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青藏鐵路建成通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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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TV.com消息(面對面7月16日): 2006年7月1日,青藏鐵路正式通車,因為它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鐵路,因此人們崇敬地稱它為“天路”。不論是在電視機前觀看這條鐵路神奇魅力的觀眾還是坐在車廂體驗高原美景的乘客,或許很少有人知道在茫茫雪山之中如何造就這條神奇的鐵路?這條平均時速100公里的鐵軌下面有什們樣的秘密?很少在媒體露面的一位幕後英雄最近在青藏鐵路上接受了《面對面》記者的採訪,他就是青藏鐵路建設總指揮部的首席科學家張魯新。
張魯新:1947年出生,山東人,1970年畢業于西南交通大學,36年來堅持在青藏高原研究凍土,現任青藏鐵路總指揮部專家諮詢組組長。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導師。
記者:你用一個詞來形容你當天的心情呢?你會告訴我什麼?
張魯新:反而顯得有點平靜,一輩子做了這件事情,看到這件事情今天終於有了成果,這一天的話,我就突然在想,我還能做什麼。在參加完了慶典大會完了以後,下午我緊忙著趕緊去寫一個諮詢報告。
記者:什麼內容?
張魯新:就是青藏鐵路通車以後,對鐵路下面有什麼影響,怎麼影響,影響到什麼程度,這些原來沒有涉及到過,只要沒有考慮到的問題我就感覺到心裏不踏實。
記者:那會讓人覺得不合時宜,尤其在這個時候提出來。
張魯新:是的,也有可能是這樣,青藏鐵路的多年凍土問題,還有若干沒有認識到的問題,需要我們今後在運營過程當中去解決。
張魯新説的高原凍土是一種特殊的土壤,由於青藏高原地處高寒地區,土壤中含有冰,在溫度升高和降低時,凍土會出現凍脹現象,尤其是在外界溫度升高時,土壤中的冰融化,地基就會下沉,可導致鐵路出現部平整,直接影響鐵路運行的安全。而青藏鐵路涉及的凍土達546公里,這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難題。作為青藏鐵路建設指揮部專家諮詢組組長的張魯新,他36年來的主要工作就是解決鐵路修建過程中的凍土問題,即便是鐵路通車後,關於凍土對鐵路的影響仍然是人們討論和關注的焦點。
記者:最壞的結果,可能出現什麼?
張魯新:最壞的結果就是説,將來在氣溫升高的條件下,凍土可能退化,
記者:多少年你們有把握呢?
張魯新:預測將來50年的青藏鐵路的升溫是在2.2到2.6度,這個溫度要平均起來,每年很小,才0.04度,大家可能感覺不到,可是在我們來講,這個溫度是一個很大的幅度。
記者:這樣一來可能會有懷疑的目光。
張魯新:作為一個科學家,第一是應當能夠把最深奧的科學道理用最通俗的話,讓最外行的人能聽懂,然後你的科研成果能讓最外行的人用很樸實,樸素的想法,很直觀的想法,能夠相信你的科學成果是確實有用的,
記者:你不害怕被懷疑?
張魯新:希望讓每一個人都不懷疑,但是我也不怕別人懷疑。
記者:那麼凍土問題在青藏鐵路的修建過程當中到底處於什麼樣的位置?
張魯新:如果凍土問題不解決,這條鐵路是不能修的,
由於青藏高原存在多年凍土,高寒缺氧和生態脆弱的特點,因此給鐵路建設帶來了很大困難,我國早在1958年9月就動工修建青藏鐵路,但是在施工兩年之後的1961年,工程全部停工。國外甚至有人説,只要崑崙山在,鐵路修就永遠到不了拉薩。
這是青藏高原上的可可西裏無人區,這裡有11、7公里的清水河大橋,是典型的凍土地段,
記者:工程難度最大的是哪一段?
張魯新:工程難度最大是這一段比較大。
記者:是因為海拔高還是因為凍土?
張魯新:因為凍土,主要是因為凍土,還有的就是純粹為了藏羚羊,這些動物給它們一個通道,他就比較好從底下穿過來。這個是八米,不是專門為藏羚羊留的,專門留的通道之間是32米,或者是16米,更寬一些。
記者:多深是凍土?
張魯新:一般的這個地方,像這個地區,根據地形地貌,局部的條件不一樣,地下大概是兩到四米。
記者:那你打墩多深?
張魯新:這個墩下面是樁機,打25米,25到26米,最深的有32米,樁的直徑是1米2,然後就是整個深度就是20多米。
為了解決凍土對鐵路的影響,施工中打入30米的水泥橋墩來支撐橋梁,用了以橋代路的形式跨過地面的冰層,還有在路基上安裝了水泥通風管,當風從管中通過時可以有效地控制地面的溫度,還有一種常見的方式就是安插熱棒。
記者:這就是熱棒。
張魯新:對,這個熱棒其實,如果準確的説叫散熱棒。它把地下的熱量散發出來。它什麼原理呢,就是説這個是無縫鋼管,這個是7米的,下面5米,上面2米。它抽真空以後,灌注一點化學分析純的那種氨水。插在多年凍土層以後,利用裸露在外面這一端和下面凍土層有一個溫差,只要是外面這個溫度低於下面的溫度,下面氨水就要由液體變成氣體要揮發要跑到上面來,它這個揮發的過程吸收了周圍土體的熱量,降低了溫度,保護了多年凍土,所以這是一個很聰明的做法,也是一個很好保護土壤的做法。
記者:這兩個措施就能保證這個路基。
張魯新:可以的,就是擴大了多年凍土的穩定。
記者:這個熱棒的使用壽命是多少?
張魯新:從目前青藏高原這個條件和裏面我們製作工藝來計算的話,一般的壽命是30年。如果30年過了以後可以鋸掉,再插一根比它細的。
眼前看似簡單的設施就基本解決了凍土問題,這些技術已經走在世界領先的位置,但是很少有人知道,為了解決凍土問題,我國幾代科學家為此付出了40多年的努力。
記者:為什麼解決凍土問題要40年。
張魯新:多年凍土他有一個特點,就是它在修建的工程的好和壞,它都得經過一個反復的,就是寒季凍結,暖季熔化,我們管它叫凍融過程,一年這個凍融過程這叫一個完整的一個凍融過程,這樣得到的數據才僅僅是一組完整的數據,那麼任何一種科學的道理和科學的理論的發生、檢驗、最後實踐,它都不止要經過一個凍熔過程,這樣加起來就很多的凍熔過程,因此,多年凍土地區它很多的是寶貴的一些數據,它都是以10年,20年作為衡量的一個週期,也就是説,時間越長這種數據是越可靠,我們是在青藏鐵路這樣一個生命禁區堅持了這麼多年,多年凍土研究這門科學是一門很艱苦,很艱難的科學。
1958年9月,青藏鐵路從西寧到格爾木的一期工程上馬,由於當時國內經濟不堪重負,1961年,青藏鐵路被迫停工,大隊人馬撤離了青藏高原,但是有一個部門奇跡般的留了下來,這個部門就是建立在海拔4750米的風火山凍土定位觀測站,這個屬於中鐵西北科學研究院的觀測站是世界上唯一一座高海拔定位觀測站。正是這個觀測站的常年堅守,在40多年裏共取得1200多萬個觀測數據,這些數據為青藏鐵路的修建提供了重要的技術支持。
記者:當初決定留下觀測站的時候是什麼想法?
嘉賓:大家從內心來講,認為青藏鐵路總有一天要上,這是大家非常堅定的一個信念。能堅持下來的不多,老張是屬於堅持下來的人了。
記者:這個基地對你的工作來説是有多重要?
張魯新:我們凍土研究室不能存在,那麼青藏鐵路這點火種就要沒了。
記者:你説這是個火種。
張魯新:是一個火種;
記者:36年統計下來,在這個地方過了多長時間?
張魯新:十幾年吧。
記者:青菜能吃到嗎?
張魯新:青菜,那時候還沒想到這個,先把肚子填飽,
記者:飲用水呢?
張魯新:飲用水,一個是從附近幾十公里有一個二道溝從那往這拉,還有冬天靠溝裏結的冰,敲掉那個冰。
記者:有電嗎?
張魯新:沒有那根本想不到
記者:那照明怎麼解決?
張魯新:有煤油燈,還有蠟燭,還有挂著的汽油燈,那是開會的時候才能開,我現在都忘記了,那時候根本沒有燈,看書得趁著太陽沒落山的時候看,太陽落山了就不能看了。
記者:但是比傳説的比我們想象要簡陋。
張魯新:是嗎?你還沒看原來的簡陋,原來沒有走廊,我的大門直接對外面,外面刮大風,我裏面刮小風。
1973年12月,也就是青藏鐵路修建停工12年之後,毛澤東在中南海菊香書屋會見了尼泊爾國王比蘭德拉,他在和比蘭德拉交談時説,我們不僅要把鐵路修建到拉薩還要修到尼泊爾邊境,這個消息傳遍全國,當時大學畢業的張魯新滿懷激情地報名參加了青藏鐵路建設中的地質研究工作。
記者:對你有什麼吸引力?
張魯新:有點浪漫色彩,總感覺可能在這麼一個藍天白雲下,無拘無束的做工作可能也許更覺得浪漫一點。再有一個就是我這個人可能有個不太好的地方就是,我很想成名成家,比如説,假如我要是唱歌,我希望做一個歌唱家,就是跳舞希望做一個舞蹈家,做凍土工作,那麼我就希望做一個凍土學家,
1974年,3萬多鐵道兵開進青海,停止了13年的青藏鐵路建設工程第二次開工了,沉寂了多年的風火山也成為了很多科技工作者的聚居地,張魯新懷揣浪漫和理想走上了他的凍土研究之路,當他真正接觸到實際工作的時候,他才認識到研究凍土的艱難。
記者:剛來的時候是一種什麼樣的狀態?
張魯新:1975年的3月25號,我記得很清楚,兩部解放牌車是馱著我們實驗的器材和我們的行李,我們要自己背著揹包,還有一個救護車,這個救護車根本沒當是救護車,救護車沒有什麼座位,那裏是擺好了炸藥箱子,那個炸藥是幹什麼的,我在野外是需要用雷管來放炮要炸開這個凍土層,我就坐在了那個救護車的炸藥箱子上,走了七天,車經過可可西裏,可可西裏現在比較有名,大家知道,但是那個名字應該是叫五道梁那個地方,它海拔是4760多米,真是像一句俗話説,到了五道梁不喊爹就喊娘,頭疼的只想在那滾翻,3月份的時候零下20多度了,可是住在什麼地方呢?住在解放軍的兵站上,鋪著席子,有一個大通鋪,解放軍的被子我們大家都知道,很薄很薄的,就這一床,連鋪帶蓋,你想在這種條件下,還不能感冒,萬一感冒了那就不可想象了我當時覺得一點浪漫的感覺都沒有了。
記者:還有幻想嗎?
張魯新:那個時候顧不上幻想,疼的真是想滾翻,可是我敢非常真實地説,我沒有任何想回去的感覺。
記者:有明確的目的嗎?我們來做什麼?
張魯新:有,第一個是首先過來,就是因為當時叫響應毛主席的號召,就是來參加青藏鐵路建設,調查這個多年凍土在整個青藏鐵路上它分佈的範圍,但是這個活是一個苦活,一個力氣活,經常要走路。
記者:那與其他的築路大軍相比,你們的生活上,有照顧嗎?
張魯新:科學研究人員是一個先行者,比這個大部隊來的時候還要艱苦得多,平時每個月可以憑特許的供應證,就是每個人可以配給半斤茶葉,一斤糖,還有兩個水果罐頭
張魯新和他的同事主要的工作是調查多年凍土在青藏鐵路上的分佈範圍,在人煙稀少,條件艱苦的生活工作環境中,他們需要經常離開風火山這個大本營外出考察,惡劣的自然環境讓這個26歲的年輕人吃盡苦頭。
張魯新:考察的沿線,這500多公里,你要來回的跑,那天下午是三點多到達目的的,應當説颳起了狂風,下著冰雹,可是這個時候,我們沒地住啊,我們要卸車,把賬篷卸下來,就是靠我們這些人把這個賬篷搭起來,非常的艱苦,當時的高山反應還真是嘔吐不止,走幾步就要喘的厲害,但是還要搭賬篷,我現在回憶起來覺得真是不容易,就是我們這個賬篷裏面也是用木板支起來的,每個人大概就是一尺到不到兩尺這麼寬,大家擠在那個賬篷裏住,更可恨的是,第二天了,可能我們賬篷搭的不好,早上起來把賬篷頂給刮沒了,我們身上一層雪花,就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睡了一夜,
記者:工作怎麼開展?
張魯新:地質普查就是實際上凍土的普查主要還是以野外的工作,這個你要確實一步步的量出來,然後再漫山遍野的通過物理勘探,確定一些點,凍土分佈的範圍,在某些特殊點上,我們還要再挖試坑或者探槽,再從這個剖面上描述多年凍土的一些情況,再取土樣化驗,
記者:誰挖?
張魯新:我挖啊。晚上回到賬篷以後,我還不能休息,我要趕緊考土樣,襯土樣,還得做一些分析實驗,所以説當時真的很累, 有幾個比我年輕的,不是大學畢業生,就是我們實驗員,當時我記得他們二十二三歲,他們就談自己的家,家裏父母怎麼樣。
記者:您當時成家了嗎?
張魯新:我是1974年,就是來參加青藏鐵路成家的。成家七天我就來了,然後三年沒有見面。
記者:怎麼會那麼急?
張魯新:上面有要求,規定是在什麼時候報道,我是跟我愛人那時候當時沒想到要結婚,想在晚一點結婚。但是因為有這個情況,就是家裏説讓我快點結婚。所以結婚七天就走了。
記者:三年?
張魯新:對,可能想想挺殘酷。
記者:怎麼會那麼長呢?
張魯新:那時候就規定是有探親假,一年探親假是12天。她要想探親很不容易,我在高原她怎麼探親。有一個就是説當時我的母親得癌症了。
記者:你知道嗎?
張魯新:我不知道。她到我的家裏照顧我的母親。
記者:刻意不告訴你?
張魯新:刻意不告訴,怕影響我,因為當時我剛來,我覺得很多事情我還不,那時候在學這些新的東西,應當説是如饑似渴,爭分奪秒。我們一起來的他們大家想法不一樣。我不是想成個家嗎,成一個專家類型的人,所以自己主動的付出更多一點。家裏也知道我這種情況,沒告訴我。後來回去的時候母親就已經不認識我了。然後我回去就去世了,這個信息我還從來沒跟別人説過。
記者:值得嗎,當時的感受?
張魯新:還是值得,但是因為作為人之常情好象不應該。比如説大家、小家、國家和個人,那時候提倡一些革命口號,那些革命口號確確實實在人的腦海裏産生了深深的烙印,考慮的問題不像現在,
記者:但是新婚七天,三年不見面,你愛人有這個思想準備嗎?
張魯新:我們倆一般不交流這個事。就是實際上彼此心裏都知道這個事,不交流這些事情,就是害怕引起更多的傷感。現在很快樂,就不要再提那過去的事情。那個年代也不是我一個人這樣,大家都是這樣。
為了沿線考察,張魯新和他的同伴經常到無人區做勘測,甚至還遭遇死亡的危險,有一次張魯新和他的兩個同事外出,由於當時帶的地圖出現了錯誤,走出去30多公里後大家迷路了。
記者:迷路意味著什麼,那種狀況?
張魯新:如果再繼續迷下去,那就是死亡。你想在高原上,你已經走了一天的路了,疲乏、饑餓,還有寒冷。
記者:你們沒有羅盤嗎?
張魯新:羅盤是有,但是走的時候我們沒打這個方向這是一個,往回走已經是下午五六點鐘了,每天我們都很準時,而且很正確的,從來沒有碰到這樣意外的錯誤。來回就是六七十公里,在高原上走這些路是不可想象的。
就在張魯新和同事努力尋找路線,返回大本營的時候,天上下起冰雹,冰雹下過之後開始下起了大雪,這時天也黑了。
記者:有通訊工具嗎?
張魯新:沒有,那個時候哪來通訊工具,每天出去我們大夥都是開玩笑説你就聽天由命,走不出來,他説這個地方挺好,這個地方就是説屍體不會腐爛,大家都是這樣的想法。實際上這些透著一種非常悲慘的樂觀。
記者:怎麼脫險?
張魯新:感覺沒指望了,因為到了半夜兩點左右了,這時候人到了疲勞、寒冷、饑餓也就是説到了極限了,到了人的生理極限了,咱們兩個面對面説話已經不可能了,就好象自己的聲音像蚊子叫一樣,在嗓子眼鼓動。那時候一般沒到那個情況的人怎麼想象也想象不出來。
住在風火山觀測站的同事發現張魯新一行三人天黑之前還沒回來,他們按照經驗判斷,趕快組織人員打著火把營救張魯新和他的同事。
張魯新:他們喊著我們的名字,大家找不到也著急,甚至有的女同志她們都哭著喊,我聽著了,後來最後他們就從我們頭頂上山樑上來回跑,我們就在底下正好已經到了,説明離我們駐地不太遠了,我看兩個山樑上都有火把。我們也答應了,他們聽不見。後來就是抽煙那個有一個同志抽煙,他就把那個火柴盒撕成三條,反正點著了晃悠晃悠,沒看到再點一個。最後還沒看到,我説弟兄們咱們生死在此一舉了,如果看不著生死還不一定呢。但是第三根火柴點著以後我就聽到在那呢。我們聽到這以後,我們覺得開始就高興了,可是當我們大家見面以後,大家抱在一塊哭了半天,都哭了。
這次逃離死亡的經歷只是張魯新多年遭遇中的一次,他和同事們在一次次的死亡經歷中努力堅守著觀測站的工作。
在居住條件簡陋的風火山觀測站,同事們克服了常人難以想像的困難,每次出門遠行,大家都相互鼓勵,因為每次遠行都意味著和死亡靠近。
張魯新:那個時候在高原上,大家在一起做工作,感情很深。就是越是艱苦的地方,大家都有點生死與共,就是很艱苦,靠一個人是很難的,大家互相之間很有感情的時候。大家離開營地的時候,告別的時候擁抱,有一種“風瀟瀟兮易水寒,壯士一去不復還”那種感覺。
有一次外出考察,正碰上下大雪,張魯新他們的車輛發生了意外。
張魯新:我們的考察隊的212吉普車,是盤山這樣的小道。是半夜1點多,下的大雪。當時路中間一塊石頭沒看見。一擱這個車就翻起來了,這個車就翻了兩個個。之後你就能想象得到。
記者:受傷了嗎?
張魯新:反正碰的鼻青臉腫的,當時已經下大雪,那個路全是雪,這個雪道上翻了個兒。過了一會兒,頭暈了一會兒。也許我們昏迷了幾分鐘,反正不是馬上説的話,過了一會兒説弟兄都沒事吧,就趕緊掙扎爬出來,那個地方是海拔5000多米,要把這個車抬起來。抬不動,而且抬的話,喘可難受了,後來鼓足了勁一口氣把它一下翻過來了。翻過來以後大夥就躺著四面朝天的,在那喘氣,半天説咱們走吧,結果一看那輪子癟了,有個備胎,不像現在的備胎,那需要你人工打氣,把它打起來。這要打多少下,最後我們統計了一下,打了435下,這個數我記得特別的清楚,每人打十下就得四面朝天躺的喘口氣,確實的非常難受。頭10下可以。再一個10下你也可以。再往下堅持起來,比跑馬拉松我相信還難受。最後一直堅持,到早上快五點的時候,才把400多下打好,才把輪子安上過去。因為如果你不走,確實就是死。
記者:這條路你非常地熟悉。
張魯新:熟悉,走到哪個拐彎,走到前面哪個地方有坑我都知道,我帶著鐵道部來考察的時候,我説你注意點前面有一個坑,走到那果然有一個坑。太熟悉了。我覺得我數不清了,跑了多少次,數不清了。
記者:當年你們上去一趟待多長時間?
張魯新:最少半年。最多一次11個月。山上最難過一點的其實我覺得還是孤獨。
在孤獨的風火山上,這些喜歡熱鬧得年輕人滿懷激情地度了四年時光,就在他們執著地做著高原凍土研究的時候,1978年7月底的一天,在青藏鐵路做勘測的工作人員接到指示,定測樁打到什麼地方,就停在什麼地方,青藏鐵路又一次停工,很多人失望地離開了風火山,但是張魯新卻留了下來。
記者:青藏鐵路宣佈下馬的時候,你那個時候感覺有希望?
張魯新:那可真是不知道有沒有希望,第一個感覺就是非常的茫然,第二個認為不可能,總感覺青藏鐵路不可能下馬。就是不知哪個環節上出點什麼故障,所以沒有放棄。我這個科研部門,結果還有一些延續一點的課題,所以給我製造了一種虛幻的一種假象。
記者:你是生活在幻想中間。
張魯新:實際上是用一種幻想,這種幻想還有主觀的臆斷給它支撐了一點幻想,陸陸續續有相當多的人離開了。
記者:他們都去哪了?
張魯新:有的調到內地去了,有的改換了專業了。
記者:他們為什麼呢?
張魯新:我想還是感覺到無望了,主要是沒有指望了,覺得是不可能了。
記者:你為什麼留下?
張魯新:我覺得我比他們陷得更深一點。第一點我是一個比較理想化的人
記者:但是生活還是現實的。
張魯新:我還是在一種理想化的支撐自己,我還是想再堅持。可是這個到1984年的時候,真的是沒有經費了。
1984年,堅持了23年的風火山觀測站面臨生存的考驗,甚至有人建議撤了觀測站。由於科研經費不足,有的工作人員迫於生活的壓力離開了研究多年的凍土專業,但張魯新決定留下來,他還四處呼籲保住觀測站不被搬走。
記者:為什麼這個工作對你有這麼大的吸引。
張魯新:我還沒成功呢。
記者: 84年最低潮的時候是什麼樣?
張魯新:沒有經費了,也沒有課題了。只剩下我們一個風火山的觀測站,我當時想只要留到這一點火種,這個事就行。
記者:為什麼這個風火山能留下。
張魯新:一個是我們到處遊説,拼命講它的意義重大,説這個世界上就唯一這麼一個觀測站,在高原上就這麼一個觀測站。
記者:如果去掉的話會怎麼樣?
張魯新:風火山連續40年的數據,它不是一種預測,而是一種實實在在的存在,説明了高原40年來氣侯的變化和對凍土的影響,這樣有助於判斷以後未來50年它的變化。那誰取消它我認為他肯定是歷史的罪人
記者:我做這個什麼意義,沒有人關注,沒有前途。
張魯新:假如我中斷這個工作,將來需要恢復的時候,我個人對整個科學研究工作會有一種不能銜接,或者還要費很長的時間再恢復過去,這是從我個人的角度講。
記者:但是人的生命是有限的,
張魯新:其實我最寶貴的年華已經在青藏高原上了,1984年下馬的時候我已經35、36歲了。1984年1994年一點課題沒有。但是這個時候我還是這麼想,生命屬於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應當這樣度過,當他回首往事的時候不會因為虛度年華而感到羞愧,更不會因為碌碌無為而感到慚愧。
記者:工作那麼辛苦,又那麼危險。
張魯新:確確實實沒人給你什麼待遇,全部加起來是170塊錢,一直到84年。
記者:一個月。
張魯新:對,一個月。
在沒有課題經費的情況下,張魯新又堅持了4年。在1988年,山東修建機場遇到難題,邀請張魯新到指揮部工作幫助解決地質方面的技術問題,他接受了邀請,並很好的解決了這個國家重點工程的重大技術問題,他也被評為省科技先進工作者,省裏希望留住張魯新這個難得的技術人才,當地政府為他全家解決了戶口,分了房子,還為他的孩子安排了學校。一年以後,有一天張魯新在一家賓館開會,無意間看到了一個名叫《西藏的誘惑》的電視專題片。
張魯新:我看到那個片子以後,當時那個淚水就止不住就嘩嘩的流下來。我就看完這個片子以後我就想了半天以後,我就跟我的夫人商量,我就只説了一句,我説還是回去吧,她説我知道你在這呆不住的。
記者:你都經歷過,你已經遠離了。
張魯新:那個時候我更多是看到那種美好,就是像藍天、白雲、雪山、草地。實際上那個時候我才發現,我始終還是離不開這個地方。
記者:什麼吸引你回來呢?
張魯新:那時候已經90年了,我想過去這麼多年了應該還是要修鐵路吧。
帶著修建鐵路的希望,張魯新回到了他離別一年多的青藏高原,這時的風火山觀測站比他在的時候還要困難,在沒有經費保障的前提下,張魯新和幾個同事還仍然堅守在風火山上觀測數據,1996年的一天,在他們外出去唐古拉山考察回來的路上又遇到了危險。
張魯新:做完工作是下午4點多鐘,我們從安多往回返,在格爾木雇的一個中巴車,很破的中巴車,經常拋錨,路上已經拋了好幾次了。當時山裏的公路正在翻修,翻修的時候走便道,你根本看不到路,而且這時候雪下得有多大,我就覺得有一片一片的咱們撕棉絮往下扔,就是這兒大的雪,大概有個五米左右的樣子我們就幹不見路。當時我們的司機都嚇哭了。我一看不行,相對來講我是頗有經驗的老者,那時候還不到50歲。我就下來以後,我説如果咱不走只能是等死,唐古拉山比我那幾次遇險的時候還惡劣,這是最高點5200多米,在那個地方遇險,你想想你不走就會死掉,而且很快就會死掉。可以降溫降到20多度。我就下車我在前面走幾步我就給他引路,我先用人探路,他不就知道路沒問題,他就往前走。這樣走10幾公里,就走到了半夜三兩點。大家跟我想法誰也一聲不坑,出來以後默默的在那走。也許大家都在想,我真不值。
記者:怎麼堅持的呢?
張魯新:我那時候已經堅持了20多年了,我再不堅持的話,我覺得好像是96年的時候,那個時候青藏鐵路修建的曙光已經開始微微露出一點了感覺要修。往往你看不到希望的時候,可能希望就在眼前,。
在40多年的堅持和努力中,張魯新和他的同事迎來了希望,2001年6月底,青藏鐵路從格爾木到拉薩的工程正式開工建設,張魯新和他的同事出生入死得到的1200多萬個數據為鐵路施工提供了保障,三代凍土專家的科研成果終於有了用處。
張魯新:當時我是真的激動得熱淚盈眶,確實忍不住,因為一個是想到這件事情確實很不容易,因為用40年的這種努力,幾代人的努力,能夠換來今天這個開工,終於實現了這個夢想,這個在中國鐵路建設史上恐怕是前所未有的。
記者:你當時堅持的理由是什麼?
張魯新:我堅持的理由,其實我也挺自私的,我首先是我獻身了一輩子的事業,我希望我的人生的價值能得到驗證,我説真的,我想不了那麼多,好象一個科學研究人員,作為一個科學家來講,可能想的更多是科學救國。
記者:如果説青藏鐵路沒有重修的話,你回來的工作有什麼意義呢?
張魯新:畢竟可以從事我曾經做過的工作。任何一項應用科學的研究工作者,你的成就首先體現在,第一你要參加國家第一線的國民經濟建設項目當中去,在重大的項目中要能用上你的科研成果,這才能證明你的成功。這是應用科學技術。
記者:無論怎麼説,在我們眼裏,這就是一條鐵路,在你的眼裏呢?
張魯新:在我的眼裏,實際上就好象自己的一個孩子一樣,是只有呵護他的這種責任,
記者:一輩子做一件事,聽起來好象有點在像做賭博。
張魯新:是的,後來想過,現在反過來想想,讓我再重新決定,我真是難以,不好説,我是不是還能做這樣的賭博。其實我每一次,我就説忍不住眼淚在眼眶打轉的時候,我是在想他們,所有大家對我的承認,實際上是我們這一代人的承認。
記者:成功的秘訣是什麼?
張魯新:堅持,認準了一條路,一定要堅持走下去。
責編:扈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