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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軍女兵(後排左一為康克清)■圖片來源/師永剛《紅軍》
新華社消息:72年前,一支八萬六千人的紅色大軍跨過贛南于都河,踏上了未知的征途。70年前的10月,三支九死一生的隊伍在甘肅會寧緊緊擁抱。70年後的今天,我們尋找長征在現代人心中的留存。我們記得他們多少?又懂得他們多少?
★關鍵詞調查:女性視角
在70多年前的長征隊伍中,有一個特殊的群體───女兵。為了解長征在現代人心中的留存,本報進行了“我心中的長征”大型調查。這項由本報與“友邦顧問市場調查公司”共同完成的調查,訪問了635名北京青年。調查顯示:0.4%的被訪者印象最深的長征關鍵詞是───紅軍女兵。
★感悟留言
信仰,是她們留給我最寶貴的東西。因信仰伴生的那種堅韌,在今天看來似乎不可思議。───劉麗麗
融進歷史的長河,她們只是一滴滴小小的水珠。她們折射過太陽的光輝,有的光曾抵達你的眼睛,大多數沒有。
70年過去了,關於長征中女戰士的確切數據,至今無從統計,但可以肯定的是,總數不會超過五千。據稱紅四方面軍女兵人數有四千之眾甚至更多,二六兵團也有相當數量的女兵。
其中,歷史記載最明確的當屬紅一方面軍,它的特殊之處在於:一、人數少,才30多人;二、只有紅一方面軍中,大多數在長征前都不是紅軍,而是在長征中成為革命戰士的;三是她們中後來涌現了許多名垂青史的女革命家:鄧穎超、康克清、蔡暢、賀子珍、劉英、鄧六金……因此歷史痕跡較易找尋。
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對歷史而言只是一瞬。但對紅一方面軍的32位女戰士而言,卻經歷了一次次生與死的考驗,爬雪山、過草地,從普通女子成長為革命戰士。在十萬大軍中,32個人,就像滄海一粟。但就是這群平凡而又不平凡的女子,為部隊籌來了一擔擔糧,救助了一位位傷員,唱響了一支支催人前進的行軍歌。
今年7月,中央文獻出版社推出的《她們───三十二個女人的長征》,描繪了這群紅一方面軍中的“娘子軍”。作者劉麗麗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説:“我幾乎查遍了有關她們的書籍、影像資料。其實,長征途中的這些女性,並不是女神,她們有強幹,也有脆弱,有無奈;有理想,也有七情六欲……她們是在過程之中成就的,她們之所以成就,歸結于虔誠的信仰和堅韌的意志。”
“信仰,是她們留給我最寶貴的東西。因信仰伴生的那種堅韌,在今天看來似乎不可思議。”劉麗麗説。
★堅持就是勝利,這句話永不過時;而堅持的原動力是信仰
“紅一方面軍出發時號稱十萬,到陜北時僅剩六七千人。途中有耐不住饑餓、困乏而逃走的。但隨中央縱隊出發的30多位女紅軍,幾乎全跟著毛澤東走到了陜北。”
“最初中央確定的名額共33人,由各方面反復篩選、斟酌,其中有17位婦女幹部、中共領導夫人和中央直屬機關女幹部10人、總政幹部6人。”據劉麗麗介紹,女紅軍曾玉雖不在名單之列,但她從長征一開始就追隨部隊,和紅軍走完了全過程。“彭儒在出發後沒兩天,過河時著涼高燒不退,在董必武的勸説下沒再前行;還有一位不知名的江西省興國縣人,隨部隊轉移到湘南後,組織上派她護送傷員到遊擊區,之後音訊全無,沒能走完全程。由此看來,跟隨紅一方面軍走上長征路的女紅軍實為32人。”
這32個人,劉麗麗把她們分成三類:除去城市貧民───真正意義上的無産者、覺醒了的農村婦女,還有一些城市“中産”,“她們自己有著良好的家境和優越的生活條件,但身邊婦女的不幸遭遇,激發了她們思想深處的同情和反抗意識”,如蔡暢、鄧穎超、賀子珍等。
32人中有好幾位“海歸”:“蔡暢在法國留過學,劉英、危拱之、博古夫人劉群先、李維漢夫人金維映、楊尚昆夫人李伯釗等都在蘇聯留過學;鄧穎超之前去的是日本;陳慧清、廖似光是從香港來的。這群人都是職業革命者,在革命中發揮了相當重要的作用。”
言及此,劉麗麗説:“堅持就是勝利,這句話永不過時;而堅持的原動力是信仰。信仰,是任何時候都不能缺失的;它能支撐你達成過程,每個人都在過程中成就;‘中産’也好,‘海歸’也罷,都告訴我們,不貪圖享受,把民族大義視為最重,敢為天下先,終成大器。”對於今年的“長征熱”,劉麗麗認為“大家內心一種渴求,需要一種回歸,回到那種率真、單純、有抱負的年代。”
★長征中的女性們,是在追求自我的解放和實現,但她們的邏輯是先為社會著想
長征伊始,部隊就規定,女戰士在長征路上沒談戀愛的不準談情説愛;談了戀愛的不準結婚;結了婚的不準生育。但在行軍途中,因為某些特殊原因,紅一方面軍還曾誕生過幾個小生命,而“每一次征途中的分娩,都是一段辛酸的故事”。“無論生産狀況如何,都逃不脫長征途中生育又捨棄的慣用模式。”
紅軍曾玉生孩子時正下山,部隊後面槍聲不絕,速度還慢不下來,最後,曾玉腳下的血一攤一攤了,才在一叢枯草之中生下孩子,後來還和戰友們趟隆冬時節冰冷的河水。
此前,這些人大多沒真正參軍,只有朱德夫人康克清,是長征前唯一指揮過戰役的女性。她曾對美國記者斯諾説,長征對她而言就像在野外散步一樣。革命的樂觀主義可見一斑。
據劉麗麗介紹,行軍途中缺糧時,她們就開“牛皮公司”,主營“業務”是“沒東西吃時”,把各自吃過的、沒吃過的東西數落一遍。“當時大家最喜歡聽蔡暢侃,因為她曾留學法國,吃過法國大餐。”行軍途中,蔡暢還會給大家唱《馬賽曲》;危拱之會唱河南花鼓;李伯釗編《騎兵歌》,跳《水兵舞》;吳仲廉
寫得一手好標語……
在紅一方面軍的女戰士中,至今僅有謝飛、謝小梅、王泉媛和鐘月林健在,而當年最小的鐘月林現在也已年過九旬。劉麗麗曾拜訪過鐘月林,94歲了,思維還特別清晰。“她説自己最感激共産黨,帶著她長征,先給了她溫飽,再給了她工作,還給了她幸福的晚年。長征中,她們生理上承受的摧殘很多。但在整理她們的生卒年月時,我發現她們絕大多數都很長壽。這恐怕得歸結于她們單純、樸實、率真,有精神追求,物質上知足常樂。”
在劉麗麗看來,“現代人有太多煩躁。以生孩子為例,生孩子想要最好的醫院、最好的醫生,幾家子、幾代人圍著團團轉,坐月子請最好的月嫂……當然,物質水平提高了,講究一點生活質量未嘗不可。但有時候,優越的物質條件容易讓人迷失。革命的樂觀主義,還原到現代人的生活中,就是任何時候都不能失去生活的情趣。而現在人們容易把自我看得太重,一感覺不爽就覺得忍耐不下。長征中的女性們,是在追求自我的解放和實現,她們的邏輯是先為社會著想。但大多數現代人的邏輯,則剛剛掉一個個兒。”
★女人流淚不要緊,但要不掉隊。凡事以大局為重,所以她們的人生中每每遇到坎兒,總能過去
“她們不是女神,她們也有七情六欲。”劉麗麗説。“但當年的愛情、婚姻因其特殊的時代,有其特殊性。譬如説,我幾乎沒看到任何關於夫妻分離互相思念的歷史資料。”
“長征,其實也是一段婦女解放的歷程。”劉麗麗説,“康克清的解放程度讓現在的我都汗顏。她結婚時就跟朱德説,她不操持家務。對女性做不做家務,我個人持保留意見,但不做男性的附庸,在婚姻中保留自我,這是具有積極意義的。”
“愛哭是女人的天性,羅明夫人謝小梅就是一個愛哭的女人。”因為大部隊轉移時不準帶孩子,她不得不把孩子送人。此後想起女兒,謝小梅常常流淚。“一開始,傅連?看到她老説,小梅啊,一定要跟上隊啊。”她是“小腳”,一天路走下來,站都站不住,坐下就開始哭。“但她最終走到了陜北。”
“所以,女人流淚不要緊,但要不掉隊。其中,責任心是很重要的一點。”那個年代的人,對待事情無論大小,都很認真。她們連“背飯鍋”這樣的小事都做得特別到位。“可以説,這些小事成就了她們。寫作的過程中,我就特別感慨,她們幹嗎要翻好幾座山,就為籌一口糧。現代人可能會想,餓一頓就餓一頓吧,何苦呢。謝飛還曾為籌糧而被箭射中。”除去責任心,劉麗麗還特別感慨她們都有像鄧穎超一樣的胸襟,“凡事以大局為重”,所以她們的人生中每每遇到坎兒,總能過去。
鐘月林老人在為《她們───三十二個女人的長征》寫的序言中説,她們“用行動昭示後人:女人通過自身的努力,一樣是事業和生活的強者。”
★在百姓對紅軍的傳説裏,我們感受到了“信仰”和“人民”這兩個詞不同尋常的價值。它們決不是空洞、誇張的符號
和劉麗麗一樣,對於長征,作家鐵凝也有著自己的感悟。這種感悟有很多來自她重走長征路的經歷。
2005年,鐵凝曾隨中國作家“重訪長征路,謳歌新時代”長征采風團重走長征路。在當年的6月,她跨越四川、甘肅、陜西三省,歷時10天,行程3900公里,于20日到達延安。鐵凝在經歷此次“長征”後感言,“時間雖短,感受很深”。
在四川紅原縣的日幹喬大沼澤地,當地的黨史辦蔣主任給作家們講述了紅一方面軍過草地時犧牲的慘烈。“七天七夜,茫茫草地吞噬了一萬多個年輕的生命,而多數人連名字都沒留下。在若爾蓋草原,更多紅軍不是死於沼澤,而是饑餓。”這裡,讓作家們駐足良久。同樣讓他們駐足的,還有當年紅軍戰鬥過的求吉寨。這裡是70年前包座戰役中“圍城”戰鬥所在地。如果此戰失敗,紅軍將會被逼回草地。紅軍打贏了戰鬥,但也付出了極大代價───紅軍離開後,當地藏民拖屍體下山竟拖出了一條至今仍清晰可辨的山溝。
鐵凝説,“至此,長征已不是遙遠的往事,它就發生在我們腳下。我們認識了什麼叫‘慘烈’,也理解了什麼叫‘奉獻’”。
鐵凝在回述重走長征路的時候深有感慨,她説,世世代代,為什麼人類在知道了事實以後還需要傳説?也許那體現了人們對一個已知事件仍不滿足的強烈認知態度,那體現了人們對真善美永遠的浪漫追求。而我們在百姓對紅軍的傳説裏,感受到了“信仰”和“人民”這兩個詞的不同尋常的珍貴价值。在重訪長征路的途中,它們決不是空洞、誇張的符號。我們堅信,70年前紅軍的長征不僅是用腳在走,他們是用意志、信念在走,用超出體能極限的無畏精神在走。也只有如此,才可能迸發出超常力量,從而創造人類奇跡。
在完成重訪長征路後,鐵凝説她決不敢説就此讀懂了長征,讀懂了紅軍。“長征是一部大書,我們對這段歷史還需要仔細掂量,靜心端詳。”
1936
14歲女扮男裝當紅軍
88歲的唐樹林最愛看與部隊有關的節目。每次看到電視劇裏“耍賴”的女兵,她都很不高興:“那麼嬌氣,不像當兵的!”
她想起了自己的軍旅生涯。
唐樹林9歲就當了童養媳。早年喪夫的母親帶著4個孩子乞討時,把她賣給了一家地主,換來一升玉米麵。14歲那年,她從地主家逃了出來。聽説通江城裏來了紅軍,她把齊腰的長辮子一剪,一根草繩往衣服上一扎,就上了街。 “我以為紅軍不要女的。再説,萬一碰見了婆家的人咋辦?”唐樹林回憶説,自己女扮男裝的動機很簡單。
“我可不可以參軍?”唐樹林鑽進人群,問一位紅軍宣傳員。宣傳員上下打量這個瘦得皮包骨的“小男孩”:“你走不動!”
“你們走多遠我走多遠,你們背多少東西我背多少!”唐樹林很是堅決。
宣傳員把她帶到了連隊。捧著滿滿一碗白米飯,唐樹林邊吃邊掉眼淚:“當兵才能吃飽飯,才像個人樣啊!”
不到一個月,戰友們發現這個“皮膚挺細”的小同志跟他們似乎不太一樣:不愛説話,“一開腔就臉紅”,上廁所也老不跟男的在一起,總是“偷偷摸摸地去”。
一天,一個大姐把唐樹林拉到一邊:“跟我説實話,你是女的吧?”看著這位英姿颯爽的女紅軍,她點點頭。於是,唐樹林被調到了後方總醫院當護士。
長征開始後,唐樹林被編入婦女獨立團參加戰鬥。儘管“槍比人還高一截”,她槍法卻很準。“男同志能做的,女的也能!”
1936年2月,紅四方面軍南下作戰失利,不得不向西轉移到康北地區。
黨嶺山位於青藏高原,海拔5000多米,是紅軍長征中翻越的最大的雪山。
指導員邊走邊喊:“同志們!困難最怕勇敢的人,紅軍戰士個個都是勇敢的人!”爬了不一會就滿頭大汗了,唐樹林想脫下身上的棉襖,被指導員制止了:“待會兒有你冷的時候!”
爬著爬著,唐樹林的眼睛被白雪照花了,感到“眼前的雪山在抖動”,她拄著槍站穩了,“拍拍腦袋”,看看“是自己的腦袋在抖,還是山在動”。
有人説,用雪洗洗眼睛就清楚了。唐樹林抓上一把雪就往臉上擦,“真的,馬上就清亮多了,山也不抖了!”
整整4天,部隊終於爬上了黨嶺山的頂峰。一覽眾山小,看見南面不久前走過的夾金山“像個小矮子”,大家一陣歡呼。
很多年了,唐樹林老做同一個夢,夢見自己“使勁爬山”或者來到一片“綠油油的莊稼田”。
“都是長征那會兒走的、餓的!”唐樹林説。
■文/新華社記者
責編:劉彥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