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劉少奇夫人王光美逝世

來源：人民日報社《時代潮》

    王光美，中國20世紀最具傳奇色彩的中國女性之一，她的一生有很多身份：大家閨秀、數學女王、中國第一個原子物理的女碩士畢業生、萬人仰慕的第一夫人、十二年的階下囚，以及幸福工程組委會主任。她的一生大起大落，充滿了傳奇色彩。但迄今為止，有關她的記載大都處於她的丈夫劉少奇的影子當中。不久前，我們終於有機會走近了王光美，在整個採訪過程中，王光美健康開朗，心境平寧，讓我們再一次領略到了當年第一夫人高雅的丰采與高貴的風範。 親愛的母親 王光美的父親王槐青畢業于早稻田大學，曾經擔任農商部工商司長，母親董潔如出身天津富商家庭，受教于北洋女子師範大學。在家中，王光美排行第七，前六位都是哥哥，後四位都是妹妹，其中她與哥哥王光英歲數最為接近，自幼親密無間。用王光英的話來説，王光美是最受父母親寵愛的，什麼事情她都得頭份，什麼事情都把她舉在前面。

    也許正因為如此，王光美從小跟母親之間就非常親密。那時候，家裏面五個女孩子，就五個小床那麼住，後來王光美上大學了，工作也忙了，母親就讓妹妹們四個在一起，然後給她一個套間。這套間原來還是一個過堂，母親把它封起來，因為她知道夜裏王光美唸書念得挺晚的，夏天很早起來，在院裏唸書，這樣的照顧確實是挺特殊的。

    那個時候，很少有母親會讓自己的女兒讀到碩士，但王光美的幸運就在這裡，她的母親真心希望她們學習好，沒有催女兒們早點結婚什麼的。王光美後來考上了美國的斯坦福大學和芝加哥大學原子物理系全獎學金博士，與母親是密不可分的。如果王光美去讀博士，她或許是楊振寧或李政道的學姐哩，所以在物理界的人都講，王光美實際上是最應該從事物理研究的，而且當時在荷蘭的圖書館裏有王光美的學習成績單，上面寫著數學女王。但王光美最終卻放棄了自己夢寐以求的讀博士的機會，選擇了延安。

    王光美的父母曾經多次掩護共産黨人，兄妹當中也有五人先後參加了共産黨。1946年，國共和談期間，從輔仁大學研究生部畢業的王光美成為北平軍事調停處中共代表團的英語翻譯，1947年和談破裂，王光美決定奔赴延安。決心一下，她就跟母親説，母親挺贊成的，也沒有掉眼淚，倒是王光美有點捨不得媽媽。沒想到剛到延安，就碰到延安第一次撤退，只在延安呆了十天就撤退了。 “遭遇”劉少奇 在延安，王光美“遭遇”了劉少奇。北平的洋學生成了共産黨領袖的夫人，王光美的人生軌跡從此改變。時光荏苒，有很多的事都忘卻了，但憶起與劉少奇相識相愛的經歷，王光美仍然滿目溢彩。

    記者：您還記得第一次碰到少奇是一種什麼樣的情景嗎？

    王光美：我第一次見到劉少奇是因為徐冰帶我們去看朱老總。徐冰把我們從北京參加執行部的人帶到延安去看朱老總，朱老總留我們吃飯，吃飯的時候，康克清説，你們一起也去見見少奇。就這樣，她帶著我們這些人，就見到了劉少奇，跟他握了握手。那是第一次見到少奇，也沒説話。有一天少奇到我們辦事局參觀，辦事局就隔著村嘛，中央同志來參觀是大事嘛，都有人陪著走，這是第一次。第二次他就到了我的房子了，參觀的人跟著去了，我們這是城市去的，還挂著點相片什麼的，其實就是個小屋，我和吳青兩人住，都挂著一些相片什麼。他瞧瞧，轉轉，走走。又過了一段時候吧，我和吳青又換了一個村，他又來一回，好像還組織了一個我們這個村的舞會，他來參加，事先在我們屋坐了坐，這次坐的時候可能有點表示吧。

    記者：你們的進展很快嗎？

    王光美：怎麼説呢，忽然有一天，是葉總還是王炳南通知，因為我那時是在軍委外事組，通知我説，少奇同志要找我去談話。我很納悶，我剛到延安來，怎麼找我談話呢？我就説那棗園我不認得，我不知該怎麼去。他們就給了我一匹老馬，説是王震的馬還是誰的馬，説這老馬識途，認得棗園，認得少奇同志家在哪，你就跟著這匹馬走吧！我不會騎馬，跟著這匹馬過延河的時候，正好過來一輛吉普車，濺了我一身水，馬受驚一跑，把我嚇壞了。我看了一眼吉普車，裏面坐著江青，這是我和江青的第一面，沒打招呼。到了少奇那兒，什麼都沒有，少奇也不知道招待我什麼，説著説著就從特別破的抽屜裏拿了一個極臟極小的梨給我。我想了半天説，這怎麼吃。他説，我這兒有刀。我拿起刀削梨，我削的那個梨，整個梨皮在上面不掉下來，少奇説這是怎麼削的，我從來沒看見過人這樣削梨。

    記者：後來少奇有沒有跟您説過，那個時候他是已經喜歡上您了，才故意讓你去的呢還是怎麼樣？

    王光美：我跟少奇在一起，接觸了才知道少奇是沒有愛人的，就是那天吃飯，他説讓我跟他上晉察冀，這話裏有話，就這麼含蓄的，讓我上晉察冀。我留在晉西北也是搞這個土地改革，為什麼讓我上晉察冀，這是他的意思，但當時我還不懂。他上來就説他家裏，説他家裏有多少孩子，之前有五個孩子，這些孩子歲數是多少，他身體有胃病，還有什麼病，身體怎麼不好，完全工作沒有時間……我當時覺得這人真挺奇怪的，他跟我説這些幹嗎呀。

    記者：但是從內心來説您喜歡他吧。

    王光美：那時我特別尊敬他。

    記者：尊敬他幹嗎就要嫁給他？

    王光美：還沒有啊，後來接觸多了才覺得，呀，這人……

    記者：這人好是嗎？他好在哪兒呢？

    王光美：他好在哪兒呢，我佩服他是因為我讀過他的書，另外看他做什麼工作都特別專心，真專心，真刻苦。然後他在找我這個過程中，反正有時侯跟我説話多點，以後不是上我們單位參觀就是上我們這屋，觀察什麼都特細。

    記者：您嫁給了一個比自己大十幾歲的有孩子的男人，婚後還擔任劉少奇的政治秘書，工作上您們是上下級的關係，而在生活中，是不是像所有的夫妻一樣，有時侯也會鬧點小彆扭？

    王光美：那當然。我剛剛和他結婚那會兒，禮拜六看電影，警衛員拉著他去看電影了，他就沒想起找老婆一塊去，我也不知道他上哪兒去了，後來我想我一個人在這兒也不對呀，就生氣，像這種笑話，也是有的。進了中南海，也有類似的事，他在中央開完會，直接去懷仁堂看戲去了，然後通知我去懷仁堂。我生氣了，説既然開完會了，你下了班不回家一下，把我也接過去看戲？他真是不懂這個，他不懂愛人心理，後來他才懂，他知道我在乎了，他也就在乎了。

    記者：生孩子的時候，他是不是對您很照顧和體貼？

    王光美：也看你怎麼説，他其實還是挺動心的，知道我要生了，而且我高齡難産，可是偏偏他那天主持了一個什麼重要的會，我挺諒解這個的，可他還是來了。看到孩子和看到我，還真不是一個時候，因為小孩已經進嬰兒室了，他到嬰兒室看的時候人家抱起來給他看。到我那兒，他親了我一下，以示慰問。 王光美和劉少奇結婚以後，完全變為一個輔助的角色了，她遵循了一個傳統女性的原則，做賢妻良母，相夫教子，把自己的精力獻給了劉少奇的工作和他們這個家庭。正因如此，在中南海裏，國家主席劉少奇一家成了有名的幸福家庭。 經歷“文革” 如果王光美當初不是選擇去延安，而是像她原先所計劃的那樣出國留學的話，她後半生的軌跡又將是怎樣的呢？但命運不讓人有任何的假設，她選擇了去延安，嫁給了劉少奇，所以，在那場中國當代最大的悲劇當中，王光美也就成了一號女主角。

    記者：我們知道，北京友誼博物館收藏的都是建國後歷屆元首出訪時所收到的禮物，其中有一條來自緬甸的紅寶石項鏈，送禮人是緬甸前總理奈溫,他當初大概沒有想到，這份美麗而善意的禮物後來竟成為受禮人羞辱與災難的禍端。這條項鏈是奈溫送的，他怎麼會送您一條項鏈？

    王光美：那一年，我去東南亞訪問。我不是沒有首飾什麼的嗎，外交部到外貿部給我借的，借了一個別針，説你起碼得有個別針，還有一個就是項鏈。偏偏到那布裏海濱游泳的時候，奈溫來跟我們説話，説話時，手一拽，項鏈就松了，我就一把抓住了，我就怕它丟，因為我自己知道是借的，我得還。奈溫説沒關係，他口氣特大，説沒事，我下海給你撈，管他掉幾顆就掉幾顆，沒事。後來他就送了我一條項鏈。

    記者：那您挨鬥的時候，您站在臺子上，他們硬要您穿上旗袍還穿高跟鞋，高跟鞋是讓您穿上還是挂在您脖子上？

    王光美：那個我現在説不太準了，好像是上我家來，我還住中南海的時候，車子就開到中南海府右街西門，進來幾個人，説要翻我們家。我出訪的衣服都放在一個小套間裏，我平常用不著就放在那裏，衣服、鞋子什麼亂七八糟的，他們好像挑了一些，在褲子上給我套上旗袍，是來接我的這些造反學生給我穿的。

    記者：您一下在30萬人面前，他們非常侮辱性地給您戴上乒乓球這種項鏈，您當時心裏在想些什麼呢？您害怕嗎？

    王光美：我不害怕……反正我多少有點精神準備，我覺得真的，少奇還是特冤，本來少奇是一直幫毛主席的，他都不出名，從我接觸來看，他凡事都以黨中央為重，毛主席並黨中央，報頭都是這麼寫的，內容都是他自己整理的，而且送主席去醫院，他起草主席的東西，因為我是他的機要秘書，從我這兒過吧，我覺得他特尊重而且全是為主席著想的，怎麼發回來就全都不對了呢……這時候，江青又蹦出來，用主席的名義打劉少奇，是這種狀況。

    記者：所以您心裏有這個冤，所以就不服氣了？

    王光美：冤，我就橫出去了，只能我橫出去，我不能把少奇橫出去，恨，我不知道那個時候應該恨誰，反正是挺為難的，因為我一看，薄一波等幾個我挺尊敬的領導幹部都一個一個給弄成這樣，我要説上幾句什麼話，我不是檢討的。

    記者：您還頂人家了？

    王光美：是，我還頂他們，那時候我也有點愣勁。

    記者：文革前您跟江青的私交也不是很多吧？

    王光美：是不多，因為她是毛主席的夫人，我很尊敬她，她不給我打電話，我不敢給她打電話，真有一次，為了她上蘇聯治病的事吧，我給她打電話，電話是毛主席接的，我就緊張得不得了。

    記者：您覺得江青她對您有沒有這個嫉妒的成分呢？

    王光美：不好説。我跟少奇出去是組織上批示的，她跟主席不能一塊出去，第一不帶她，也跟不了。關鍵不在這兒，就是後來她搞樣板戲，她想通過樣板戲抓領導界，她對文藝界演什麼戲有很多很多意見，她來跟我説。那時候我是少奇的秘書，我覺得我接觸誰特別是接觸這些負責人，有什麼話我都跟他講，回來彙報，當然我們倆生活在一起，也有這條件，我跟他説了，少奇就不吭聲，只説你別管了，我就不管了。有一天，我從外面回來就聽衛士長説少奇約了江青談了話，對江青説你別跟光美談這亂七八糟的事情，説了她幾句。

    記者：那時候恐怕也只有他敢説江青吧？

    王光美：就是，也就是少奇，江青就怕少奇，少奇他是負責態度，其他人哪敢批評江青什麼？

    記者：江青自殺死了以後，您當時感覺是什麼，因為這個人跟您有很多恩怨呢？

    王光美：這個呀，還不是私人恩仇，江青確實給黨帶來很大破壞，她損害黨的利益，危害黨的事業，這一點她真是該死。至於她為什麼死，我聽人説她用襪子纏著椅子腿，因為我們一般人手裏都沒有什麼東西，她就用襪子接起來，勒在這兒，因為她已經絕望了，她覺得沒有希望了，所以就這樣。

    記者：批鬥回來以後，少奇他有沒有安慰你？

    王光美：少奇沒法説，他一説就等於對這運動的性質表態了。

    記者：那旁邊沒有人的時候不能説兩句嗎？

    王光美：我們旁邊不可能沒有人，他警衛員就不止一個。警衛人員後來也成了造反派的基本成員。

    記者：您對少奇有沒有動搖過？

    王光美：沒有過。少奇實際上是一個很重情的人，在文革中，他不願意連累小孩，跟我談過，説你應該劃清界限，把孩子帶走，這樣可以保護家庭。但是我非常堅定，從來沒有過動搖，在那個時候，稍微有一點動搖，絕對不會有那種表現，我那個時候有點不顧一切了，完全站在少奇一邊，而且他不説話的時候，我都是替他辯護的。

    記者：您們是不是經常一起被批鬥？有一次鬥完了以後你還拉他的手了？

    王光美：是。那個時候是在我們家裏，然後是中南海的批鬥。一開始外面全都圍攻中南海，逐漸演變到這個地步的，家裏貼了大字報，少奇身邊的工作人員對他態度也不敢特別好，一些很同情他的工作人員都抓起來了，後來電話線也給拔掉了，他沒法再跟中央聯絡了，然後造反派來了就揪鬥他，推推搡搡，打他。我們一個關在後院，一個關在前院，我見不著他，我被推出來的時候，看他在挨打，心裏很痛。我當時也被按著頭，到最後他喊得比較厲害的時候，我便衝過去抓住他的手。

    記者：您為什麼會突然拉著他的手？

    王光美：我就覺得越是這個時候，我就越應該證明，越是跟他站在一起，我們當時都分開住了，他們把我拉到後面院去了，那時候隔著三個院，中後面是童小鵬的院，童小鵬搬走後，我住後面。都隔離開，只是在鬥爭會上能見到，然後中間休息一次，到我們書房去喝水，我就心疼他，給他點水喝。然後他喝了一杯水，就這些點滴的印象，難以破滅，因為無緣無故真狠呢。

    記者：您在監獄那段日子怎麼熬的，都在想些什麼？

    王光美：我根本不知道哪天是哪天，對我來説今天是幾月幾號，不知道，只知道今天是上午、下午、陰天、晴天，因為只有一個窗戶，天氣熱的時候，上面兩個窗戶開著，底下兩個窗戶不開。那個監獄的床，炕是木炕，但是都矮，但這矮我現在才懂，本來監獄的炕都是一個木板床，它都是兩個凳子，中間一塊木板，它為什麼矮，我們常年都坐在那兒，不許動，也不許抬頭看窗戶，是不讓你逃跑，所以這床必須低。

    記者：您見到自己的孩子之前最擔心他們什麼呢？

    王光美：我第一沒想到他們還活著，第二我也不知道見了以後對他們後果怎麼樣。有一天看管的那個人説他們要來看我，説這是毛主席批示，小孩寫信給主席要求見爸爸媽媽，於是他就把主席批示給我了，主席寫著，爸爸已死，可以見見媽媽。我認識毛主席的字呀，經過批示，小孩都從外地趕來的，一個在山東，一個在山西，都趕來，不知道要求多少次才批准一次，所以我見了他們一次。

    記者：您知道少奇已經不在人世的時候，您……

    王光美：我問了一句，我説怎麼……也不讓我問，不跟我多説，就是病了，馬馬虎虎搪塞，所以到現在少奇臨終前什麼樣我也弄不清，我只知道他死於開封。我倒覺得他去世是好事，這點有時候別人不能理解，見不到活受罪呀，我當時氣得罵管我的人，我説可能是便宜了少奇，我諷刺那個整我的人，因為我想，少奇活著，他們説不定整他整得更厲害，那他多活一天多受罪，他走了倒好，我心裏是這種想法，有些事不是一句話能説得清。

    記者：您在那裏面有沒有過絕望的時候，就是想也許我真的出不去了……

    王光美：好像我老覺得我會出來。

    王光美重見天日了。1979年也就是入獄12年後，王光美終於重獲自由了。 1980年，王光美出獄後一年，劉少奇也獲得了平反，當時他已經逝世十年了。中央為他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追悼會上，鄧小平致悼詞，許多人都哭濕了衣衫，而全中國人也在電視機中看到了這個情景，併為之動容。

    健康生活 惡夢已經過去，生活還在繼續，今天的王光美不僅是一位兒孫滿堂的祖母，也是一位積極投身於社會的長者。

    一個人住了監獄十多年，要在美國，不可能有人相信你心理上不受刺激，沒有毛病，但王光美出獄後心態一直很平和。這當然是因為她的性格比較豁達，她只看將來。她也回顧，但她不受過去的影響，不覺得那是一個很大的思想負擔。對別人的醜惡面她也不計較，她覺得那是由一個時代造成的，一個集體的活動不能看作是一對一。能夠寬恕他人，給王光美的晚年生活帶來了自由和安寧。

    經歷過文革那麼殘酷的政治鬥爭，王光美不再希望搞運動，而是主張實事求是，該教育教育，該處分處分，有組織部、統戰部，哪個部管什麼都有規定。如果這些機關都腐敗了，不起作用了，那需要調整誰都行，就是不能搞普遍運動。她認為，一搞運動就很容易走火，呼啦一下子，誰也不知道誰冤枉了，哪個過火人不是自己想過火，國家這麼大、人這麼多，要是好壞不分呼啦一下子誰也控制不了，那造成的損失就太大了。她相信文革的事不會重演。

    現在的王光美身體狀況非常好，她每星期還游泳兩次，每次遊20分鐘。都快八十的人了，遊20分鐘她竟然不覺得費勁，假如允許，遊40分鐘也行，不過她控制自己只遊20分鐘。她笑著説：“真是沒有比賽的那個能力了，假如我跟別人賽，我準輸，遊不快，比如我那司機、服務員，他們肯定比我快。”

    良好的身體狀況使王光美能夠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社會公益事業當中，1995年起她擔任了幸福工程的組委會主任，幫助窮鄉僻壤的貧困母親改善生活。

    王光美儘管年事已高，但仍然堅持深入窮鄉僻壤看望那些需要幫助的貧困母親們。她的愛心與親善贏得了那些母親們發自內心的熱愛。一次她去門頭溝──那是她去得較近的地方，一位貧困母親拉她坐在床沿上，給她鋪了一塊布，那是一塊非常乾淨的布，她們沒有別的，只能這樣來表達對王光美的愛與敬重。這件事讓王光美感動不已，她覺得這是她們對她的優待和信任。

    王光美經常教育她的小外孫們要關心別人，要為貧困地區的孩子著想。在她的言傳身教下，孩子們也養成了幫助貧困孩子的習慣。王光美的女兒們説，她手裏不能有錢，一有了錢，她馬上想一定要送給誰，捐給誰，一定要幫助誰，那錢轉眼就沒有了。

    1996年的時候，王光美還把母親留下來的幾個瓷器都拍賣了，拍賣了50萬元，都捐給幸福工程了。剛捐完，就有一個外國記者打電話問她，母親不在了，她怎麼會舍得把母親的東西給賣了。王光美説，我捨不得，但那麼多貧困母親都沒飯吃，我留這些幹什麼，我確實把這些東西給了她們，因為我自己的媽媽好。她是上過學的，她有條件上學，她就有文化，這有文化的母親跟沒文化的母親是很有點區別的，但是我接觸的農村婦女她們都勞動，我希望她們也能有文化，至少能不受貧困。

    這就是今天的王光美，不再是當年艷光四射的第一夫人，但她的寬容心，她的慈祥，她的善舉，她一顆母愛的靈魂，依然讓萬眾景仰！

責編：何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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