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網北京４月１日電  《光明日報》４月２日將刊登文章《論增強公僕意識》，全文如下：

     論增強公僕意識

    李君如

     內容提要

     公僕意識是工人階級政黨的執政意識。工人階級政黨掌握政權以後，只有牢固樹立公僕意識，防止社會公僕變為社會主人，才能保證工人階級不丟失政權，保證工人階級政權不改變顏色。

    各級幹部特別是領導幹部能否增強公僕意識，直接關係到我們的黨風和黨在人民群眾中的形象，關係到黨的性質和前途。公僕意識來自於黨的性質和根本宗旨，來自於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及其所內含的權力觀。進一步增強各級幹部特別是領導幹部的公僕意識，要形成科學的人民群眾對公僕的評價機制和監督機制。     

    胡錦濤總書記在兩會期間參加重慶代表團審議政府工作報告時，以鮮明的語言強調：各級幹部特別是領導幹部要進一步增強公僕意識，始終牢記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這一要求，對於我們提高黨的執政能力，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具有重要的警示和指導意義。

　　公僕意識是工人階級政黨的執政意識

    胡錦濤總書記提出“要進一步增強公僕意識，始終牢記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不僅反映了廣大人民群眾的迫切願望，而且深刻地體現了共産黨執政規律的客觀要求，是工人階級政黨自覺的執政意識。

    公僕意識之所以是工人階級政黨的執政意識，是因為這種意識同國家的公共權力相聯絡，同工人階級政黨的執政地位、執政職能和執政責任相聯絡。1878年，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論述國家權力歷史作用的時候，就注意到“起先的公僕”“逐步變為主人”這一政治現象，並分析了國家權力“從公僕變為主人”對歷史發展産生的影響。1891年，恩格斯在為馬克思的《法蘭西內戰》所寫的導言中，進一步提出了工人階級掌握政權以後必須“防止國家和國家機關由社會公僕變為社會主人”的任務，並且深刻指出國家和國家機關為了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而由社會公僕變為社會主人“這種現象在至今所有的國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因而巴黎公社採取的措施有著特殊的意義。恩格斯的論述説明了三點：一是有了國家權力才有“社會公僕”和“社會主人”這一問題；二是在無産階級政權出現之前，國家和國家機關由“社會公僕變為社會主人”是一個不可避免的政治現象；三是巴黎公社提出的“防止國家和國家機關由社會公僕變為社會主人”的措施，對於勝利了的無産階級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因此，公僕意識是同國家的公共權力緊密聯絡的一種意識，防止社會公僕變為社會主人是工人階級國家的自覺要求。與此同時，我們也注意到，恩格斯説的“社會公僕”，指的是國家和國家機關，而我們現在研究的“社會公僕”，不僅指的是國家和國家機關，而且指的是掌握政權的工人階級政黨及其幹部，這是因為國家和國家機關會不會變為“社會主人”的問題，實質上是掌握國家權力的工人階級政黨及其幹部會不會變為“社會主人”的問題。正是基於這一點，我們説公僕意識是工人階級政黨的執政意識。也就是説，工人階級政黨掌握政權以後，只有牢固地樹立起公僕意識，防止社會公僕變為社會主人，才能保證工人階級不丟失政權，保證工人階級政權不改變顏色。

    我們提出這一問題，更重要的是因為，有沒有公僕意識的問題，不僅關係到中國共産黨的執政地位，而且關係到作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産黨的性質和前途。在今天，我們黨所處的歷史方位，已經由一個領導人民為奪取全國政權而奮鬥的黨轉變為一個掌握著全國政權並長期執政的黨，由一個在外部封鎖和實行計劃經濟條件下領導國家建設的黨轉變為在對外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領導國家建設的黨。在這種情況下，黨的手中不僅掌握著巨大的權力，而且面臨著巨大的利益誘惑。一個時期以來，我們有些部門和地方的黨政機關“門難進、臉難看、事難辦”，有些部門和地方的工作人員“擺架子、耍威風、謀私利”，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盛行。與此相聯絡，老百姓也好，地方和基層幹部也好，投資者也好，為到機關辦事託人情、送禮物、請吃喝，出現了一系列極不正常的社會現象。至於官商勾結，權錢交換，幹部墮落，腐敗蔓延，媒體也多有曝光。這説明，能否樹立和增強幹部的公僕意識，已經直接關係到我們的黨風和黨在人民群眾中的形象，關係到黨的性質和前途。

    尤其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今天，我們黨和黨的各級幹部特別是領導幹部存在著兩種風險：一是做官當老爺，即恩格斯所説的“由社會公僕變為社會主人”；二是以權謀私傍大款，即由“公僕”變為“私仆”。因此，如何牢固地樹立並進一步增強“公僕意識”，防止“社會公僕”變為“社會主人”，防止“公僕”變為“私仆”，已經是執政的中國共産黨在加強自身建設過程中必須認真對待的大問題。

    由此可見，胡錦濤總書記提出各級幹部特別是領導幹部要進一步增強公僕意識，不僅具有深刻的倫理意義，而且具有深刻的政治意義。我們必須認真領會，貫徹落實。

     公僕意識來自於歷史唯物主義的權力觀

    為什麼“由社會公僕變為社會主人”這一在以往的國家發展史上“不可避免”的政治現象，在我們共産黨人這裡一定要遏制它的蔓延進而“防止”它的出現呢？

    首先，這是由我們黨的性質和根本宗旨所決定的。中國共産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生産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中國共産黨始終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歸宿。這就從根本上決定了，中國共産黨掌握國家政權以後，任何時候都必須為人民執好政、掌好權，切實做到胡錦濤總書記強調的“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繫，利為民所謀”，自覺地防止由“社會公僕”變為“社會主人”、由“公僕”變為“私仆”。

    其次，這是由我們黨所堅持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所決定的。儘管我們説黨的性質和根本宗旨要求我們樹立和增強公僕意識，但在現實生活中，我們一些領導幹部並沒有能夠踐履黨的性質和根本宗旨。他們雖然在口頭上也常常自稱是“公僕”，但在行動上，有的反仆為主，視民為草芥；有的以能人自居，伸手向黨要這要那；有的濫用權力、以權謀私，甚至貪污受賄、驕奢淫逸。黨和人民群眾對此都非常不滿意。出現這種狀況，是因為他們有共産黨員之名，卻沒有共産黨員之心，頭腦裏缺乏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認為，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社會發展史首先是生産的發展史，是不同的生産方式依次更替的發展史，也是物質資料生産者本身的歷史，因而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正如毛澤東所指出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因此，共産黨人不僅在執政前要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執政後更要堅持為人民執好政、掌好權，自覺地防止由“社會公僕”變為“社會主人”、由“公僕”變為“私仆”。

    再次，這是由我們黨所堅持的權力觀、地位觀、利益觀所決定的。在我們的幹部隊伍中出現種種不盡如人意的消極現象和令人不能容忍的腐敗現象，歸根到底，是因為我們一些幹部手中握有人民賦予的大權，卻不能正確地對待自己手中掌握的權力，沒有樹立正確的權力觀。江澤民曾經深刻地指出：“領導幹部樹立正確的權力觀，必須正確認識我們手中權力的性質。”“第一，我們黨在革命戰爭時期是代表人民並領導人民去奪取政權的，革命勝利以後則要代表人民並領導人民掌握和行使好國家的各項權力。第二，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人民是國家的主人，中國共産黨的執政地位、社會主義國家的一切權力都是來自於人民的，領導幹部手中的權力説到底是人民賦予的。第三，領導幹部必須運用人民賦予的權力為國家的發展、富強、安全服務，為人民群眾的團結、富裕、安寧服務，一句話，必須用來為國家和人民謀利益，而不能把它變成牟取個人或少數人私利的工具。第四，一代一代領導幹部都必須始終信守為人民掌握和行使權力的正確原則，同時要始終自覺接受黨和人民對自己行使權力的監督。”因此，領導幹部必須正確認識手中權力的性質，樹立和增強公僕意識，自覺地防止由“社會公僕”變為“社會主人”、由“公僕”變為“私仆”。

    總之，我們所講的公僕意識來自於黨的性質和根本宗旨，來自於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及其所內含的權力觀。溫家寶總理最近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説得好：“政府的一切權力都是人民賦予的，一切屬於人民，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一切歸功於人民。必須秉持一種精神，這就是公僕精神。政府工作人員除了當好人民的公僕以外，沒有任何權力。”這就是為什麼在以往的國家發展史上“不可避免”地出現“由社會公僕變為社會主人”這一政治現象，而我們共産黨人卻要遏制它的蔓延進而“防止”它的出現的根本原因。

     增強公僕意識要有人民評價人民監督的機制

    胡錦濤總書記提出的各級幹部特別是領導幹部要進一步增強公僕意識，不是一句口號，而是一種共産黨人的自覺要求、思想境界和行為準則。落實這一要求，弘揚這種意識，應該有科學的評價和監督機制。

    恩格斯讚賞巴黎公社在工人階級奪取和掌握政權以後，可以通過民主制度的建設和完善，來確保國家和國家機關不改變“社會公僕”的性質和責任。這對於我們今天在各級幹部特別是領導幹部中進一步增強公僕意識，有著深刻的指導意義。

    根據今天的實踐及其提出的問題，進一步增強各級幹部特別是領導幹部的公僕意識，首先要形成人民群眾對公僕的評價機制。由於公僕意識是工人階級政黨的執政意識，公僕是具有執政為民的思想境界和行為準則的領導幹部，因此公僕的行為準則應該是讓人民滿意，領導幹部是不是公僕應該由人民來評價。毛澤東早就指出：“共産黨人的一切言論行動，必須以合乎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為最廣大人民群眾所擁護為最高標準。”只有人民，才最有資格評價我們的幹部，也才能正確地評價我們的幹部。近幾年來，我們除了加強人民代表大會和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制度建設，由人民代表和政協委員對政府機關和幹部進行評價外，有些地方還探索由人民群眾對政府機關和幹部打分的形式，來評價我們的權力機關和幹部。這些做法和探索，應該講具有積極的意義。

    根據今天的實踐及其提出的問題，進一步增強各級幹部特別是領導幹部的公僕意識，更重要的，是要形成人民群眾對公僕的監督機制。因為，我們越來越感到，要能夠真正有效地防止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由社會公僕變為社會主人，關鍵在於正確處理國家與社會、幹部與群眾之間的關係。這就要強化權力制約和監督機制，防止主仆關係錯位甚至顛倒。黨的十六大報告在講到加強對權力的制約和監督時指出：“建立結構合理、配置科學、程序嚴密、制約有效的權力運行機制，從決策和執行等環節加強對權力的監督，保證把人民賦予的權力，真正用來為人民謀利益”，並強調要“重點加強對領導幹部特別是主要領導幹部的監督，加強對人財物管理和使用的監督。強化領導班子內部監督，完善重大事項和重要幹部任免的決定程序”。近幾年，我們正在探索運用各種形式，如行政監督、黨內監督、群眾監督、法律監督、輿論監督等，對權力進行有效的監督。這些監督本質上都是人民對權力的監督，是民主監督。如果我們能夠建立健全完善的權力授予和罷免機制，從制度上保障所有行使權力的人必須以人民的滿意與否為其工作的出發點和歸宿，那就一定能進一步增強各級幹部特別是領導幹部的公僕意識，有效防止“社會公僕”變為“社會主人”，防止“公僕”變為“私仆”。（作者係中央黨校副校長）

責編：霍筠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