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毒“癡迷者”朱華晨：使命感讓我戰勝恐懼
央視網消息：面對一種突發的、未知的、全新的病毒，普通人多半會驚慌失措、避之唯恐不及，而有一群科學家卻會在第一時間找到病毒並與之“交戰”。第十六屆中國青年女科學家獎獲得者朱華晨便是其中之一。這次新冠肺炎疫情暴發，朱華晨也站在了病毒研究的第一線。朱華晨身兼數職，既是香港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副教授、汕頭大學教授，也是汕頭大學·香港大學聯合病毒學研究所/粵港新發傳染病聯合實驗室副所長，與H1N1、H7N9、MERS等惡性病毒性疾病是“老相識”了。
長期且密切地與病毒打交道，不會怕嗎？“責任感和使命感，會遠遠超過那一點點恐懼和顧慮。”朱華晨説。
她記得每次通過分析病毒序列找到病毒來龍去脈時的心情，那些時刻要比拿獎和發論文還要讓她喜悅。“那種歡喜是更加發自靈魂的歡樂，因為你會覺得自己原來是這個世界上第一個知道自然秘密的人。就好像忽然打通了自己跟自然界的一個對話通道，雖然它很小，但透過它你能幸運地窺視到自然裏面的某個秘密。”
從危機意識中萌芽的科學夢
和別的青春期女孩不一樣，中學時代的朱華晨是一個喜歡“憂國憂民”的少女。她會在課餘時間看很多書，了解到世界面臨著糧食危機、能源危機、人口危機和環境危機後，她開始發愁：世界如果真的有一天能源耗盡、食物短缺、人口爆炸，或者環境惡化該怎麼辦？她形容那時的生活：“每天都生活在對於末日的恐懼當中。”
也是在那段時間，朱華晨開始思考自己能為改變這些危機做些什麼。“我覺得一個人生命非常渺小，所以我很希望能夠把我非常有限的生命，放到一個很有意義、讓自己的生命能夠在大的歷史洪流裏面發光發亮的角色裏去。”
那時生物技術方興未艾，朱華晨認定這將是解決糧食危機、能源危機和環境危機的鑰匙。因此直到博士研究生階段，她都深耕于基因工程和超級雜交稻的基因改良。
直到2003年SARS疫情在廣東暴發，當時正在中山大學讀博的朱華晨第一次親身感受到病毒帶來的恐慌。完成學業後，她一邊惡補病毒學知識，一邊兼任實驗室的“動物飼養員”，迅速成長。現在的朱華晨需要兼管香港大學、汕頭大學、深圳等多個實驗室的工作，于大灣區三地間奔走。“如果你問我明天會出現在哪，我自己可能都無法確定。我在宿舍和幾個實驗室都備好了箱子，如果哪邊需要我過去，拎包就可以走。”
這樣的生活，普通人也許難以接受，但朱華晨甘之若飴。“這樣經常變換工作場景，會一直保持一種新鮮、激昂的狀態，我覺得也挺好的。”她笑著説道。
在取捨間打開另一扇窗
讓朱華晨感到有些惋惜的是，身邊有一些十分優秀的女性同事和學生，為了平衡家庭和事業，選擇了離開團隊，回家結婚生子。
個人選擇自然無可非議，朱華晨也衷心祝願她們能夠擁有更加美好的人生。但這不禁使她思考：一名想要成為科學家的女性，究竟要做出怎樣的取捨？
朱華晨小時候成績優秀，但總是會有親戚時不時地對她説：“女孩子讀那麼多書有什麼用！”她上初中時，學校購進一批計算機，開設了計算機課外學習班。朱華晨和另外一個女孩去找老師報名。儘管她的老師很喜歡她，但還是覺得女孩子不適合學計算機，而且功課一多起來，怕她的腦力和精力會跟不上。
這件事讓朱華晨備受打擊，但最後事實證明，她的功課一點沒比男孩子差。“我覺得首先女孩子不要自己打壓自己。不要覺得你是女性，就比男性差在哪。”
事實上，在生物學領域，科研工作者的性別比例並沒有特別失衡。最近幾年，朱華晨反而感到女性，尤其是優秀女性的比例越來越高了。
這些年來，朱華晨一直都覺得自己的工作熱情佔據了生活比較大的一部分，而忽視了一些其他的人生選項。30歲那年來到香港後，她發現在這裡做課題簡直是完美吻合了她的興趣和夢想。興奮的她整天忙於課題，根本沒有時間想其他的事情。
一晃十幾年過去，身邊的朋友早已組建了自己的家庭，她也放慢腳步，開始重新思考家庭的意義。“唯一的遺憾也許是年輕時對於家庭沒什麼想法，也沒有時間去考慮個人生活。如果人生可以倒帶，我會選擇要家庭、要小孩，因為他們不一定會成為你的負累，卻可能打開你人生的另一扇窗。”
做破土而出的種子
在朱華晨心中，最完美的人應該是腳踏實地、對社會有所承擔、時刻保持拼搏精神的人。
朱華晨出生在70年代，她所接受的家庭和學校教育十分看重集體主義。在她小時候，父親常對她説一句話：不要問你的國家為你做了什麼，要問你能為國家做什麼。在朱華晨看來，個人的很多東西，包括休息時間，甚至家庭，是可以為社會做出必要的犧牲的。
“適可而止”從來不存在於朱華晨的字典裏。她認為作為一個人，一輩子都必須保持一種向上的精神，才不會泯然眾人，才不會讓自己荒廢掉。“每一個人身上都會有自己擅長，或者發光的東西。如果你能夠不斷去學習，充實自己，保持這種向上的狀態，就算你一開始可能只是土裏面的一顆種子，總有一天你會成長，會衝上去的。所以沒有誰生來就是女神，可能生活會把你壓在泥土最底層裏，如果你自己一直保持這種拼搏向上的精神，總有一天你會出頭的。”（文/陳思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