盾化解了。

 

當然，黃學軍在審理案件時，也有失敗的經歷。這是一起普通的離婚案，男方和女方都同意離婚，但為兩歲孩子的撫養權爭執不下。一審法院將孩子判給了女方，但男方將孩子帶回湖南老家藏了起來。

 

黃學軍第一次調解，兩人相互見面不是互相辱罵，就是哭鬧。黃學軍勸女方，：“哭鬧解決不了任何問題，你想要孩子，為什麼不能心平氣和地説話？”這樣的三次反復勸説後，兩人的情緒開始緩和，並表達了願意輪流撫養孩子的願望。

 

但沒過兩天，男方卻反悔了，並拒絕女方見到孩子。黃學軍又調解了兩次後，男方對她表示了感謝，但也提出，不用再調解了。第二天，黃學軍做出了判決，維持一審，孩子仍歸母親撫養。

 

短短兩周的五次調解，宣告失敗。次日，黃學軍對該案作出了維持一審的判決。女方拿到判決書時哭了，告訴書記員説，“請謝謝黃法官，她為我孩子的事情操了不少心！”  原以為事情到此結束的男方萬萬沒有想到，當晚8點鐘左右，黃學軍又打來電話，批評他的愛太自私了，請他好好為孩子的未來多想一想，盡可能地保證孩子的身心健康。

 

 佛山中院副院長賴紫寧説，一個很小的民事案件如果處理不當，案結了事沒了，還會引發、激化新的矛盾。此案經過５次調解，雖然還是判決解決，但通過調解，雙方氣都順了，沒有激化的可能了，這就達到了目的。”

 

堅持保護“有理人”的黃學軍

 

“城鎮居民與農民人身損害賠償標準不同”已經在全國有了好幾年的爭議，“同命不同價錢”，這種不公平一時間被人詬病。

 

2005年，黃學軍遇到過這樣一起棘手的案子。在佛山打工的農民小陳和小王在一場交通事故中雙雙身亡，一審法院按照農村戶口的標準，各判決死亡賠償金8萬元，僅為佛山居民的三分之一。死者的親人自然不服氣，二審起訴書到了黃學軍手上。

 

她在尋找法律依據時，發現了廣東省高院有這樣一個指導意見：“受害人的戶口在農村，但發生交通事故時，已在城鎮居住一年以上，且有固定收入的，在計算賠償數額時按城鎮居民的標準對待。”

 

死者小陳和小王雖是農村戶口，但已經在城市工作一年，且有暫住證、工廠證明等正戶，  這個研究意見似乎可以作為判決依據，但全省法院都還沒有這樣判過，改判，就得冒風險；維持原判，這又是黃學軍最不願意看到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公平只是一句空話。

 

正當人人都認為這個案件會拖延很久的時候，沒想到，在開庭後第三天，黃學軍就做出了終審判決，死者的死亡賠償金按佛山市居民標準計算，每人由8萬元改判為24萬元。

 

當這一消息傳到鄉鄰間時，村民們都驚嘆不已。這個村有80%的年輕人在珠三角打工，村民們自發地製作了一面書寫著“人民好法官”五個大字的錦旗，委託律師送給了黃學軍。

 

黃學軍審理的案件面對的當事人大多是這個社會中的弱勢群體，審理的多了，就有媒體稱呼她為“弱勢群體的保護人”。聽到這一稱呼，黃學軍連連否認，她鄭重其事地向記者聲明，“我不想成為某一個群體的代言人或是保護神。”

 

這個“聲明”讓記者有些愕然，法官不正是要保護弱者的合法權益的嗎？黃學軍的解釋是，法律保護的是雙方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所做的判決應該是公平公正的，而不是看對方是否是弱勢群體。她説，這就是她辦案的理念。

 

“就像是劉小妹的案件，表面上看是我幫助她打贏了官司，但實際上是有法可依的，法律規定工傷無過錯原則，只要她不是故意自殘或是自殺，都能按照工傷保險條例去賠償。”黃學軍説。

 

“但是面對弱者，同情心也是應該有的吧？”記者接著問下去。

 

“人是有感情的動物，同情心當然是有的。”黃學軍説，但她話鋒一轉，接著説，“但同情並不能代表法律，我不能説同情某一個人而對他法外施恩，這樣對於另一方當事人是不公平的。”

 

“無論雙方社會地位如何，保護有理的人。”黃學軍認準了這一原則。

 

“健忘”的黃學軍

 

説實話，從採訪的角度看，黃學軍實在不是一個很好的描寫對象，因為她給人的感覺太“硬梆梆”，而且也太健忘了。

 

問：“您審理的第一個案件是什麼呢？”

 

答：“時間太久沒有印象了。”

 

問：“您的父親也是一名法官，他對您有什麼影響呢？”

 

答：“有一定影響吧，但具體地説不出來。”

 

採訪常常是這樣進行的，精心準備了一些問題，以為她能滔滔不絕，但實際上預計著一個小時的採訪可能十多分鐘就結束了。然後雙方的談話出現短暫的空白，實在是有些尷尬。“這個問題很難回答”，“這個問題還沒有仔細想過”、“我回去查查案卷”、“讓我再想想”，這些説辭是她經常對記者的回答。

 

當記者追問下去時，她會露出一臉的無奈，笑著對坐在一旁的同事喊，“智囊團，快來幫幫我！”

 

對於自己在接受採訪中的“表現”，黃學軍是把它當做一種笑話來説的。“一個電視臺記者採訪我，拍到最後，我實在是什麼都説不出來了，我感覺要暈倒了，那個記者也快暈了，在我對面自言自語地亂説話。”

 

黃學軍説完，“哈哈”一笑。

 

為什麼回答得這麼“硬梆梆”，她的回答是，法官的思維就是如此，理性的，嚴謹的。對於自己沒有經歷過，或是記不清了的事情絕不加以評論。　

 

為什麼這麼“健忘”，她的回答是，當時辦案的時候又沒有想過當典型，做採訪，每辦完一個案子，腦子裏馬上就把它“刪除”，好把腦子清空了去辦下一個案子。

 

黃學軍的“健忘”不僅表現在對媒體上，有時也表現在對與同事的相處之間。黃學軍的同事曾給記者講過這樣一個小事，這是還在幾年前，這個同事剛來佛山，非常不習慣佛山濕熱的氣候，臉上起了痘痘。

 

黃學軍看到了，第二天給同事送來她親自煮的綠豆湯。當記者對黃學軍提起此事時，她想了想，説，“完全不記得了。”她的另一位同事周芹説，給同事煮綠豆湯或是做涼茶，這樣的小事對於黃學軍來説實在是平常不過的事情了。

 

儘管出名已經出了三年了，但她似乎還是沒有對媒體應付自如，她的回答長的不過幾十個字，短的就回答個“是”或“不是”。對此，她對前來採訪她的記者也感到很抱歉。

 

她的老同事陳恩澤這樣評價她，“她是一個單純的人，該説的説完就完了。”

 

可以説，陳恩澤是看著她一點一點地成為佛山、廣東、乃至全國“典型”的。陳恩澤説，其實，像黃學軍這樣優秀的法官在全國都有許多，就説在佛山中院，有著勤奮、奉獻精神的法官也大有人在。為什麼她就能成為“典型”呢？陳恩澤將之歸納為“偶然”與“必然”的原因。

 

這必然的因素是，她具備一名優秀法官的素質，正直、善良、勤奮，而且，“她兢兢業業，做好一件事情不難，但十幾年如一日做好每一件事情就很少有人能做到了。”

 

這偶然的因素是，“司法在社會中的地位提高了，那麼，我們就要回應社會的需要，把法官的形象展現出來。但是，我們不能空談法官如何如何好，那麼就要用某一個具體形象來展現。”中國農村法官的代表金桂蘭、城市知識産權專家型的法官代表宋魚水莫不是如此，而現在的黃學軍則是珠三角較發達地區的法官代表。

 

“從大裏説，他們是順應時代需要的。”陳恩澤説。

 

不過，典型歸典型，黃學軍在接受採訪時仍時時強調自己是個人。

 

她謝絕了記者想要採訪她的家人的願望，她説，由於自己工作的忙碌，已經對家人産生了深深的歉意，她不想因為工作而打擾到親人。

 

她還是她，喜歡逛街，喜歡買衣服，喜歡在辦公桌上放一隻可愛的維尼熊，並在手機的背後貼上小蜜蜂和小花朵的圖案。但當記者想要用相機拍下她的手機時，她把手機拿起來，對記者要搖搖頭，笑著説，“這是私人物品，不能拍。”

 

不過，今天的黃學軍沒有穿黑色的法官袍，而是穿著一套顯得嫻雅的時裝。當記者提出要給她拍個照時，她欣然同意了，並在沙發上端正地坐好，對著鏡頭微微一笑。印象中的法官都是身著黑色的法官袍，坐在法庭當中，顯得威嚴而且莊重。但法庭下的黃學軍卻像是換了一個人。

　　

這不是記者一個人的看法。在黃學軍審理的離婚案中勝訴的陳亞嬌也有這樣的看法，那天，放下心頭大石的她到法院拿判決書，遇到了沒有穿法官袍而穿著時裝的黃學軍。

 

陳亞嬌對記者説，“我仲笑?，你唔著法官衣，仲靚添！”

 

她的意思是，黃學軍沒有穿法官袍，更漂亮呢。不過，對於這個誇獎，黃學軍可能早已經“健忘”了。

 

 

 

 

 

 

責編：多國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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