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紀念紅軍長征勝利70週年

    新華網北京8月23日電 一部長征的歷史，是一部險象環生的歷史。

    國民黨重兵的圍追堵截，惡劣自然環境的生死威脅，正確與錯誤路線的較量，團結與分裂的鬥爭……紅軍一次次陷入死亡的邊緣，又一次次在絕境中重生。

    黨和紅軍的命運之舟，就這樣沿著曲折的河流駛向勝利的彼岸。

    血戰湘江：慘痛的悲劇，引發了黨和紅軍對於中國革命前途的反思

    記者徐壯志、劉水玉廣西桂林報道──

    91歲的老紅軍王道金至今不敢去湘江憑吊犧牲的戰友。

    那是他和多少紅軍將士不忍回首的傷心地。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一場與後來的西路軍蒙難、皖南事變一起並稱為我軍歷史上三大悲劇的戰役，險些讓中央紅軍全軍覆沒。

    40多天中連續突破敵人三道封鎖線後，從江西突圍出來的中央紅軍拖著疲憊之軀，奔向廣西境內的湘江。已經判斷出紅軍意圖的蔣介石，憑藉湘江之險，設下了第四道封鎖線──僅在興安至全州間的湘江沿岸，就密布著200多個碉堡和30萬人左右的大軍，紅軍與國民黨軍人數對比為一比五。

    “我們在11月27日渡江時，防守的敵人還不是很多。”老紅軍唐進新回憶。國民黨軍閥間的貌合神離，曾給紅軍留下過順利渡江的機會。

    唐進新所在的先頭部隊奪取湘江渡口時，軍委縱隊距最近的渡江點僅160余裏。然而，帶著從中央蘇區搬出來的“罈罈罐罐”的隊伍，竟整整走了4天。

    4天的延誤，使湘江幾成紅軍絕地。

    “天一亮，敵人的飛機、大炮就把陣地打成了一片火海，黑壓壓的敵人把山坡蓋滿了。”91歲的唐進新説，參加紅軍以來，他從沒見過像那天那麼密集的炮擊。

    數十里外的光華鋪，上演著同樣殘酷的血戰。張震將軍回憶，僅3軍團10團，就頂住了敵人的1個師又1個團。戰鬥最激烈的30日，團長沈述清犧牲，幾個小時後，繼任團長杜宗美也犧牲了……

    “我們連過江後剩下一半，戰鬥結束僅剩20多人。”那是3軍團老戰士王道金征戰生涯中見到屍體最多的戰鬥，“江兩岸的石頭上濺滿了血！”

    斷後的5軍團34師、3軍團6師18團被敵人阻斷在湘江西岸，大部陣亡，34師師長陳樹湘中彈被俘後，從腹部傷口處扯斷了自己的腸子，壯烈犧牲……

    鮮血染紅了湘江。從此，當地有了“三年不飲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魚”的説法。

    這一戰，中央紅軍從出發時的8.6萬銳減為3萬多人。紅軍將士以空前巨大的犧牲，粉碎了國民黨圍殲中央紅軍于湘江以東的企圖，保護了在顛沛流離中尋找出路的中國革命。

    死者的鮮血，引發了生者的反思。連唐進新這樣的普通士兵，也開始擔心紅軍的前途：“我們都開始懷念朱毛指揮紅軍打勝仗的那些日子。”

    遵義會議：成立14年的中國共産黨，首次獨立自主解決中國革命重大問題

    記者白瑞雪、周之江貴州遵義報道──

    湘江之戰的慘敗，使黨和紅軍逐步認清了王明“左”傾路線的危害。從湘南通道到黔北黎平，在毛澤東等的努力下，中央紅軍最終放棄了與紅2、6軍團會合的計劃，從根本上實行戰略轉兵。

    長征和中國革命的命運，一步步地邁向了偉大的轉捩點。

    1935年1月7日，紅軍攻克遵義。1月15日起，紅1軍團警備連戰士楊世林和150多名戰友一起，調到紅軍總司令部駐地執行警衛任務。

    他們警戒的目標，是一座上下兩層的小洋樓，那曾是黔軍師長柏輝章的公館。

    92歲的曾美那時是軍委一局的見習作戰參謀，住在柏公館一樓。“會議在樓上進行，我們在樓下聽得見開會的聲音，但不知道內容。”他記得，“會議每天下午三四點鐘開始，一直開到深夜，有時到拂曉。”

    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1983年發表的《關於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若干情況的調查報告》是這樣還原這次會議的：會議開始，由博古作關於第五次反“圍剿”的總結報告，周恩來接著作了副報告。毛澤東進行重要發言，批評了博古報告中談到的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主要原因是敵強我弱等觀點，認為其主要原因是軍事指揮上和戰略戰術上的錯誤……

    參加過遵義會議的陳雲生前曾回憶説：“毛主席講得很有道理，內容就是中國革命戰爭戰略問題。”

    3天的會議通過了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等4項決定，取消了博古、李德最高指揮權，會後又成立了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的“三人軍事指揮小組”，統一指揮紅軍的軍事行動。

    20位會議參加者中的絕大多數，在中國革命瀕臨絕境的生死關頭，推動了我黨歷史上第一次偉大轉折。這是中國共産黨成立14年來，首次獨立自主地解決了中國革命重大問題。

    “遵義會議是我黨從幼年走向成熟的標誌，説遵義會議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一點也不過分，否則，如果仍讓李德等人瞎指揮下去，紅軍全軍覆滅並不是危言聳聽。”軍事科學院長征史專家徐佔權説。

    遵義會議的歷史貢獻在於：開始在全黨範圍確立了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結合起來，獨立自主地解決中國革命重大問題的基本原則和方針；開始形成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保證了黨的馬克思主義路線的貫徹執行；開始從根本上改變黨內生活不正常的狀況，為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則確立正確的領導制度和維護黨的團結統一提供了寶貴的經驗。

    四渡赤水：3萬紅軍突破40萬敵軍重圍，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記者白瑞雪、朱鴻亮貴州貴陽報道──

    3萬：40萬，紅軍與國民黨軍在赤水流域的兵力懸殊，達到了長征以來之最。

    “兩個月不停地打，大家都快累垮了，子彈袋也空了。”王道金回憶説。

    就在王道金和他的戰友們為陷入重圍的紅軍憂心時，重掌紅軍指揮權的毛澤東，開始上演他軍事生涯中最為精彩的得意之筆。

    土城戰役，紅軍在青杠坡地區對川軍兩個旅發起猛攻，不料川軍後續部隊4個旅迅速增援。

    這是一場異常慘烈的膠著戰，不足兩平方公里的葫蘆形山谷裏，倒下了3000多名紅軍將士。“從山下到山上全是墳！”今年82歲的趙文彬老人當年就住在青杠坡上，“紅軍傷員的衣服，被血浸得硬邦邦的，在水裏泡了一天都搓不動。”

    “兩軍兵力相差懸殊，如果戀戰，很可能成為第二次湘江戰役。”2006年8月，陳賡大將之子陳知建來到了土城戰役舊址。站在青杠坡上，這位長期從事軍事指揮的將軍對“毛主席用兵真如神”有了直觀的感悟，“這邊還在打，那邊就開始架橋，這一走，全盤棋就活了。”

    紅軍迅速撤出土城，一方面作勢要北渡長江，另一方面出其不意地回師黔北。

    在土城渡口，長久以來拖累部隊的輜重被沉入了赤水河。一渡赤水，紅軍向古藺、敘永地區前進。王道金回憶説，戰士們以為紅軍要從此北渡長江、與四方面軍會合，上級卻突然通知不渡長江了，“這裡地形不利，況且蔣介石已在長江南岸佈置了幾十個團。”

    二渡赤水，紅軍回師向東，利用敵人判斷紅軍將要北渡長江的錯覺，打了敵人一個措手不及。5天之內，紅軍取桐梓、奪婁山關、重佔遵義城，殲滅王家烈8個團和吳奇偉縱隊兩個師。

    這是紅軍長征以來最大的一次勝利。王道金還記得當年的興奮：“扁了好久的子彈袋，這下都裝滿了。”

    三渡赤水，紅軍又入川南，再次擺出北渡長江的姿態。待蔣介石的重兵再次被調至川南時，紅軍卻又一次調頭向東，從敵軍的間隙中穿過，第四次渡過赤水，爾後南渡烏江，兵鋒直指貴陽。

    守軍僅一個團的貴陽城亂作一團，坐鎮指揮的蔣介石慌了，急忙調滇軍入黔，沒想到紅軍只是虛晃一槍，乘虛進軍雲南，以7條小船順利渡過金沙江，就此跳出了國民黨幾十萬大軍的包圍圈。

    “戰士雙腳走天下，四渡赤水出奇兵。”王道金回憶説，“每天不停地走、不停地打，突然有一天我們發現，身後的敵人不見了！”

    時東時西，時進時退，在100多天的四渡赤水過程中，紅軍的作戰方向迭次變更，那支機動靈活、不可戰勝的紅軍又回來了！而這一切的根本原因正在於，毛澤東重掌了他親手締造的紅軍的指揮權。

    25年後的1960年，當來訪的二戰名將蒙哥馬利讚譽毛澤東指揮的解放戰爭三大戰役時，毛澤東説，四渡赤水才是他自己的得意之筆。

    “四渡赤水的用兵之奇，在於敵變我變、避實擊虛。”國防大學教授徐焰説，這與紅軍長征初期不顧敵情一味死打硬拼形成了鮮明對比，徹底改變了第五次反“圍剿”以來被動挨打的局面，奪取了戰略轉移中的主動權。

    紅軍在千山萬水間從容飛渡，實現了遵義會議確定的渡江北上的戰略方針。軍事科學院姚有志將軍認為，正是通過長征，全黨全軍真正認識和理解了毛澤東和他的軍事思想，確立了毛澤東軍事思想在中國革命戰爭全局上的指導地位，而四渡赤水，無疑是毛澤東指揮藝術的經典之作。

    反對張國燾分裂主義鬥爭：在一生最黑暗的時期裏，毛澤東無私無畏、堅定地維護黨和紅軍的團結

    記者劉永華、吳傑四川成都報道──

    兩軍會師的消息，讓紅四方面軍新劇團戰士王定國興奮不已。

    93歲的王定國老人，至今還記得中央紅軍和四方面軍會師聯歡大會上李伯釗表演的舞蹈和陸定─創作的《紅軍兩大主力會合歌》。

    那時，22歲的她並沒有意識到，這熱鬧之下潛藏著什麼。

    中央紅軍和四方面軍會師後，黨中央主張繼續北上，以領導和推動全國的抗日民主運動，但手握四方面軍指揮大權的張國燾卻置中央的反復勸説于不顧，公開反對北上方針。過草地後，張國燾又命令已經北上的四方面軍部隊南下。

    中央不得不率領1、3軍團和軍委縱隊先行北上。

    軍事科學院研究員陳力説：“南下與北上之爭，本質在於是否堅持北上抗日的政治路線，是否堅持黨指揮槍的根本原則，是否維護黨和紅軍的團結統一。”

    中央從來沒有放棄説服、爭取張國燾北上的努力。

    但張國燾最終還是拒絕了中央的告誡，于10月5日在卓木碉非法成立第二“中央”。

    毛澤東事後回憶説，那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時期。

    對於四方面軍和留在四方面軍裏的中央紅軍指戰員，張國燾的分裂，讓原本艱苦的長征路又增加了幾重磨難。

    “張國燾害得我們多走了多少冤枉路，多打了多少仗喲！”曾三過草地的紅四方面軍老戰士岳建平回憶説。92歲的劉洪才，則用“屍水橫溢”來形容再次走進草地的感受，“上次死的人已經被水泡漲了，我們就光著腳在白生生的肚子上走。過了那段路就要洗腳，否則要爛腳！”

    南下部隊在1935年11月的百丈戰鬥中遭受重創，被迫退入西康境內。紅軍由南下時的10萬人銳減為4萬人，張國燾的南下計劃徹底破産。

    原在中央紅軍的劉志堅兩軍會師後到了四方面軍工作。他生前回憶説，張國燾分裂紅軍南下後，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通過各種方式錶示對四方面軍指戰員的極大關懷，而留在四方面軍的朱德、劉伯承和中央紅軍的同志們，與四方面軍同甘共苦、生死相依、並肩戰鬥，最終戰勝了張國燾分裂紅軍的陰謀，走出了雪山草地。

    1936年6月，賀龍、任弼時指揮的另一支紅色大軍與紅四方面軍在甘孜會合，之後共同北上。

    “紅軍一旦分裂，三大主力就無法實現會師，更不會有日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和發展。”徐佔權説，“在毛澤東的領導下，各路紅軍實現了大團結，保證了黨對紅軍的絕對領導。”

    1936年10月，三支長征大軍在黃土高原緊緊相擁。從此，在這支一次次被置之死地而後生的大軍面前，再也沒有戰勝不了的困難了。

    毛澤東説，長征一結束，新局面就開始了。

責編：霍筠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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