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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源：新華網重慶頻道

    構建和諧社會，不僅需要建立健全社會保障體系和強有力的政府干預機制，而且需要有發達的慈善事業，以處理好社會財富分配問題。被視為“社會第三次分配”的慈善事業不僅能體現出公民的社會責任感，也是社會進步程度的標尺之一。但與中國ＧＤＰ高速增長形成強烈反差的卻是，慈善事業卻發展滯後：目前，全國每年募集到慈善資金不到１００億元人民幣，不到全國ＧＤＰ的０．１％，它對財富分配格局的影響幾乎可以忽略不計；而美國每年的慈善資金佔ＧＤＰ的９％，有８５％來自於國民。　

    擁有１３億人口，ＧＤＰ達２萬億美元的中國，每年的善款不足百億人民幣，而一個只有３億人口的美國每年卻有２６００多億美元的社會捐贈。我國慈善事業與ＧＤＰ的“脫節”，以及與發達國家的巨大差距都考量出公民的社會責任。

    “先富群體”的慈善熱情為何不高？

    ２００５年，成都市慈善捐款首次突破一千萬元，這是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數據。但是，捐款的９０％來自於普通市民，來自民營企業的捐款不到１０％，幾乎找不到成都知名企業的老闆和富豪們的身影；同樣是在２００５年，重慶市力帆集團董事長尹明善因累計捐贈４０００多萬而獲得“中華慈善獎”，但他卻是唯一獲獎的重慶富豪。作為得益於改革開放而“先富”的群體，民營企業家已經成為中國社會重要的一支力量，但他們所承擔的社會責任卻遠沒有達到社會公眾的期望值。

    重慶中農物業發展有限公司總經理胡崇理説，中華民族素有樂善好施、扶危濟困的美德，但為什麼會出現富人“惜捐”的情況呢？因為社會沒有建立起一套強有力的、行之有效的社會救助與慈善事業的政策、法律體系，現有的一些機制又十分僵化，搞得慈善事業不慈善，僅有的一些慈善活動又缺乏必要的公信力，捐助者的合法權力得不到很好的保證，最後大家只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使得他們對慈善事業冷漠，這是社會的不幸，公眾的不幸，也是先富起來一部分人的不幸。

    中豪律師事務所（集團）重慶所律師齊飛認為，我國在稅收方面對企業從事慈善的鼓勵力度還比較有限，國家規定企業享受慈善捐款抵扣個人所得稅的稅率還較低。除了通過紅十字會等幾個團體、機構選擇部分捐贈項目，能獲得稅前全免的“慈善減負”外，捐贈者在其它慈善機構捐贈款項，相應稅費減得很少。現在，一些發達國家在有關稅收的規定中，對慈善捐贈免稅，而我國稅法規定的公益、救濟性捐贈稅前扣除的額度明顯低於其他國家，全額抵扣的捐贈項目更是非常有限，這成為制約富人階層投身公益事業的重要“瓶頸”。

    齊飛説，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暫行條例》規定：“納稅人用於公益、救濟性的捐贈，在年度應納稅所得額的３％以內的部分，准予扣除。”換句話説，如果企業捐贈款物的金額超出企業當年稅前利潤的３％，超額部分還需要繳納企業所得稅。這就出現了企業捐贈越多，納稅也就越多的怪現象，這在其他慈善事業發達的國家是不可想象的。

    雖然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有關文件規定，凡向中華慈善總會等５家慈善組織進行捐贈的，“准予在交納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前全部扣除”，但由於稅收優惠的範圍很小，且免稅程序也相當複雜，整個辦理過程大概需要經過１０道程序，辦理時間至少要兩個月，因而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民間企業捐贈的熱情和積極性。

    法律界人士建議，國家應儘快制定並出臺《慈善事業促進法》，將個人及企業的慈善捐款全部扣除在應納稅基數以外，對慈善捐款進行全額免稅，並將捐贈人捐贈的物資也計算在企業運行成本之內。同時，還應最大限度地簡化相關免稅手續，利用稅收這一最有力的經濟杠桿來鼓勵和引導企業、團體、個人向慈善事業捐款捐物，以壯大慈善事業發展的物質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