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視國際 www.cctv.com 2007年05月10日 08:56 來源：南方週末
| [內容速覽]中國的民營企業家們越來越多地和政治發生關係。很長時間，他們熱衷於參選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隨著執政黨大門向他們敞開，又有越來越多的人開始競逐黨代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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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冠巨的“政治高度”曾被外界認為是執政黨對民營企業家態度的“晴雨錶”
記者呂明合
編者按：中國的民營企業家們越來越多地和政治發生關係。很長時間，他們熱衷於參選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隨著執政黨大門向他們敞開，又有越來越多的人開始競逐黨代表。南方週末曾經長期關注民營企業主參政現象，此次南方週末記者在浙江的採訪表明，這是一個不可阻擋的趨勢。但對這一趨勢進行價值判斷，還為時過早。
浙江的民營企業家們，在經營企業的同時，正在經營著自己的政治地位。十七大前夕，浙江的民營企業家們激烈地競逐各級黨代表，成為一種政治現象。
很多民企老闆確信，如果有政治職務，就意味著企業有更多的發展空間。他們的熱情和北京高層的政策密不可分。
去年晚些時候，《關於黨的十七大代表選舉工作的通知》要求十七大代表中，“新經濟組織、新社會組織”(以下簡稱“雙新組織”)的要佔“適當比例”。
與中央層面相呼應，地方的黨代會也相應增加了“雙新組織”的代表名額。
在浙江溫州，中國民營企業最發達的城市，市委組織部的一名幹部承認，對溫州市參加浙江省十二大的代表名額分配，由於競爭太過激烈，名額一再增加。
為了協調關係，來自蒼南縣的新雅集團董事長鄭步良被安排到了經濟界的代表中，永嘉的邱曉來和瑞安的溫邦彥則被安排為科技界代表參選。
7名候選人中，最終有4人當選。而參加中國共産黨十七大的“雙新組織”全國代表，在浙江則只有1名。無疑，到北京和執政黨領導人“共商國事”，是浙江民營企業家的強烈願望，競爭也會更激烈。
老闆坐在主席臺上
兩個月之後，曾憲光對他第一次在黨代會主席臺上就座的情景仍然記憶猶新。
2007年2月27日上午9時，溫州市十次黨代會召開。曾憲光作為溫州市“雙新組織”的代表出席。
和以往不同，這位老闆坐在大會的主席臺上。
“幾乎毫無準備。”曾憲光説，此前他曾分別作為省、市黨代表參加過各種會議，但作為民營企業主代表，被安排就座主席臺上，“這在浙江都是沒有過的事情”。
這一切，早有安排。
“除了市委主要領導和其它一些代表外，我們安排了一名民營企業主作為主席團成員。”中共溫州市委組織部組織處處長王一炬告訴《南方週末》記者。
經過慎重考慮，2月26日的大會預備會議上，曾憲光被正式確定為主席團成員候選人，經表決通過。
“這樣的安排表明我們對這個群體的認同，可以激勵他們充分發揮建設溫州的積極性。”王一炬説。
曾憲光的特殊待遇早有預兆。溫州市委組織部的官員承認，此次曾憲光能登上主席臺，就和新的政策風向有關。
2006年10月，在十六屆六中全會上，中共中央首次明確提出了新的概念：“推進新經濟組織、新社會組織黨建工作，擴大黨的工作覆蓋面，發揮基層黨組織凝聚人心、推動發展、促進和諧的作用。”
不到一個月後，十七大代表選舉的文件首次特別規定，省區市要有適當數量的“雙新組織”黨員代表。而黨員民營企業主，正是“雙新組織”代表所指的最主要組成部分。
此後不久，中國共産黨高層多次通過各種公開場合釋放對新社會階層人士的善意。
2006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書記處書記曾慶紅在全國組織部長會議中再次強調，黨代會代表不僅要有先進性，也要具廣泛的代表性。
“要按照中央精神，堅持代表的結構要求，注意把握代表的構成比例，盡可能做到黨和國家工作的各個領域、各個方面、各個層次都有代表，使代表的分佈更為科學合理，使廣大黨員的意志都能得到充分反映”。
這些信息很快被嗅覺靈敏的溫州官員和商人捕捉到。
一個例子是，2006年3月，溫州市委組織部就在浙江省設置了首個“雙新組織”黨建處，主要負責處理民企黨建問題。
新當選的浙江省黨代表、忠義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姜忠義觀察到了上述變化。他認為，在民營經濟成為主導的溫州，“如果我們共産黨不去佔領(非公領域)，其他組織就會去佔領”。
激烈競爭的背後
民企黨員們很快進入競爭黨代表的“比賽”中。
位於義烏的浪莎集團董事長翁榮金的經歷，驗證了上述説法。翁現在是民建成員，義烏市政協常委。
翁回憶説，在企業成熟後，他曾多次申請入黨，“向組織部提過好幾次”，但在嚴格的限制下，一直未能獲批。
2005年8月，翁榮金選擇加入了“民建”，“有人説先入民建就可以入共産黨，不然，我肯定不考慮(加入)”。
溫州市委組織部的一名官員承認，民營企業主們入黨的限制會多一些。“雖然2004年中央發展黨員工作會議，要求廣泛吸收非公企業主入黨。但程序上，仍然比一般的黨員嚴格許多”。
普通的黨員入黨，只須基層黨組織同意即可，而民企老闆想“戴”上黨員的“紅帽子”，則仍須縣級以上組織部門把關。
2004年11月，民營經濟發達的台州市路橋區舉行浙江省黨代表首次直選試點。
路橋區城東、城西個體戶協會分會黨支部的民營企業主蔣建華、魏忠玲，新橋鎮民營柳林收割機有限公司黨支部女書記葛雪貞等3名民營企業黨員報名參選。
經過激烈的選戰，葛雪貞最終成功當選。
“黨代表選舉的競爭的確很厲害。”新雅投資集團的黨委書記陳如奏説。每逢黨委換屆，為了爭取成為黨代表，個別人甚至想出很多“奇怪的辦法”……陳如奏一一列舉。
58歲的陳如奏，3年前是蒼南縣政協副主席、黨組副書記。2004年2月，在新雅集團董事長鄭步良的反復要求下，經溫州市委批准，他提前退休，轉到新雅集團擔任政治處主任兼黨總支書記，“主抓黨建、企業文化和思想政治工作”。
現在，他作為新雅集團的黨委書記，成為蒼南縣民營企業中罕有的三個溫州市黨代表之一。
“這並不意外。”陳如奏説，企業規模發展越大，謀求政治地位的需求就越迫切。“企業在社會中地位有多高，在黨政機關中的位置需要就有多重”。由於黨代表位置少，競爭也就最為激烈。
在陳如奏看來，之所以會有如此多的企業主熱衷黨代表選舉還有很多原因，首先是黨代表的“牌子”有用。無論對於企業還是企業主個人的信譽，它都足以成為一筆寶貴的無形資産。
其次，當選黨代表，企業主可以認識更多高層官員，“擁有公開的平臺，直接表達自己的訴求”。
新雅集團董事長、中共浙江省十二大代表的候選人鄭步良承認，溝通的機會對於企業發展的確很重要。
他舉例説，新雅集團此前曾在蒼南龍港鎮投資3.5億元，打算在310多畝土地上建設新的生産基地，引發當地居民不滿。但他在黨代會上，“與所有的代表直接面對，解釋了徵地的問題”，事情就很快解決了。
“必須和黨保持一致”
“我們必須跟黨保持一致，這不是套話，共産黨是執政黨，否則怎麼行？”浪莎集團董事長翁榮金如是分析入黨熱、黨代表熱的成因。這已成為所有受訪民營企業主的共識。
即使自己是義烏市政協常委，弟弟翁榮第是金華、義烏兩級人大代表，翁榮金還是全力以赴，讓弟媳陳筱斐成為義烏兩個民營企業的黨代表之一，進入執政黨的核心。
翁榮金承認，弟媳的黨代表身份，為他更準確地把握黨的大政方針、及時調整企業戰略，提供了最好的學習機會，“黨要怎麼走，你才能怎麼走”。
鄭步良舉例説，在這樣的學習過程中，他了解到黨中央貫徹科學發展觀的決心後，很快從戰略上對此前主營印刷生産業務的新雅集團進行調整，因為印刷業污染嚴重。
雖然他們中的大多數不願過多談論“政治的安全感”，但不少溫州民營企業主受訪時，仍會經常提起悲愴往事。
1982年，開放不久的中國，啟動了“嚴厲打擊經濟領域犯罪活動”。當時在樂清聞名一時的溫州民企“八大王”，有的亡命天涯，有的進了監獄。
二十多年來，對“八大王”們的遭遇某天降臨自己身上的擔憂，如陰霾籠罩，一直盤旋不去。
企業家們競爭政經資源
與溫州眾多企業主交往密切的溫州大學城市學院教授馬津龍認為，據他觀察，目前來看，無論是建立黨支部還是參選黨代表，對民營企業主來説，更多的還是政治榮譽。
一個例子是，即使在黨委書記的聘任上，不少溫州的企業主都熱衷於聘任退職的黨政官員。
馬津龍舉例説，比如樂清低壓電器兩大巨頭正泰和德力西的競爭，正泰集團先是請到了玉環縣的縣委宣傳部長顏闕忠做黨委書記，不久，溫州市委宣傳部原副部長鄭達東加盟德力西，取代原泰順縣委宣傳部副部長林小平。
“市委宣傳部副部長是正縣級幹部。正泰就不肯幹了。”馬津龍説，2004年8月，溫州市委宣傳部原常務副部長林可夫成為正泰的副總裁，“常務副部長比副部長地位更高一些”。
“尤其在企業的競爭中，你上去了，往往就不願意退。一旦退下來，別人會懷疑你的企業出什麼問題了。”
馬津龍認為，民營企業主參選黨代表，還出於經濟考慮。“企業主都是利益至上。”
中央黨校教研部王長江教授在一份對溫州民營企業黨建工作的研究報告中承認，企業主對黨組織和黨代表的靠近，更多地出於利益。“有的企業主，是為了擺擺樣子，提高企業知名度，有的讓企業黨組織去做那些得罪人、自己不願做的事。”
但長期觀察“政治格局中的民營企業主階層”的浙江省委黨校副教授董明則對民企參政顯得更樂觀，“我認為利大於弊。”
董明説，考察浙江民營企業主從政的歷史，她發現存在三種時期的從政心態。
一是恢復性、補償性從政。以委員、代表為政治榮譽或者政治資本，藉以顯示自身的社會政治地位，以示得到官方承認。
二是功利型、經濟性從政。在國家仍然把握著社會資源的當下，“曲線救國”，以參政壯大企業。
三是民主型、公益性從政。董明相信隨著市場經濟和政治民主機制的完善，今後企業主們對政治的熱衷程度將會有所降低，而公益性的政治心態則將呈上升態勢。
而目前，浙江民營企業主的參政心態，正從第二種轉向第三種。“能想象出，政治上的競爭，會比較厲害，在競選的過程中肯定存在或明或暗的操作。但格局比較確定以後，會趨於平穩。”
過去，企業主們也許對經濟的追求更多。但就目前來説，權重相對已較次要。同樣，在政治上出人頭地的目標實現後，中國的民營企業主們正處於“從政治人過渡到社會人的階段”，董明説。
溫州市委組織部組織處處長王一炬證實，當上黨代表以後的企業主，在社會貢獻上會更積極，“我們本來就考察對象的先進性，主要就看其對社會的貢獻。而貢獻，除了企業發展，更多則體現在捐款上。”
以鄭步良為例，去年桑美颱風之後，新雅集團董事會投入賑災的款項達78萬多元，在蒼南縣工商聯公佈的“愛心賑災榜”中名列第一。
而2006年3月，翁榮金所在的浪莎集團則投資100萬元，創辦“三農學院”，為來自義烏偏遠山區和城郊土地被徵用的農民提供技術培訓，幫助脫貧。
而姜忠義則採取了另一種形式。1988年下海的姜，1996年作為民營企業主在甌海區錦山街道破例入黨。“當時四百多個入黨積極分子，我是三個表態捐獻遺産給社會的人之一。”迄今為止，已捐款九百多萬。
董明分析，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經濟的邊界和政治的邊界，肯定要重疊。“商人不可能是純粹的商人。”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的“紳商”的出現和發展已證實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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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石光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