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第七屆中國記者節──《記錄中國》見證中國記者
新華網消息：
紅色政權的“耳目喉舌”
──獻給紅軍長征勝利７０週年和第７個中國記者節
新華網北京１１月６日電 （新華社記者曹智、樊永強）
深秋的贛南紅土地，呈現一派收穫的景象。
“紅都”瑞金葉坪村幾間不起眼的土屋裝飾一新，在第７個中國記者節來臨之際，吸引著一批批全國各地的新聞工作者前來參觀。他們以這種獨特的“尋根”方式來紀念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勝利７０週年，並以此迎接自己的節日。
正是在這幾間不起眼的鄉村土舍裏，深埋著北京城裏那所聲播五洲四海、網絡遍佈全球的通訊社──新華通訊社的根，深埋著人民共和國新聞事業的根。
紅色記憶(上)(下)
土屋裏發出紅色電波
１９３１年１１月７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在中央蘇區抗擊國民黨軍隊第三次“圍剿”的隆隆炮聲中宣告創立。
這一天，是蘇聯十月革命勝利１４週年紀念日。
與紅色政權同時誕生的紅色中華通訊社（簡稱紅中社，新華社的前身），在她的第一條電訊中向世界報道了這一振奮人心的消息。
“這是我們黨第一次越過了敵人的銅墻鐵壁，向全國人民傳播勝利的佳音。”把這條消息發出去的摩爾斯發報員劉寅生前回憶，電臺就設在離會場相隔幾十米的老鄉家裏。
紅中社對外播發新聞的呼號是CSR──Chinese Soviet Radio，中華蘇維埃無線電臺的英文縮寫──這個呼號一直被新華社沿用到１９５６年９月。
“那是在反‘圍剿’戰鬥中繳獲了敵人的電臺，電臺的負責人是紅軍無線電事業的開創者王諍。”中央蘇區史研究專家淩步機説，靠著簡陋的收發報設備，電臺播發了關於“一蘇大”召開的消息和相關文件，並將抄收的國民黨中央社等通訊社的新聞油印出來，發給代表們閱讀參考，而這就是日後成為中國發行量最大的日報《參考消息》的前身。
一個月後的１２月１１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機關報《紅色中華》報創刊。
“報與社是一回事，一個機構，兩塊牌子。”曾擔任紅中社早期負責人的王觀瀾生前回憶説，“我記得王諍那裏抄收到的中外通訊社的電訊，每天一大卷，都送到我這裡來。”
作為新生的人民政權和她所代表的人民的耳目喉舌，“紅中社播發的電訊稿主要是報道紅軍的戰績與蘇區的建設，有時也報道一些白區人民群眾的革命鬥爭。”紅中社早期工作人員韓進生前回憶説，當時的幾個主要蘇區，如湘贛、湘鄂贛、閩浙贛、鄂豫皖、川陜等地，都抄收紅中社電訊，在當地報紙上刊登，甚至連蘇聯的莫斯科也都曾收到紅中社播發的新聞。
１９５６年６月１９日，劉少奇同志在同胡喬木、吳冷西、朱穆之同志談話時，深情地談到：過去我們在天津做秘密工作的時候，總要收聽塔斯社的新聞，收聽紅中社的新聞，並且還要油印出來。因為從這些新聞裏可以了解一些真實情況。那時帝國主義國家的記者也對紅中社的新聞非常注意，收到了就發新聞。
猶如黑暗中的閃電，紅色電波把中央蘇區的蓬勃朝氣傳播到四方。
蘇維埃共和國成立一個月，“圍剿”紅軍的國民黨二十六路軍１．７萬人就在寧都起義，使中央蘇區的武裝力量猛增到６．７萬人。１２月１８日的《紅色中華》報以突出的版面報道了這一激動人心的消息。
紅色政權屬於人民。農民獲得土地，工人實行８小時工作制，婦女翻身解放，兒童實行義務教育，全體蘇區人民享受民主權利……中央黨史研究室研究員王新華説，紅中社對中國古老土地上千百年來都未曾發生的新奇變化進行了及時、充分的報道。她動員後方群眾支援前線紅軍粉碎敵人的“圍剿”，她號召蘇區人民發展生産、開展節約運動，她針砭時弊反對貪污腐敗和鋪張浪費，她宣傳一切對於蘇區建設積極向上的東西，並堅決與有悖於人民利益的行為作鬥爭。
蘇區的讀者親切地讚譽《紅色中華》是“我們蘇維埃人民新生命的表現”，“全蘇人民的喉舌”。
“報紙不但是集體的宣傳者，更是組織者。”革命導師列寧的著名論斷，成為第一代紅中社人辦好社、報的響亮口號。１９３３年８月１０日，《紅色中華》出滿百期，多位領導同志撰文祝賀，期待她“更變成群眾的報紙”，更成為群眾運動的“先鋒”。
“紅中社走的是依靠群眾辦報、辦社的路線。”對紅軍新聞史頗有研究的解放軍南京政治學院教授劉亞介紹説，紅中社建立起了群眾性的通訊網絡，在黨、政、軍和群眾團體等系統中組織了４００多名通訊員；她的新聞寫作堅持通俗化方針，要求蘇區“每一個紅色群眾都能聽懂、看懂”。
《紅色中華》報從週刊逐漸辦成了三日刊直至雙日刊，發行量最大時，每期近四萬份。“參考消息”，每期油印四五十份，為中央領導了解敵情、判斷形勢提供了有價值的參考。
就是這樣一個成績卓越的集體，她的工作人員卻很少。王觀瀾生前回憶，初成立時，編輯部僅兩三個人，外加兩名電臺報務員。
“條件簡陋到只有幾張桌子，組稿、寫稿、編稿、校對，我們都是一肩挑，什麼都幹。”曾擔任紅中社秘書長的任質斌生前回憶説，編輯工作緊張而高效，大家夜以繼日，雖然很累但心情舒暢。
在《紅色中華》百期紀念時，領導同志特別提出：《紅色中華》向困難作頑強鬥爭的精神，值得全蘇區的黨政工作同志學習！
“紅中社的創辦與發展具有開創性意義。”劉亞説，紅中社代表的是一種嶄新的新聞事業，她由共産黨先進思想培育，植根於人民之中併為人民的利益奔走呼喊，是真正屬於人民的新聞事業。
長征路上的燈籠
征程，並非一帆風順。
１９３４年１０月，在那個雁陣驚寒的秋日黃昏，紅中社工作人員融入中央紅軍，踏上了遠征之路。
還在那一年春夏之交，戰火中的紅中社就已經覺察到危機的來臨。在那一時期的《紅色中華》報上，多見到動員群眾參軍保衛蘇維埃、開展節省運動、捐獻糧食和被褥支援紅軍的報道，從中已能嗅出幾分中央紅軍將要轉移的氣息。
在９月８日的《紅色中華》報上，一篇題為《募集廿萬雙草鞋慰勞紅軍》的文章結尾發出了這樣的號召：“為了供給紅軍的需要，無論如何要在十月十日前完成二十雙草鞋慰勞紅軍呵！不要使一個紅色戰士赤足作戰！”而中央紅軍正是從１０月１０日出發遠征的。
在紅中社的廣泛動員下，短短５個月裏，中央蘇區就擴大紅軍８萬人之多，並募集到大批戰備物資，為戰略轉移做了盡可能充分的準備。
“紅中社、《紅色中華》的有力宣傳動員，是中央紅軍戰略轉移前期準備工作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瑞金市黨史專家劉良説。
１０月３日，紅中社停止了新聞廣播及對外發稿，開始踏上征途。
長征路上，紅色的電波並沒有完全終止。紅中社的一些職能轉移到軍委電臺，一旦有條件，就抄收國內外新聞電訊供中央領導掌握敵情、指揮作戰，並與其他紅軍隊伍積極聯絡。在國民黨軍隊圍追堵截嚴密封鎖、黨中央同外界幾乎完全隔絕的狀態下，這支移動的紅色電臺為長征紅軍在漫漫征途上屢克險關、不斷會合作出了突出貢獻。
今年９０歲的老紅軍戴鏡元，長征中是軍委電臺的一名譯電員，他回憶説，由於電臺的出色工作，毛主席親切地讚譽他們是“長征路上的燈籠”。
榮譽，也屬於那些未曾長征亦英雄的人們。
《紅色中華》報在主力紅軍走後其實沒有停刊。它一直持續到第二年的１月下旬，中央紅軍已長征了４個月之後。
主力紅軍長征後，１．６萬餘名紅軍戰士、遊擊隊員以及３萬餘名傷病員留在了中央蘇區，他們繼續抗擊與牽制敵人，保障了中央機關和主力紅軍安全轉移。
劉良説，為保守機密，製造假象，中央政府各部門、各機關依然保留原先的名稱。中央政府機關報──《紅色中華》也照常出版。
因病留在蘇區的紅中社社長瞿秋白，領導著兩三人的編輯部繼續編印《紅色中華》報。按著原來的版式，沿用原來的期號，繼續宣傳擴大紅軍、徵糧、保衛蘇區……
此時的瞿秋身患嚴重肺病，重重圍困中，他帶領報社人員數次轉移辦報地點。由於他們的出色工作，一段時間裏，國民黨軍隊一直以為中央紅軍仍在蘇區。
１９３５年１月２１日，瞿秋白開始轉移。此時，中央紅軍已在數千里之外的黔北小城遵義剛剛掌握了自己的命運。２月２４日，在向閩西突圍的路上，瞿秋白不幸被捕。
６月１８日清晨，福建長汀羅漢嶺下白露蒼茫。３６歲的瞿秋白走到一處綠草坪盤腿坐下，向劊子手微笑著説 “此地甚好”，爾後唱著生前自己翻譯成中文的《國際歌》從容就義。
這是中國共産黨新聞史上、中國現代新聞史上悲壯的一頁。
紅中社負責人周以栗，１９３４年１１月轉移途中，遭受敵人襲擊，在寡不敵眾的激戰中流盡了最後一滴血……
曾擔任紅中社秘書長的徐名正，１９３５年２月突圍途中被捕，在福建長汀英勇捐軀……
紅中社，《紅色中華》報，她們的名字中都有一簇火紅。那紅色，代表著崇高的革命理想，更代表著革命先烈鮮血浸透的青春。
萬眾矚目清涼山
延安，延水河畔的清涼山，如今遊人如織。那些建於上世紀三十年代的一排排窯洞令參觀的人們駐足流連。
這座林木掩映的小山，抗戰時期曾被稱為“新聞山”。它聚集著新華社、解放日報、新華廣播電臺等眾多單位，如今已是全國近百萬新聞工作者心中的聖地。２００３年１１月，修葺一新的延安新聞紀念館在清涼山下建成布展。
歷經磨難，１９３５年１１月２５日，《紅色中華》報在陜北瓦窯堡宣告復刊，紅中社新聞電訊也恢復廣播。
始終與黨和人民的歷史使命保持一致是紅中社的一貫宗旨。高舉起抗日救國的旗幟，是紮根西北的紅中社在那一時期的鮮明特徵。
還是在紅中社誕生的日子裏，她就發佈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對外宣言》、《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出兵滿洲通電》等文件和消息，聲援東北人民的抗日鬥爭。在瑞金的三年間，紅中社發佈了大量文電揭露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陰謀和罪行，抨擊國民黨政府的妥協退讓政策，宣傳中共的抗日救亡主張，報道國統區人民的救亡運動和東北人民武裝抗日的消息。
長征結束兩個月，剛剛恢復新聞發佈的紅中社就積極推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
“到陜北後，紅中社就開始恢復運轉。”任質斌生前回憶，“１９３５年‘一二?九’運動的消息，就是通過 ‘每日電訊’（《參考消息》前身）向中央領導同志反映的。中央據此作出了重大決策，派劉少奇同志到北方局去恢復了華北地下黨的工作，並領導了國民黨統治區的抗日救亡運動。”
第240期《紅色中華報》
在中國共産黨抗日救國方針的感召下，被派來“圍剿” 紅軍的張學良將軍與紅軍展開了秘密合作。
１９３６年１０月，紅軍三大主力在陜北勝利會師，中國革命進入了新的一頁。
西安事變發生後，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共代表團抵達西安展開和平斡旋，紅中社西安分社隨即成立。通過紅色電波，中國共産黨把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正確主張廣播四方，迫使蔣介石最終接受了“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條件，中國，實現了從國內戰爭向抗日民族戰爭的歷史轉變。
為適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形勢，《紅色中華》報１９３７年１月２９日改名為《新中華報》，紅中社也正式改名為新華通訊社。
在清涼山依山而築的土窯洞裏，發出了以新華社電頭播發的第一條新聞：《和平解決有望 前線無大動作 紅軍力求和平》，報道了“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蔣介石被釋放回到南京。
在清涼山上，又一代新華人開始了艱苦創業。
１９３７年４月新聞臺設立；“七七”事變後，每日發稿增加到四五千字；當年１２月，新華社工作人員增至２０多人，油印的《參考消息》正式出版；與此同時，各抗日根據地的分社組織次第建立，開始形成以延安總社為中心的通訊網絡。
小米、黑豆、酸菜、山藥蛋，是新聞戰士們的家常飯菜，窯洞、舊廟、土炕，是“才子”“秀才”們的“安樂窩”。白天，人們分秒必爭；入夜，一孔孔黃土窯洞裏，亮起盞盞昏暗的油燈，有的伏案筆耕，有的手搖馬達，有的戴著耳機飛快地抄收電碼……
抗戰期間，美國評論家艾金森來到清涼山，在親眼觀看了那些穿著土布衣衫手搖馬達的年輕人夜以繼日辛勤工作的場景後説：“我發現，你們青年都是有信心、有崇高理想的人，這就是你們取得勝利的根本。”
“百年積弱嘆華夏，八載干戈仗延安。試問九州誰作主，萬眾矚目清涼山。”陳毅元帥當年留下的詩句，極其恰當地概括了清涼山在全國抗日軍民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在中國革命的滾滾洪流中長大成人，新華社告別了延水河畔，走出黃土高原，走向西柏坡，走向北京，又在新中國建設的禮炮聲裏走向世界。她所報道和服務的對象── 中國人民也從災難深重中奮起，掌握了自己的命運，並以矯健的英姿站立起來，闊步向前。（新華社專稿）
責編：劉彥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