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歲院士心繫這座橋 諸多難題被攻克

行業先鋒 來源:央視網 2018-10-26 第869期 A-A+

央視網消息:籌備6年,建設9年,港珠澳大橋歷時足足15年。它,既是世界上最長的跨海大橋,也是中國交通史上技術最複雜,建設要求及標準最高的工程之一,被英國《衛報》譽為“新世界七大奇跡”!

孫鈞院士(左一)在港珠澳大橋上參觀

孫鈞院士(左一)在港珠澳大橋上參觀

今年2月,中國科學院院士、同濟大學土木工程教授孫鈞站在港珠澳大橋東島非通航孔橋的橋面上,眺望大嶼山與伶仃洋,“來了這麼多次,這次心情最輕鬆。”已經93歲高齡的他多次趕赴港珠澳大橋指揮部“望聞問切”,解決了港珠澳大橋的不少難題。

港珠澳大橋沉管隧道是當前世界上唯一的深埋沉管隧道,隧道深埋在外海海底,它的長度和埋置深度都達到世界最長、最深的規模。由於這項“超級工程”涉及很多全新的技術,其蘊含的巨大工程難度都是過去不曾遇到過的。已至耄耋之年的孫鈞,頻繁地往來于上海和珠海,奔走于工地和會議室,前前後後參加各類技術風險評估會、諮詢會達三四十次。

事實上,在此之前,孫鈞曾參與過很多“超級工程”,其中包括青藏公路、長江三峽水利樞紐、南水北調、洋山深水港、長江隧橋等。“我這一輩子,經手的大項目大概就是這些。不是我有什麼能耐,大概是我資格比較老吧。”

講臺上的孫鈞

講臺上的孫鈞

上世紀五十年代末,隨著新中國建設的日益發展,隧道與地下工程從理論發展研究到工程技術開發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同濟大學決定創辦隧道與地下工程專業,適時建立同濟大學地下結構工程教研室,聯袂已有的工程測量、工程地質與水文地質、土力學與地基基礎,組建成立地下工程系。時任同濟大學校長的李國豪教授排兵布陣,調集一批優秀教師承擔新專業建設工作,孫鈞教授受命從橋梁專業轉到地下結構專業,擔任首任教研室主任。自此,孫鈞教授就開始了新專業的建設,直到今天,從未離開過,可謂傾注了畢生的精力。

帶領同濟地下工程專業師生赴東北參加國防工程建設 (前排中為孫鈞,1960年12月)

帶領同濟地下工程專業師生赴東北參加國防工程建設 (前排中為孫鈞,1960年12月)

1960年至1961年,孫鈞率領部分教師和首屆地下建築工程專業學生數十人,負責我國第一座特大型軍用地下飛機洞庫工程建設。1965年至1966年,他作為總體設計負責人,主持了上海市第一座地下鐵道車站——迄今國內外最大的預應力混凝土氣壓沉箱工程的勘測和設計工作,並擔任上海打浦路黃浦江越江隧道工程設計和施工的技術顧問,親自參與了該隧道備用車道連續沉井的設計工作。70年代,孫鈞對我國人民防空工程的建設作出了重要貢獻,不僅培養了大批學生,充實了人防工程設計、施工和科研部門的技術隊伍,而且為上海市人防工程示範性地規劃、設計了多處不同等級的人防樣板工程,包括分幾批培訓技術幹部。

結合這一時期為數眾多的工程實踐,孫鈞對地下結構設計計算理論進行了系統深入的研究,進而涉獵地下防護工程抗爆結構動力分析等複雜力學領域。1976年,他在國內率先為進修人員和青年教師開設了“地下結構非線性靜、動力問題有限元法解析”“地下結構粘彈塑性理論”及“地下結構抗爆動力學”等一批新課程和專題講座,為以後國內這一學科理論的研究和發展奠定了厚實的基礎。

在同濟離心機實驗室前與弟子們合影

在同濟離心機實驗室前與弟子們合影

2008年汶川地震之時,孫鈞已是82歲高齡。當時,剛完成心臟支架手術的他,聽聞學校組織赴災區搶險和參與重建時,遇到了自己專業相關的難題,就強烈要求出院,奔赴災區進行實地考察。雖然最終還是被家人勸説留下,但躺在病床上的他仍盡可能蒐集相關信息,針對難題進行研究,最終形成兩篇調研報告,由中國科學院轉交相關部門以供參考。

如今,耄耋之年的孫鈞依然時常出差調研,若有人勸説他享享清福,他總是這樣説道:“國家給了我那麼好的條件和機會,我總要做事,不能辜負啊!”無論研究還是教書,憑著這份責任心,他幾乎傾注了自己全部的光陰與心血。

多年來,這位永遠“閒不住”的老人,一直密切關注國家大事,他説:“每天再怎麼忙,報紙、新聞和電視,我也必然是要看的。一旦祖國有需要我的時候,我一定義不容辭。”在孫鈞的工作議程上,農曆雞年的最後一個學術會議,是關於港珠澳大橋橋梁美學的。港珠澳大橋,跨海段長度22.9公里,海底隧道長達5.9公里,還有兩個10萬平方米的人工島。“這兩個人工島如何規劃,人工島的景色如何與海景協調,吸引更多香港同胞到這裡來旅遊,全橋景色怎麼設計更好,這些都是橋梁美學關注的問題。”孫鈞説。(同濟大學宣傳部、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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