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內容速覽]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懷抱，居住在香港的外籍人士，能適應中國香港的新生活嗎？今天讓我們來講講他們的故事。 |
CCTV.com消息（新香港故事6月19日播出）：點擊看視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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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在香港的外籍人士，能適應中國香港的新生活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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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在香港的外籍人士，能適應中國香港的新生活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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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在香港的外籍人士，能適應中國香港的新生活嗎？
香港是個種族和語言的萬花筒，自1841年開埠起，香港就作為一個自由港，迎接著世界各地的商人、海員、冒險家和雇傭軍。雖然一百多年來華人一直佔據了香港總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但不同民族不同膚色的人們仍然將這裡變成了一個大熔爐，和當地華人共同創造了香港的奇跡。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懷抱，居住在香港的外籍人士，能適應中國香港的新生活嗎？今天讓我們來講講他們的故事。
香港電影界傳奇的澳大利亞攝影師杜可風，會説一口流利的普通話，他自稱是“一直忙著在國際上給華人爭光”的“生了皮膚病的中國人”。從澳大利亞到香港到內地，他將自己的發展足跡留在機會最多的地方。他講述一個特殊的港人回歸後的故事。如今他把自己定位為“新中國人”。
香港特區政府知識産權署署長謝肅方（Stephen R.Selby）1974年第一次來到中國，從此他的生活與這片土地聯絡起來。80年代，他開始在香港政府做公務員，並參加了中英聯絡小組，還參與了香港新機場的建設。回顧前，他面臨著去還是留的選擇，對中國文化的熱愛使他留在了香港。回歸後他成為了第一個代表中國參加國際會議的英國人。如今每次到新機場他都有特別的感受。而回到倫敦他説自己像客人。謝肅方談他與中國、他與香港、他與中國文化。一位生於香港的印巴裔教師努力融入香港社會的故事。
詳細內容：
杜可風，香港著名電影人,他出生在澳大利亞，香港回歸前，他作為攝影師活躍于香港電影界；回歸後他的電影事業已經發展到了內地。
謝肅方，英國人，香港回歸前，他曾作為前港英政府的高官，參加過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談判；回歸後，他留任香港知識産權署署長至今。
沈蔚藍，印度裔港人，她出生在香港；香港回歸後，她繼續生活在香港。
今天，我們要講的是來自三個大洲的外籍人士的香港故事。回歸前，他們曾經面臨選擇，也曾經困惑徬徨，但最終他們選擇了留下來，至今仍享受著香港的自由與開放。
杜可風：我那個時候二十歲左右，我在做海員，我是從海上來香港的，我是搭很大的船來的。我對香港印象最深刻的是，因為它是一個港口，我在澳大利亞的一個港口出生長大，我在海邊長大，天天沖浪。所以我覺得海對我來説，是很重要的。
“杜可風”這個名字永遠和電影聯在一起。他在香港成功，所以大家都忘了，他的真正的出生地是澳大利亞。“杜可風”原名“杜爾”，父親是悉尼的一位醫生。1981年他追求的一位香港女老師給他起了“風”這個中文名字。這位教詩歌的女性一定沒想到，今天，全世界影迷都記住了這個名字。
杜可風：我什麼都不懂，人家拿了一部攝影機給我，我就開始拍，到現在為止，我只不過知道綠色的那個點可以開機，其它的我不太清楚。
攝影師杜可風是香港電影金像獎歷史上第一位獲得獎項的外國人。他非常善於用那口流利的普通話給人們帶來快樂。
鄭佩佩：要講國語嗎？
杜可風：要講國語。要不然誰都聽不懂我在説什麼。
鄭佩佩：你哪的人？
杜可風：他們説我是澳大利亞人，不過以前我説我是有皮膚病的中國人。那個病你放心不會傳染。
鄭佩佩：你為什麼要到亞洲來拍戲？
杜可風：想不開。
鄭佩佩：不是，是想得獎。你看獎都是他得的。
杜可風：不知道為什麼，我比較習慣説普通話，可能是因為我愛過的女人都是講普通話。大部分。
杜可風：語言也代表一種社會變化。語言也代表一種人對自己的自信。我覺得普通話對我來説，是比較適合我的。
在杜可風拍攝的電影中,我們可以看到很多在香港生活的外國族群的身影,印巴社群是香港最大的外籍社群之一，目前在港人口約為三萬五千人。
沈蔚藍：我特別開心去哦在香港出生，我覺得很特別，香港，一個特別的地方。而且可以讓我發揮我想發揮的東西。
沈蔚藍出生在一個香港的印度裔家庭，他們已經在香港生活了三代，她的母親沙馬也出生在香港。她的童年記憶中，仍保留著對舊時香港的回憶。
沙馬伕人：香港以前很安靜，人少，不用擠車，人的生活很簡單。就是我們比如説，那個時候住的屋子是四層的唐樓。
沙馬伕人：我還記得有個人，整天擔著兩個籮，那些木桶，拎著豆腐花、紅豆沙、綠豆沙，每天四點來鐘就來到我家樓下那裏，就這樣很多人來買。在紙裏包著錢就扔下去，他就扔一包拎上來。
香港從上世紀七十年代開始經濟騰飛，傳統華人社會的寧靜生活很快被邁向國際化大都市的喧囂腳步所打破，在初到者的眼中，這時的香港充滿了驚奇。
謝肅方：當時在英國，星期六有足球比賽。比賽完了以後，觀眾全都一起跑出來，在街上走。我來到香港以後，覺得香港天天就這樣。
謝肅方曾在英國愛丁堡大學學習漢語，為了接近他所鍾愛的中國文化，1978年他來到香港，在港英政府當了一名公務員。他説，選擇來香港是因為自己中文老師的一句話。
謝肅方：很多人想學一種語言，他可以學得很好，但是沒有什麼話好説。當時他鼓勵我：除了語言以外，一定要學文化歷史，不然會一口流利的中文，沒有話好説，那不行。
香港至今仍在沿用的英文路名記載著歷史的滄桑，雖然百年來華人一直佔據了香港總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七以上，但曾享有的特權，使部分外來族群一直漠視著當地的生活和文化。 只有那些真正熱愛這裡的人才會傾心學習當地的語言和文化
前港英政府的英籍高官曾這樣形容香港──這是一個“借來的時空”，當時間的腳步走向這個時空的終點時，每個人都要做出選擇。
1984年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訪華，與中國政府簽署了《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香港1997年回歸祖國已成定局。一位旅港英國作家在他的書中寫到：“1997年已經盤繞在民眾心裏，從那時起，香港半數以上的人只談九七，其他什麼都不談。”
沈蔚藍：1997年的時候，好多香港人開始想自己是香港人還是中國人，在這之前，沒有特別反思過，他們突然之間，要為自己定位，就要選擇。我的一些朋友開始想，他們到底是香港人還是中國人。
1997 年，攝影師杜可風和香港導演王家衛選擇遠赴阿根廷拍攝電影，很多人都對他們的選擇不解，為什麼偏偏在回歸前選擇一個離香港最遠的地方呢？
杜可風：因為我們以前拍過《墮落天使》、《重慶森林》，很多人在模倣。你怎麼往前走，你不要模倣自己，那個時候我想我們的心態是，離香港最遠的地方是哪，果然是阿根廷。
杜可風拍攝的多部影片，都對港人身上的飄零感，有深刻的刻畫。
杜可風：要留在這裡的人，其實他有一個肯定這個地方的心態才來的。而且比較清楚，為什麼在這裡的一種心態。
在杜可風的電影中有這樣一個情節：遠在阿根廷的男主人公給故鄉的父親打電話，卻欲言又止。評論界認為回歸前後，杜可風拍攝的影片，充滿了反思色彩。
杜可風：你看這部電影基本上百分之八十左右，是在一個小小的房間裏，那個房間很像香港任何一個地方。很多人會問我，你為什麼跑那麼遠，為了拍一部百分之百是香港的故事，我想大概是這個過程。你出生的或者長大，或者生活的那個空間，對你來説在哪，它是在外面嗎？不是，它在心裏。
九七迫近，當時，對於港英政府中工作的英籍公務員來説，去留已是迫在眉睫的問題。“借來的時空”要歸還了。
謝肅方：當時英國政府提供，如果想在回歸以前，提早退休的，可以有一些比較優待的待遇。第二種情況，他從事的一些工作是很敏感的，英國政府基本上不願意他們留在香港。
謝肅方決定回歸後留在香港，他認為自己了解中國、了解香港。
謝肅方：我不願意離開，覺得基本法第一百條，對當時的公務員提供了一種保障。我覺得我留在香港，應該是沒問題的。
1990年，圍繞香港新機場問題，中英雙方突然出現爭執。九七前景又變得不明朗了。
香港新機場建設耗資巨大，它不僅跨越九七，並對香港的未來産生重大影響，中方強烈要求將這一基建項目列入中英兩國政府磋商的範圍。英方未得到中方認可，獨自在海外招標，結果遭受重創，最終回到了談判桌上。作為香港新機場建設的融資負責人之一，英籍公務員謝肅方參與了當時與中方的交涉。
謝肅方：有的時候，我們的討論不太愉快，不太順利。有的時候差不多到吵架。但是就是在那個會議廳，有這種不好的氣氛，一齣來了，都沒問題了，大家都是朋友。
1991年9月3日，《關於香港新機場建設及有關問題的諒解備忘錄》正式簽署生效。這份備忘錄的面世經歷了並不輕鬆的長達11個月的外交談判。光是談判用紙就達半噸之多 。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到了祖國的懷抱。
回歸後，實行一國兩制的香港特區政府內保留了大批外籍公務員，其中很多人在特區政府內擔任高官，他們的權利得到了法律保證。《基本法》第一百零一條規定：香港特區政府可任用持有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的英籍和其他外籍人士擔任政府部門的各級公務人員。
香港回歸後，前港英政府留任的公務員謝肅方擔任了香港知識産權署署長。1997年9月底，謝肅方接到通知，希望他作為中國香港政府代表團的成員參加在瑞士日內瓦召開的世界知識産權大會，並以“中國香港”的名義在大會上發言。
謝肅方：我就用英語發言。很多人看了，這是怎麼樣的一件事，以前從來沒有發生過。是不是我亂插口。看到我鼻子高，眼睛大大的，以為我是從吐魯番或者從新疆來的，當我是維吾爾人。
根據《基本法》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官員可以作為中國代表團的成員在國際會議中發言。英籍人士謝肅方沒想到，回歸後，這一條文在他身上得到了首次實踐。
謝肅方：每一年參加大會，中國代表發言，然後最後一分鐘，讓給我。
香港特區政府官員謝肅方也創造了一項記錄，他成為中國政府代表團的成員中，在國際組織大會上發言的首位外籍人士。
回歸後，攝影師杜可風拍攝了電影《花樣年華》，這部影片充滿了迷人的中國色彩，之後，他的電影事業開始向內地發展，先後和內地著名導演合作拍攝了《英雄》《綠茶》等多部影片。
杜可風：我想我個人的個性可能是這樣的，可能是我也是來自一個很多年的殖民地，甚至澳大利亞到現在為止，英國女王是我們的頭，我們的領導，那是很奇怪的，因為跟我們一點關係都沒有。
攝影師杜可風祖籍愛爾蘭，出生在澳大利亞，生活在香港，而這三個地區都曾是英國的殖民地。杜可風就像他的名字，曾像風一樣遨遊世界，刻意接觸多種文化，尋找自己精神上的歸宿。
杜可風：其實我到了法國，那個時候，我就發現其實我一點都不喜歡那個環境，我覺得他們做的跟我們的心態完全相反，他們是一種很保守，很尊重他們自己的那種文化的出發點，它一點都不開放。反而我們的空間更開放。
有人説香港是世界上最有戲劇性的城市，在同一條街上你可以看到最傳統與最現代的建築，可以感受到最東方與最西方的文化，你既可以在喧囂的蘭桂坊酒吧狂歡達旦，也可以在星光劇院裏聆聽古老的粵劇。回歸後，香港文化的包容性得到了有效的保護。
杜可風：我住的地方旁邊是戶外電梯，全球最長的戶外電梯。其實我住的地方是《重慶森林》裏面，王菲進去打掃的那個空間，就是我的家。
杜可風：它有這個特點，過一條路就是最老的，有一百多年曆史的，沒有太大變化的一個市場。不過旁邊隔一條路，就是最西方的高樓大廈，這裡因為空間擠在一起，所以對比比較強烈。
杜可風：它有一種自在，有一種舒服的，一種很熟悉的，其實也有一個幻想在裏面。我想香港就是這個特點。
香港終於讓杜可風找到了如家的感覺，他的加入也給香港電影帶來了多元文化的氣息。
杜可風：我這輩子三分之二，在做三分之二外國人，所以我習慣這個。外國人的特點是觀察力比較尖銳一點，會看到一些當地人看不到的東西。
作為香港最大的外籍社群，印度裔港人在努力融入香港社會的同時，也在努力保持著自己的語言及文化傳統。
沙馬伕人：有時候，孩子們會覺得我很煩。印度的習慣，出門的時候不準從背後叫人，印度人覺得這樣不禮貌。孩子們出門的時候，我教給孩子們不要在背後叫人，他們整天問為什麼是這樣的，我真的不清楚。但是我媽媽以前就是這樣教我的，就是這樣的規矩。
沈蔚藍：我教書的那五年，我覺得我自己真的變成一個香港人了，真的。
沙馬伕人：我女兒喜歡説她是一個香港人，我覺得也是，她在香港出生，吃的東西也是香港的東西，朋友也有很多是中國人。
沈蔚藍：香港給我的感覺，香港男女平等也挺好，而且我爸爸媽媽教我，你可以和一個男孩一樣，一個男孩可以掙多少錢，你也一樣可以掙多少錢，你一樣可以這麼獨立。
回歸後，第三代印度裔港人沈蔚藍，在一家英語學校當了一名老師。
沈蔚藍身邊的朋友幾乎都是本地華人，她的生活和普通港人沒有任何區別。在生病的時候，她甚至選擇看中醫吃湯藥。
沈蔚藍：我覺得你的藥好，我以前試過其他大夫的，沒有這麼快。
老中醫：因為他們不敢用量，下這麼大劑量。
儘管沈蔚藍認為自己已經是一個純正的香港人了，但每次出門上街，她仍然受到大家特別的關注。
沈蔚藍：由上車到下車，司機一路和我説話，問我的歷史，問我為什麼會在香港，我覺得香港人怎麼樣，覺得香港好些還是印度好些。就由開始開車直到尾，一路講我的歷史。我一路講我自己，我就清晰了我自己是什麼人。
1997年10月20日東南亞金融風暴登陸香港，10月21日，香港恒生指數下跌765.33點。禍不單行，2003年非典在香港突然爆發，全港大約300人被非典型肺炎奪去生命。香港經濟一度面臨著巨大的考驗。
沈蔚藍：我看到好多香港人很有信心，很樂觀的。那些醫生護士，他們很努力地去工作。不管一個地區或者是一個人要進步，都會遇到一些阻力，不可能樣樣都好，否則你就不會成長了，它會幫助香港的成長。
謝肅方：當時我覺得香港人能夠意識到，我們跟內地沒有這種很密切的關係，香港基本上不行，很多人的態度開始變了。
2003年5月8日，中央政府首批抗非典援港物資運抵香港。中央領導在接到特區政府的求助後曾特別批示：所有送港醫療物資，必須保證質量和保證供應。包括將來需要的護理人員的費用，全部由中央財政負擔。
杜可風：這也是一個過程，這是一個轉捩點，這是一個必須經過的一些成長。
2003年，為抗擊非典，香港電影工作者總會發起「1:99電影行動」，邀請了香港十五位導演拍攝了十一條短片，鼓勵港人逆境自強、攜手互勉，杜可風也在其中義務出演。
相信2003年第二十二屆香港金像獎頒獎典禮將使很多人終生難忘。在非典期間舉辦的這屆頒獎典禮上，香港電影演藝界顯示了前所未有的團結。杜可風因《英雄》一片，獲得了這屆金像獎的最佳攝影獎。
杜可風：今天回家了。其實我覺得今天是我看過香港電影界最團結的一次。今天不是因為什麼理由，只是因為這些人是這樣過來的，我是這樣過來的。謝謝。
從金融風暴到非典，“打不死”的香港精神和成熟商業社會的運行模式在努力支撐著港人度過難關。中央政府對香港政策上的支持使香港市民逐漸恢復了信心。2004年開始，隨著“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的實施，香港經濟走出低谷，出現良好的勢頭。
在香港很多人都知道英籍公務員謝肅方熱愛中國文化，他喜歡收藏中國古代兵器，還曾出版多部研究中國騎射技藝的專著。
回歸後，兩地距離的拉近給了謝肅方更多接觸中國文化的機會，為了切磋射藝，他的足跡遍佈中國內地，從蒙古草原到西藏高原。但有時內地的習慣讓他不太適應。
謝肅方：有的時候我覺得融不進去，為什麼呢，我是當官的，到內地去，就是説我想騎馬射箭，當地的村民，當地的地方政府的人，知道我在香港是當官的，你不要騎馬了，怕你摔倒了，你是官員，我們負責任的。這樣的情況，我好像是被保護的動物一樣。
沈蔚藍一家5口人，她還有一個妹妹、一個弟弟，她的弟弟回歸後也開始去中國內地做生意。
沈蔚藍的弟弟：有些人覺得我會説中文很奇怪。就説，你會説中文？我給內地來的人打電話，講電話講了很久，到去見面了，走到他面前，他説：“啊？原來是你啊？”他們以為是廣東人。就是説你的廣東話，電話裏是聽不出來，聽不出來你是外國人，印度人。他們見到面都嚇著了，以為不知道是誰。很多時候會發生這種事。
如今，香港與內地的經貿關係日益緊密，二十四小時通關、自助通關等措施更縮短了兩地的距離，這也讓生活在香港外籍人士看到了機遇。
沈蔚藍：我覺得我的未來，我會做生意。我想去廣州發展，我想去中國內地發展，所以我想學普通話，和那裏的人溝通。我想中國內地有很大的市場給我去開些學校。現在中國內地都和西方國家做很多交流和做生意，英語要狠好，如果我開一間英語學校，可以由小至大，可以教他們説好英語。我的特長就是讀書和教學、口語，培育他們口才和寫作的技巧，我想會很好，中國內地會發展得很好。
回歸後與內地近距離的接近，讓攝影師杜可風更加了解中國，他將自己對中國文化的細微感受，全部傾注在了電影事業中。
杜可風：一百年前的最國際化的兩個城市是柏林跟上海，現在又是。覺得有一種，對我來説是很自在的感覺。我覺得是應該的。我想很多中國人有這種心態，就是説，等待，一切都會好。我自己看這個過程，我也很驕傲，其實。我覺得中國又一次站起來了那種感覺。
沈蔚藍：我的未來會是很好的，很特別。我覺得自己很特別，我是一個很特別的人。在香港土生土長，受西方的影響，有印度的血統，英籍的護照，一種什麼都有的，塑造出來的香港人。
沈蔚藍：香港為什麼這麼特別？因為有很多我這樣這麼特別的人在這裡。有很多的，而我們要睜開眼睛去看。我覺得香港人沒有説，不行啊，你是印度人特別不好，或者你是英國人，你是特別自豪，他們沒有這種觀念。香港人什麼都能接納。
有人説，作為一個開放的自由港香港，如同一個語言和文化的萬花筒，回歸後，它的多元文化得到豐富，香港一如既往地張開臂膀，迎接著來自世界各地的友人。
責編：嚴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