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CCTV-新聞《新香港故事》

    CCTV.com消息（新香港故事6月24日播出）：點擊觀看視頻〉〉〉

    “北上”是回歸以來，港人生活中最頻繁使用的詞彙之一。北望神州，越來越多的港人開始在內地尋求發展機遇，從龐大的商業財團到香港專業人才隊伍、個體的創意産業人，都將認為內地存在無限生機。長期以來兩地的文化差異，也使港人在北上的過程中，産生不少困惑，如何進一步加強兩地的認知與融合，成為香港各界人士共同關注的話題。

    本集通過香港恒隆集團主席陳啟宗和香港新世界集團主席鄭家純北上投資創業的故事，講述港人嚴重的內地投資環境在過去二十多年來的巨大改變，而香港的企業北上不僅給內地帶來了資金也帶來了先進的管理觀念和企業家的榜樣。著名的文化人陳冠中先生則坦誠地在片中講述，早期來內地時做什麼都能領先，而如今內地進步之快已經讓他也覺得有些茫然。

　　詳細內容──

2003年1月27日零時，連接香港和深圳的皇崗口岸實行了旅客二十四小時通關，從那一刻起，香港和祖國內地終於實現了時空的“零距離”。

　　很難想象，僅僅三十年前，如果一個港人想從香港到內地任何一個城市，都沒有可以直接利用的交通工具，他甚至必須在當時還是一個小漁村的深圳住上一晚上，才能搭上第二天去廣州的火車，再輾轉前往內地其他城市。

　　香港專業聯盟的主席，梁振英先生至今還清晰地記得，他1978年第一次去內地時的情景。

　　梁振英：我記得我第一次去那個時候，香港同胞到內地去，還沒有回鄉證。每次去內地都要填一張表格，邊防人員給你填。邊防人員問我姓名、年齡、職業。我是搞土地利用、土地經濟、房地産這方面，我説我是測量師。他想了幾秒鐘，他寫完之後把副本給我，我一看職業那一欄，他填的是什麼，填的是工人兩個字。有朋友跟我説，在當時政治環境，當時的時代背景下，寫你是工人，是把你升級了。

　　1980年深圳正在籌劃建設經濟特區，特邀請了部分香港的專家、工程師參與設計深圳的第一個城市規劃圖。梁振英先生也應邀前往。他曾在策劃會上詢問當地的領導：“未來深圳市的計劃人口是多少？”對方回答：“三十萬。”

　　梁振英：他説三十萬，我們説深圳現在大概一萬多、兩萬居民不到，一個小漁村，一個小農村，哪來三十萬人到深圳居住，今天深圳人口是七百萬甚至更多。所以説明什麼，説明我們這代人，確實很高興，有這麼一個很珍貴、很難得的一個機會，投身這段歷史裏邊，親眼看見，也參加過當中的一些小小的工作，看見整個國家在過去三十年的騰飛。

　　今天我們要講述的是港人北上的故事，他們中既有大企業家、地産商，也有專業人士和藝術家。在過去的十年，甚至更長一段期間裏，正是在他們的帶動下，兩地的距離在拉近，他們也曾走過坎坷、經歷曲折，但他們用堅韌和智慧給人們提供了成功的範例。

　　陳啟宗：賺錢是好事，很挑戰的一件事，很有意義的一件事。你會輸，你會破産，但你也會賺錢，我每天都在這個圈子裏混。非常有意思的，別人以為在上班，不知道我是在玩，小孩子在玩，打遊戲機。

　　陳啟宗是香港地産界的傳奇人物，現任恒隆集團主席的他，個子不高、精力充沛，香港媒體最喜歡他的直率。在商場上，陳啟宗喜歡以出奇制勝。九十年代中期是香港地産業黃金年代，他卻反其道而行，六年時間沒買過一塊地。

　　陳啟宗：1994年3月以後，我們差不多就沒有買過地，升得太高，它會掉下來。

　　1997年底東南亞金融危機嚴重影響香港，香港地産價格一落千丈，很多地産商昨天還腰纏萬貫，轉天就背上了負資産。陳啟宗似乎有先見之明，1997年10月前已將手中絕大部分的物業出售。就在外界對香港經濟憂心忡忡的時候，陳啟宗卻不以為然。

　　陳啟宗：外國人以為香港1997年以後，經濟沒有以往那麼好，是回歸的問題，那是不理解情況的人在亂説話。回歸對香港經濟是正面的影響，不是負面的影響。當時就有個決定，金融危機是不是永遠不能翻身？我們不這麼認為，所以1999年、2000年，我就大舉地去買地。

　　東南亞金融危機過後，香港地價大跌，陳啟宗卻用六年來積累的資金大量買地，危機一過，他手中的地産價格立刻大漲。

　　陳啟宗：那幾年，根本沒有人跟我們競爭。

　　畫面：恒隆地産新聞圖片 陳啟宗圖片 恒隆地産建築圖片

　　2006年，陳啟宗又一語驚人，他要把今後大的投資全部放到內地。在公眾眼中，陳啟宗是一個十足的迷。那麼，他是基於什麼樣的分析做出這樣的決定的呢？又是什麼樣的成長經歷，塑造出了他這樣的眼光的呢？

　　陳啟宗1951年出生在香港，他的父親陳曾熙是香港恒隆集團的創辦人；出身富家的陳啟宗卻從來沒有過優越感。

　　陳啟宗：在上中學的時候，那時候有兩種人，有錢的、讀書比較好的都往英文中學去。先父比較有遠見，他説我兒子將來英文沒問題，把他送到中文中學去。我們那時候在中學裏是三等公民。當然現在看回去，很多人説你父親真是有遠見。在那個年代，沒有人這樣做的。

　　陳曾熙送陳啟宗上中文中學，是想讓兒子從小就了解社會、了解民間，塑造出堅韌的性格。陳啟宗中學一畢業即被父親送去美國唸書。旅美期間，陳啟宗沒有像其他同學一樣，把所有精力放在學業上，而是抽空看橄欖球比賽，參加美國家庭的聚會，甚至還做了教會的義工。陳啟宗説那些年他的漢堡包比米飯吃得多得多。

　　陳啟宗：可能正因為如此，要是像我這樣的人有中國意識的話，反而可以成為東方和西方之間的一個橋梁。

　　陳啟宗在美國的行為讓遠在香港的父親非常擔心，他害怕興趣廣泛的兒子日後回到香港不務正業。

　　陳啟宗：他是個性很強的人，我的個性也很強。我知道回來跟他做生意，一定會有衝突，寧可保持父子關係。我在美國待了十幾年，從來沒有想過回來，直到他病了，他死了，我才回來。

　　新聞同期：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1982年到中國訪問。她是1949年以來，第一位訪問中國英國在位首相。不過，香港人最關心的就是中英兩國領導人，正式就香港問題進行磋商。

　　1982年中英就香港前途開始了正式磋商，每個港人都在關注未來何去何從。就在這時，陳啟宗的父親陳曾熙領導的恒隆集團，連奪正在建設的港島地鐵線中，九個站的物業發展權，但好景不長，八十年代中期，香港地産價格突然大跌，前港英政府要求恒隆集團補償十八億港元，以換取商業價值最高的地鐵金鐘站二段的發展權，恒隆被迫放棄了。此事令恒隆集團備受挫折，其股價一度跌至低點。恒隆集團創辦人陳曾熙日夜操勞，身體每況愈下。不久，陳啟宗從美國回到了香港。

　　陳啟宗：1986年我父親不幸去世，那我總要做個決定，撤退還是留下來。

　　1991年1月，陳啟宗正式接管父業。恒隆進入了家族第二代管理時期。回歸前，香港大多數財團都沒有離開香港，很多人認為這是因為他們“船大難調頭”，想走也不那麼容易走。

　　陳啟宗：要走還是可以走的，八十年代就可以走，但是我們選擇沒走。二十一世紀，全世界最大的商機是中國內地。我們香港人同文同宗，語言一樣，文化一樣，地域是最接近的。有什麼理由我們香港不能夠得益處呢？

　　經過二十多年地高速發展，香港地産價格一路攀升，市場已經趨於飽和，陳啟宗將目光放到了正在逐漸壯大的內地市場。他花了六年時間，仔細研究內地的改革開放，為北上做好準備。

　　早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香港的密集加工業等附加值較低的産業便開始北移，和珠江三角洲形成了前店後場的工業格局。而部分有實力的香港財團也開始駐足內地的服務業，開酒店、搞貿易。鄭家純所領導的新世界集團可謂是頭幾個吃螃蟹的，他本人也是北上的標誌性人物。

　　新世界集團1970年由鄭家純的父親鄭裕彤創辦。鄭裕彤早年曾是香港周大福珠寶金行一個普通的夥計，他用辛苦攢下的一點積蓄投資地産，用二十年時間締造了一個地産王國。新世界後來的核心業務已拓展至酒店投資、基礎設施、服務、建築工程、電訊及交通運輸等領域。成為香港前三位的大財團。鄭家純從小生活優越，涉世不深，因此當他八十年代中期從父親手中接過家業的時候，很多人都很擔心。1989年，鄭家純做出重大決定，大舉投資內地；很多人認為這是一個失敗的決策，因為那幾年正是香港地産的黃金時期，地價漲得很快。

　　鄭家純：1989年到1998年，在香港投資在房地産可以翻七八倍，沒有什麼問題的。但是在內地，我們投進去的錢，這九年的時間，一分錢也拿不回來。

　　在內地市場經濟的起步階段，鄭家純和內地簽署的很多合作協議，都很難得到有效實施。

　　鄭家純：很多合同都沒有很大的法律保障。回想起來，很多投資都是被人家騙了。

　　鄭家純一齣手便失手，來自股東們的批評之聲此起彼伏。而很多後起之秀也直接威脅著新世界在香港地産界的領先地位，那段時間鄭家純壓力很大。

　　鄭家純：項目不成功，當然感覺，覺得自己很笨，覺得無奈，很失望。

　　在鄭家純壓力最大的時候，父親鄭裕彤一直在背後支持著他。他們仔細分析了投資失敗的原因。

　　鄭家純：我覺得這一點關乎每一個人本身的人生觀。我辦事是為公司辦事，是為國家辦事，不是為我個人的事情，問心無愧。當然希望可以辦好這個事情，但是不知道可不可以辦得好，當然有一定的壓力，但是最重要的就是你盡力去辦。

　　有人説，鄭家純是一個很固執的人，他不改初衷，繼續在內地投資。1990年，新世界集團與廣州市政府簽訂三個合作項目，投資三十億港元，發展廣州北環高速公路，珠江電廠及地産發展項目。

　　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簽署後，香港前途已定，港人掀起了內地投資熱。經過六年的研究，陳啟宗對內地的市場環境逐漸有了清晰的認識。

　　陳啟宗：任何一個經濟體，都不可以獨立於周邊的經濟體，何況香港是一個小經濟體，中國內地是一個大經濟體。你不可能去改變它，因為它大你小，你只能按照它的需要去改變。

　　1992年，陳啟宗決定大舉投資內地市場，令人奇怪的是，他把登陸點放在了上海，而不是當時對於港商炙手可熱的廣州。

　　陳啟宗：後來我發現，第一，廣州太多香港的港商在那裏，太熱。一塊地可以賣給三個人，同時賣給三個人，然後慢慢再看誰出高點價格，總之很亂；北京那時太冷，你來就來，不來就算了。上海是剛好，別人以為我是説天氣剛好，其實我不是這個意思，是社會的風氣，是政府的態度。

　　在上海登陸之初，陳啟宗的手筆就很大，他連續買下上海徐家匯和虹口區等四塊五公頃的土地。1993年底，恒隆集團購入靜安區波特曼香格里拉酒店以東的三公頃土地，建設成了今天的恒隆廣場。到2004年，上海地産項目，已成為恒隆集團最絢爛的利潤增長點。2006年，上海項目帶來的收入佔至恒隆集團總收入的百分之三十。

　　陳啟宗：為什麼呢？因為好的地皮，那時候沒買，就不容易再買。我們剛到上海的時候是1992年，根本沒有甲等寫字樓，一棟也沒有。我們去蓋四棟甲等寫字樓，最小的一棟是六萬三千平方米，最大的一棟是九萬平方米，膽子很大。但是我們認定一件事，第一，中國的發展會越來越好，第二，上海會越來越好。所以現在事後回頭看，我們是比較幸運。

　　1992年受北京市崇文區的邀請，鄭家純和父親鄭裕彤來到北京考察。

　　鄭家純：我跟我父親到崇文區，區長介紹環境給我看。我看到那個環境非常地差勁，沒有水，沒有電，還沒有暖氣，房子都很破爛，下雨的時候，雨都滲進來。

　　鄭家純考察的地方就是北京的舊衚同，這也是他第一次零距離地接觸內地居民的生活

　　鄭家純：我去內地去了很多次，但是都沒有具體地了解，所以這樣深入地去看，這是第一次。

　　考察結束後，鄭家純即決定斥資一百八十億人民幣參與崇文區的舊城改造項目。他認為投資舊城改造無論經濟角度還是從社會效益角度，都會給新世界集團帶來巨大收益．

　　鄭家純：這個是很有意義的事情，一方面可以賺錢，另一方面可以幫助他們改善他們的生活環境，所以我們花了幾十億做這個項目。

　　新世界集團在崇外大街沿線一點三平方公里範圍內相繼開發了九大項目，但因為拆遷成本太高，新世界集團在長達六年的時間裏只有投資，沒有回報。

　　鄭家純：但是我們堅持，我覺得改造好一定會賺錢。到現在，我們開始賺錢，錢慢慢賺回來。

　　2005年，新世界集團可謂“多年的媳婦熬成了婆”，在內地“馬拉松式”的投資，終於有了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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