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記憶?感恩──唐山大地震30週年祭

    10年，如果用來等待一個人，是漫長的。不知如今已成為“育紅?施耐德”的唐山地震孤兒黨育紅是否知道，在這個她幾乎已經抹去了所有記憶的城市中，很多人在等她。

    7月27日下午2時20分許，被當作外賓的黨育紅和她的母親蘇珊女士及當年石家莊育紅學校大隊輔導員孫麗麗老師一起走進唐山市唯一一家五星級飯店錦江酒店的時候，早已迎候在這裡的黨育苗、黨育新姐妹倆立即歡叫著撲過去，姐妹三人緊緊摟抱在一起，仿佛只有這樣才能彌補此前一次又一次漫長的分離。

    “這是你，這是我，這是她”

    儘管語言不通，見到兩個妹妹的黨育紅並不沉默。從飯店大堂到15樓的房間，三人連比劃帶説，一會兒抹淚，一會兒又笑做一團。

    稍事休息後，三姐妹同蘇珊女士、孫麗麗老師一起，為聞風而至、前呼後擁的記者們召開了一個簡短的見面會。

    20年前和10年前分別為她們照過合影的唐山勞動日報社攝影記者趙錫復拿出了一份特殊的禮物───一張20年前的老照片。

    “這是你，這是我，這是她！”看到照片，育紅在踏上故土後第一次使用了母語。一邊的育苗和育新忍不住歡呼起來。

    其實，對於黨氏三姐妹來説，關於自己的身世記憶，已經無需通過任何影像和文字去尋找。

    黨育新説，第一次發現自己和別人不一樣，是在1984年6月。這時候她已經8歲半了，下個學期她就要升入育紅學校四年級。而就在這個時候，專門培養教育1976年唐山大地震“地震孤兒”的育紅學校完成使命受命停辦了。

    姥姥把她接回家中，於是她知道，自己不同於那些有父母的孩子，從此要同年邁的姥姥相依為命了。

    姥姥是位沉默的老人，祖孫之間沒有交流，她的生活中再也沒有了從小習慣的老師的關愛和看護。在育紅學校，像她這樣幼小的孤兒，是被5位老師從幾個月起抱著長大的。這一突然的生活轉變，讓生性活潑的黨育新整整適應了兩年。孤獨和無助中，黨育新數次給育紅學校那所她心中的“家”寫信，問：“什麼時候開學啊？怎麼還不接我回來？”

    而此時的育苗也回到了唐山。小育苗生性好動，喜歡唱歌、跳舞，也喜歡冒險、玩惡作劇，她常常跟別人吵吵鬧鬧，一副桀驁不馴的樣子。在人們眼中，她是個不安分的孩子。

    黨育苗15歲那年，有一件並非偶然發生的事，對她的成長産生了決定性的影響。

    1990年春節前夕，黨育苗作為唐山地震孤兒的代表應邀去北京，參加由解放軍總政治部和中央電視臺聯合舉辦的“心連心”軍民聯歡晚會。那一天，還有一位解放軍某團政治處主任吳蘭恩，他是作為曾被中央軍委授予“唐山抗震救災模範紅二連”光榮稱號的代表來參加晚會的。由於晚會主持人精心安排，素不相識的黨育苗與吳蘭恩戲劇性地會見，使得那場災難中的救人者和被救者兩代人緊密聯絡了起來，黨育苗更由此開始了不同以往的新生活。

    吳蘭恩1972年入伍，唐山地震時，他們是最早進入唐山震區的救援部隊之一。

    當年電視屏幕上黨育苗與吳蘭恩相見的動人場面，把那場晚會推向了高潮，會場上和電視機前，不知有多少人感動得熱淚盈眶。晚會結束後，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江澤民輕撫著黨育苗的頭頂，語重心長地説：“黨育苗，這名字取得好，你要做黨的好苗苗。”他又叮囑吳蘭恩：要像親人那樣照顧好黨育苗。”

    這番話，使吳蘭恩陡然覺得自己肩上壓上了新的重任。此後，他不斷地給她寫信、寄東西，也寄些零用錢。除了生活上的關懷，他還及時地給她以豐盈的思想營養，使小樹嫩苗在陽光雨露的恩施下茁壯成長。

    終於有一天，吳蘭恩夫婦接到了苗苗這樣一封信：“……親愛的爸爸媽媽，當我看到別的孩子在父母面前撒嬌的時候，多麼想一頭撲在你們的懷裏啊！”吳蘭恩夫婦再也關閉不住感情的閘門了，如同父母想念著在遠方的兒女，他們急切地想見到她，讓她到身邊來。

    就這樣，1994年7月，他們把黨育苗接到在河北涿州的家中。從此，孤兒黨育苗終於有了一個日夜渴望的父母雙全的家。

    “我有兩個祖國”

    從外表看去，如今的黨氏三姐妹如同我們身邊每一個鄰家女孩，一樣烏黑的長髮，一樣明朗的笑容。

    然而只要她們開口説話，人們就能準確地區分出來───育新一口地道的唐山腔，育苗講的是普通話，而育紅則滿口誰也聽不懂的德語。

    多年來，育紅的養母蘇珊女士一直為女兒沒能學會一口流利的漢語而遺憾，她説，育紅是個很聰明的孩子，也很有語言天賦，只可惜講漢語的語言環境太少了。

    於是有記者問不大會講漢語的育紅：“對於你來説，祖國的概念是怎樣的？”育紅回答：“我有兩個祖國，一個是奧地利，一個是中國。”

    比起兩個妹妹，有著“兩個祖國”的育紅的生活似乎更多了一份傳奇色彩。

    1979年9月，蘇珊與丈夫一起以奧中友協代表團團員的身份來中國訪問，一踏上中國的國土，他們便深深愛上了這個有著悠久歷史文化傳統的東方國家，並且有了一種他們自己看來可能是奢望的想法：要是能夠收養一個中國女孩該有多好！他們向一位中方陪同人員透露了這個想法，這位唐山籍的陪同人員不但支持他們，還給他們指點迷津：可以收養一個唐山地震孤兒。接著，他就向他們介紹了唐山孤兒的情況。漢斯夫婦怦然心動了，他們正式向中國對外友協提出了申請，對外友協也給河北省委寫了一個報告。但當時人們覺得把一個中國孩子送給外國人收養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事情就這樣被擱置了下來。

    回到維也納，漢斯夫婦焦急地等待著。翌年3月，蘇珊再次來到北京，她去對外友協催問這件事，對外友協被她的真誠態度感動，遂再次致函中共河北省委。催辦函和報告被送到當時的省委書記手中，他很快做了批示：同意由蘇珊夫婦收養一個唐山孤兒，但要選擇沒有親人、社會關係極少的孩子。事情有了轉機，有關單位開始了緊鑼密鼓的行動。

    石家莊育紅學校推薦了黨育苗，為落實省委書記的批示和蘇珊提出的條件，外辦工作人員帶著黨育苗回到唐山，詳細進行了社會關係的調查，結果發現了她的姐姐李秀榮，這才知道黨育苗原名李秀鳳。黨育苗的條件不符合要求，又換了黨育新。外辦人員把黨育新帶到唐山，經過調查，知道她尚有哥哥、姐姐、姥姥和姑姑，她的本名叫王立秋。黨育新也不行，又輪到了黨育紅。外辦人員帶著黨育紅在唐山住了很多天，經多方查詢，也沒有找到她的任何親屬。她被選中了。

    1980年8月8日，蘇珊女士專程來唐山參加收養中國孤兒的交接儀式。當她抱起這個胖乎乎、活潑可愛的小女孩時，激動的淚水奪眶而出，她在孩子蘋果般紅潤的臉蛋上吻了又吻，不住地喃喃著：“我的女兒真漂亮，真美……”

    她在會上致詞説：“孩子名叫黨育紅，她會永遠叫這個名字，讓她永遠記著，她是中國人，她的出生地是唐山。長大以後，如果她願意回中國來，我們將尊重她個人的選擇。”

    育紅的父母遵守著他們的諾言，沒有給黨育紅改名，只是按奧地利人的習慣，在名字後面加上父名，叫育紅?施耐德。

    蘇珊女士告訴我們，她喜歡中國，崇拜毛澤東。這時我們注意到，這位金髮女郎身上背著一個綠色挎包，揹包上繡著的圖案是───毛澤東像。

    蘇珊笑著告訴大家，當年領養中國孤兒時，自己曾和丈夫作了一番討論：毛主席曾經説，在中國，婦女能頂半邊天，就要個女兒吧。果然，“育紅的到來給我們帶來了很多的快樂。”

    來唐山之前，蘇珊女士專門帶女兒在北京滯留了兩天。她們去了王府井、大柵欄、天安門、天壇。她們很少坐車，行走在北京的街頭，感受著北京的氣息，蘇珊專門去了當年她到北京接黨育紅時住的北京飯店4058房間看了看。蘇珊説她20年前給維也納的一家雜誌寫了一篇介紹北京的文章，這次到北京來看到日新月異的變化，回去要再重寫一篇，介紹2008年奧運會前的北京。她説“中國就是我的第二故鄉”。

    而黨育紅對北京最直觀的看法是，北京的物價比維也納低多了，無論想買什麼都只需花很少的錢。而且人們生活方式簡單，熱情友好。在維也納自己遇到困難的時候很少有人幫助，而北京人都是熱心腸，比較喜歡幫助人。

    對於曾經的孤兒來説，家是最重要的

    如今不論去哪兒，育新和育苗都會帶著兩個“小尾巴”───她們的兒子。“只有紅紅還沒有結婚，我們一直很牽掛她。”在等待育紅的時候，育苗和育新一直念叨著。

    沒想到，剛一見面，育紅就掏出了一張照片塞到兩個妹妹手中，一臉幸福地用不太流暢的中文告訴她們：“這是我的男朋友。”

    這個消息讓育苗、育新興奮不已，圍著姐姐詢問“他對你好嗎？”“為什麼不帶他一起來呢？”

    育新説，對於曾經的孤兒來説，家是最重要的。

    1999年5月16日，黨育新和唐山熱力公司職工張衛民喜結良緣。結婚前夕，她提筆給時任唐山市委書記白潤璋寫了一封信，她在信中説“我是黨養大的孩子，現在要完成自己的人生大事了，很想讓‘娘家人’知道……邀請白伯伯參加婚禮”。

    婚禮那天，白潤璋擔任證婚人，唐山市原副市長王玉梅親自為她主持了慶典儀式。婚禮上，黨育新喊出了23年來的第一聲“爸爸、媽媽”……

    2000年，兒子龍龍的出生更讓黨育新覺得自己成了最幸福的人。記得聽到兒子第一聲叫出“媽媽”時，她激動得淚水奪眶而出。育新説，現在每天給孩子做飯是自己生活裏最有興致的事，因為現在對自己而言，最幸福的事就是看到自己的孩子快樂、健康地成長。

    “養兒方知父母恩。”育苗握著育紅的手説出這句話時，更多的卻像是説給自己。

    苗苗承認，自己小的時候個性很強，沒少給爸爸媽媽添煩惱。

    為了使苗苗成長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的新人，在實踐中不斷端正她為人處事的態度，提高生活能力，吳蘭恩夫婦可真沒少費心機。他們先是安排她跟部隊微機班的戰士學習微機；微機學會了，又送她到地方文化局，跟有名的音樂老師學習聲樂；為了培養她吃苦耐勞的毅力，學完聲樂，又送她到地方的一家汽車修理廠當工人，使她在實踐中培養出不怕苦、不怕累、不怕臟的良好習慣；為了使她克服依賴思想，夫婦倆又送她到解放軍9715工廠飯店當服務員，盡可能多地讓她接觸社會、了解社會，增強她對社會的熱愛。

    1994年12月31日，苗苗圓了當兵的夢想，入伍到當年救過自己生命的部隊。年底她因品學兼優成績突出，被評為優秀士兵。

    黨育苗告訴記者，自己1997年底退役回到涿州，第一件事就是戀愛成家，如今生活平靜而幸福，已經有了一個比育新兒子小半歲的可愛兒子。

    同在藍天下成長

    就在同兩個妹妹打著手勢，半英文、半德文、半中文聊得不亦樂乎的當兒，育紅似在不經意間點燃了一根香煙，動作嫻熟而優雅地抽了起來。

    另外的姐妹倆不禁一愣：“育紅，什麼時候學會抽煙了？”而育紅卻輕鬆而釋然地笑著，似乎不明白兩個妹妹為什麼為一根煙而緊張。

    育紅的母親蘇珊女士通過翻譯告訴姐妹倆，她愛女兒，不去干涉女兒的生活習慣。蘇珊女士還自豪地介紹説，曾就讀于維也納時裝大學時裝設計專業的女兒是個多才多藝的人，她除了學習服裝設計，課餘時間還學習了音樂、舞蹈。現在，她能夠獨立設計款式新穎、美觀合體的時裝，她自己的和媽媽的一些頗為中意的衣服就是她設計的。

    蘇珊女士看著育紅時那慈愛的目光，讓育苗想起了自己的養母。當年媽媽教她織毛線活，也教她裁剪衣服；她愛唱歌，就給她請了教聲樂的家庭教師。她説，養父母也非常愛自己，但作為軍人之家，他們深諳“樹成材須勤修剪”的道理，所以自己所受的家教是十分嚴格的。他們為她定出了生活方面的“約法三章”：不進舞廳，不隨意外出，外出時不晚歸。

    育苗説，如果自己學抽煙的話，父母肯定不會同意的。

    在姊妹三人中，黨育新是唯一一個始終生活在唐山，而又沒有被養父母領養的孩子。她説，自己所走的每一步，全都來自於唐山市這個大家庭的扶助。

    育新9歲時回到唐山，姥姥便把她接回家中。她在這裡讀完了小學和初中，費用均由國家負擔。初中畢業後，為了減輕國家和家庭負擔，她不想再升學了。唐山紡織技校趙校長得知後，覺得這樣幼小年紀便停學實在太可惜，便主動錄取了她，她成了技校一個不交費的特殊學生。她在那裏學習了3年，1994年畢業。

    震後，唐山市政府制定了一些特殊的優撫政策，對中學畢業後不再升學的孤兒，當年由勞動局優先安排就業，並儘量安排到經濟效益好且有食宿條件的單位。黨育新從紡織技校畢業後，民政局、勞動局為安排她就業頗費了一番心思，紡織廠的繁重勞動讓瘦小單薄的黨育新身體感到有些吃不消，於是，她當時給王玉梅副市長寫了封信，講了自己的困難。

    “沒想到兩三個月後，民政部門的領導找到了我，把我安排到康復醫療中心當化驗員。”

    1998年，康復中心停業，黨育新被借調到唐山市民政局信訪辦工作，後又轉到唐山市殘聯。

    今年7月1日，黨育新實現了人生最高理想───成為了一名中國共産黨的正式黨員。

責編：霍筠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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