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TV.com消息(世界週刊):
康輝:大家好,歡迎收看世界週刊。
本週,911五週年成為世界的主流話題,美國更是成為聚光燈下的焦點。
其實,911從發生那天起,早就超越美國而成為全球性事件了。
5年來,焦點之外的地區,比如説歐洲也在經歷著看得見或看不見的變化。
這種變化,對於政治家來説是一種挑戰與考驗。在這當中,有人乘勢崛起,有人翻身落馬,也有人無比鬱悶。
而現在最鬱悶的一個可能要算英國首相布萊爾了。
在他執政生涯的第9個年頭,要求他下臺的呼聲卻是一浪高過一浪。
這不,本週布萊爾就生氣了。
9月12號,剛剛從中東訪問歸國的布萊爾出席了英國工會聯盟年會。
然而,就在布萊爾走上講臺時,台下出現了混亂場面。抗議口號和標語一股腦地冒了出來。
幾十名左翼工會聯盟領導人甚至馬上起身退場。
久經政壇風雨的布萊爾開始還不乏幽默地表示,感謝這種“多少還不錯的開場白”。
然而,當只要他提到伊拉克和阿富汗,會場內就響起噓聲和抗議聲的時候,布萊爾終於忍無可忍了!
【英國首相 布萊爾】
“你們可以高舉“滾出去”的標語,但英國軍隊之所以留在那裏,是因為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民主政府需要我們的軍隊幫助他們抵抗塔利班和基地組織。”
更讓布萊爾生氣的是,混亂場面出現在他最後一次以工黨領袖身份出席的工會聯盟年會上。
因為早在5天前,他已經宣佈將在一年內離任。
對布萊爾來説,明確離任的具體時間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因為這讓他提前“跛腳”。
然而調查顯示,59%的工黨黨員希望他明年5月地方選舉前辭職,還有38%甚至希望他今年秋天就走人。
【社科院歐洲研究所研究員 張健雄】
“英國工黨現在
在國內的聲望越來越低
支持率已經達到最低點了
前一屆在英國下院裏面
英國工黨還得到的408個席位
到了去年只剩下355個席位
工黨就把這個歸咎於布萊爾的政策
急於要挽回這種頹勢 就急於要換人”
不知是不是巧合,正當布萊爾遭遇尷尬的同一天,12號,英國財政大臣布朗宣佈將搬進唐寧街10號。
唐寧街10號本來是首相寓所,11號是財政大臣寓所。
但1997年布萊爾當選後住進了面積更大的唐寧街11號,而擁有唐寧街10號使用權的布朗此前一直沒有搬進去。
不過據報道,布朗這次搬家經過了首相辦公室的“同意”。
康輝:但英國《衛報》也披露了一個花絮,上周布萊爾夫人切麗突然被通知“窗簾送來了”,一時摸不著頭腦:“什麼窗簾?我沒有訂窗簾。”
事後才知道是布朗夫人訂購的窗簾,錯送到唐寧街11號,這才讓布朗搬家一事“東窗事發”。
不管怎樣,布朗的舉動被媒體解讀成了具有“逼宮”色彩。
這讓許多人馬上聯想到:1990年,執政11年的撒切爾夫人也曾遭黨內逼宮。她和布萊爾都帶領自己的政黨連續三次打贏選戰,但也都因戀棧而遭反對。歷史如出一轍!
但歷史也有不同:撒切爾夫人遭反對主要是因為國內政策,而讓布萊爾狼狽不堪的主要原因莫過於在伊戰問題上的失誤。
本週,窩了一肚子火的布萊爾開始“絕地反攻”了。
“坦率地説,在一些歐洲國家政界,有些政客的反美情緒真的是十分愚蠢瘋狂。”
9月14號,布萊爾在外交政策中心發佈一個小冊子,公開反擊歐洲國家的“反美情結”。
這不亞於在暗流洶湧的水面投下了一塊石頭,一下子讓爭論表面化了。
用德國《世界報》的話來説,在布萊爾眼中別人都有“反美情結”,實在是因為他有太強烈的“親美情結”。
【社科院歐洲研究所研究員 張健雄】
“布萊爾這麼做的目的
主要是為他自己的政策辯護
因為布萊爾在英國國內的聲望下降
很大程度是(因為)追隨美國
在歐洲一些國家
改變了追隨美國的態度
你比如説是意大利 西班牙
都把他們軍隊撤回去的
但是英國堅持不撤 還沒有撤”
英國肢體語言專家科利特注意到一個有趣的現象:當與布什總統在一起時,布萊爾總是將雙手放進前面的褲兜裏。這是一種緊張和服從的姿勢。
伊戰後布萊爾緊跟美國的立場不僅讓工黨陷入分裂,也讓歐洲陷入分裂。
然而3年後,隨著西班牙前首相阿斯納爾、意大利前總理貝盧斯科尼等伊戰“志願聯盟”的關鍵人物先後離任,新老歐洲的裂痕似乎開始彌合。
但如今一番關於“反美情緒”的講話,讓布萊爾的執政危機開始演變成一場關係“歐洲外交方向”的論戰。
8月中旬英國警方挫敗倫敦機場飛機恐怖爆炸陰謀後,《衛報》進行的民意調查發現,不少選民將日益增加的對英國的恐怖威脅歸咎於布萊爾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問題上採取的政策。
9月12號,英國廣播公司的民調也顯示,55%的英國人認為政府過於接近美國。
康輝:無獨有偶,最近英國電視四台製作的名為《審判布萊爾》的影片,也引起了激烈爭論。
這部即將在10月份播出的影片虛構了布萊爾下臺後因伊戰而被指控戰爭罪的情節,反映出了歐洲在如何反恐和如何處理歐美關係問題上的分歧。
這些當然只是虛構。不過,就在9月12號,另一場現實中的審判或許能讓有一肚子悶氣的布萊爾有所思考。
9月12號,伊拉克,審判薩達姆的法庭上出現了戲劇性的一幕:
【證人 加富爾?哈桑?阿卜杜拉】
“薩達姆,祝賀你!你被關進牢籠了。”
【 薩達姆】
“你是伊朗和猶太複國主義的走狗。我們會碾碎你的頭。”
我要求國際專家調查庫爾德人被殺案件,不要美國專家,他們不公正,要從瑞士等中立國派出的專家。
這一幕讓《費加羅報》很是感嘆,覺得審薩審到今天,越來越像一齣冗長的肥皂劇。
同一天,美國總統布什發表電視講話,承認薩達姆與9 11恐怖襲擊事件無關。
兩者的疊加讓更多歐洲的政治家開始思考伊拉克戰爭的合法性問題。
而就在薩達姆在法庭上就是不肯低頭的時候,另一個反恐戰場阿富汗卻在罌粟的包圍中。
阿富汗緝毒官員透露説,今年罌粟大豐收,産量是塔利班垮臺以來最高的。阿富汗的毒品問題有可能嚴重失控。
更嚴重的是,毒品反過來有可能滋養塔利班武裝。
9月13號,美聯社曝光了一盤據稱是塔利班拍攝的錄像帶,記錄了近日塔利班在坎大哈的武裝行動。錄像中塔利班分子稱,他們在目前的軍事較量中處於強勢地位。
【社科院歐洲研究所研究員 張健雄】
“阿富汗的塔利班它有什麼優勢呢?
一個是有地形的優勢
另外一個優勢他有民眾的優勢
很多民眾還是願意幫助他們
伊拉克的情況也是一樣
這種抵抗力量你很難根除它
它藏在民眾中間 藏在村裏頭
藏在山區裏頭 從這個角度看
美國它沒有力量(消滅他們) ”
就在9月12號,一場突然發生在美國駐敘利亞使館前的激烈戰鬥震驚了全世界。
4名恐怖分子竟駕車硬闖使館,企圖製造爆炸。他們雖然全被擊斃,但這一行動充分顯示了美國已經成為國際恐怖勢力襲擊的主要目標。
康輝:幾場戰爭下來,美英展示了強大的軍事實力,但也讓恐怖襲擊從境外蔓延至了家門口。
如果沒有811倫敦機場恐怖陰謀案,布萊爾對於五年反恐成果或許有更多的估計,他所要面對的爭論和壓力也許要少一點。
然而從伊拉克到阿富汗,從倫敦機場到敘利亞使館,問題一個個在911五週年前暴露。
布萊爾的生氣與反擊背後,還有一個重要問題,那就是今後的歐洲在世界政治舞臺上將選擇怎樣的道路?
本週,赫爾辛基召開的一次重要會議可能給歐洲帶來新的啟示。
9月10號,第六屆亞歐峰會在芬蘭首都赫爾辛基開幕。
“共同應對全球挑戰”,包括恐怖主義,成為這次峰會的主題。
【同期 歐盟委員會主席 巴羅佐】
“今天是911五週年紀念日,我們將在這裡討論如何通過相互寬容與尊重,來提升不同文明與文化之間的對話水平,如果能這樣做多元文化共存是有可能的。 ”
“大西洋在變寬”,這是芬蘭媒體的評論。
西方主流世界在反恐問題上分歧日益加大,但經過10年不平凡的歷程,亞歐新型全面夥伴關係日趨成熟,選擇一條不同於美國的反恐道路,逐漸成為共識。
亞歐峰會倡導的對話道路,也因此被媒體比喻為“世界減壓閥”。
【社科院歐洲研究所研究員 張健雄】
“從打擊恐怖主義的方針策略上
歐美國家是有不同的看法
美國認為恐怖主義可以用武力消滅他
*所以他就採取了動武的方式,
*歐洲看法就不一樣
歐洲説你要剷除恐怖主義
首先剷除恐怖主義的土壤
就是貧困 ”
對於這條道路,聯合國秘書長安南也體會到了。9月13號,安南指出,他近日在走訪中東時了解到,伊拉克戰爭給該地區帶來了一場真正的災難。
然而,走出一條真正不同於美國的歐洲道路,並且用一個聲音説話,也並不那麼容易做到。
【社科院歐洲研究所研究員 張健雄】
“歐洲領導人一向是否認有新老歐洲之分別
實際上到現在為止
這個現象在某種程度上還是存在的
就是(歐盟)新成員國裏面有一些成員國
還是比較跟美國走的比較近一些
比如説像波蘭還是緊跟美國
還有一些準新成員國
像羅馬尼亞、保加利亞
在外交政策上還是追隨美國比較多一些”
康輝:平心而論,布萊爾作為改革派的工黨領袖,上臺以後進行了很多深刻改革,使10年間英國經濟成為歷史上最好的時期。
以美英之間的特殊歷史文化聯絡,布萊爾本來可以成為大西洋兩岸的橋梁。
然而,他在外交政策上的選擇,離大西洋對岸太近,而跟英吉利海峽對面較遠。
9月14號,美國前總統卡特就在BBC新聞節目中直言不諱地批評布萊爾只是簡單地照搬美國的外交政策,而沒有從中起到緩和作用。
布萊爾面臨的問題實際上也擺在每個歐洲政治家面前。而這,不是靠生氣,而是要靠理性來解決的。
人物:希望之光
1963年6月13號,廣島一個漆黑的夜晚。
按照當地習俗,人們正為死去的親人放河燈。
一位年輕的父親站在江邊,他的兒子剛剛出生,可是醫生告訴他,孩子患有先天智障,喪失了語言能力。
是讓孩子自然死亡?主動殺死他?還是為孩子的生存而戰?
猶豫中,他在河燈上寫下孩子的名字“大江光”,心裏默念:就讓孩子安息吧。
然而,很快,這個念頭被打消。
那一晚,他在江邊發誓:要和大江光一起活下去。
43年後的本週,當年那位年輕的父親已成為71歲的老人,他來到了中國,在社科院報告廳寫下了他演講的題目:始自於絕望的希望。
康輝:這位勇敢的父親,就是日本著名作家、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大江健三郎先生。
如今回首往事,他為自己的成功感到驕傲,但這種驕傲並不是因為自己已經成為全世界最優秀的作家之一,而是因為他終於能夠和兒子大江光一起活到了今天。
給他力量的,正是那道始於絕望的希望之光。
2006年9月12號,距離9 18隻有不到一週的時間,來到中國的大江健三郎先生又做了一件勇敢而值得驕傲的事情。
這一天,大江先生來到南京,參觀了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
南京大屠殺發生的時候,他只有2歲。
從門口的“和平鐘”到陳列館門口的張純如像,從遇難者“300000”那個數字,到“萬人坑”……大江健三郎神色凝重,一言不發。
在到達用銅澆鑄的大屠殺倖存者腳印旁時,大江走得特別小心,惟恐踩著了那些腳印。
夏淑琴,78歲。
1937年12月13號,日軍入南京後,全家祖孫9口人中7人遭日軍殺害,時年8歲的夏淑琴在身中三刀,昏死過去,與四歲的妹妹倖免于難。
這次,大江健三郎親耳傾聽了夏淑琴的講述。他這樣説到:夏淑琴老人在經歷了可怕的災難之後還能勇敢地面對歷史,讓我感到人超越了痛苦就變得更堅強,更是一個真正的人,她的高尚令我深深感動。我要把這些東西,寫到我的書裏……告訴日本的年輕人。”
康輝:為無言者傾訴,替受害者代言,不管加害者來自於權力、社會還是命運本身。一直是大江健三郎作品的主題。大江先生總是謙虛地把自己列在日本那些最為自覺和誠實的“戰後文學家”的最末尾,他經常這樣問自己:你體驗過被山羊啃食的圓白菜的痛苦嗎?
他最著名的作品《個人體驗》這本書,就是從一個受害者的視角,體驗命運的艱辛,體驗從絕望中孕育的希望。這種“個人體驗”,實際上早就超越了個人的範疇。
“假如音樂不存在會怎樣?”
人們很難把美妙的音樂與一個腦癱,癲癇,弱視,只有4歲兒童語言能力的人聯絡起來。
然而,大江健三郎和他的兒子大江光卻創造了奇跡。
光5歲的時候開始對鳥叫聲感興趣。大江健三郎便買了所有鳥叫的唱片和兒子一起聽。
光6歲那年夏天,大江健三郎帶兒子去度假。在湖邊,鳥兒開始鳴叫。
大江健三郎:
“突然間
有一個清晰、平靜的聲音説
“那是一隻秧雞”
我震顫了一下
森林裏靜寂無聲
我們沉默了5分鐘
我祈禱著
在頭腦裏祈禱著
請讓另一隻水雞叫吧
請讓我的兒子再説一次吧
如果那不是我的幻覺或是做夢
過了5分鐘
母秧雞又開始唱歌了
我的兒子又説
那是一隻秧雞”
回到家裏,大江健三郎和妻子一夜沒睡,等著孩子再次説話。第二天早晨,一隻麻雀飛過窗前,光又小聲説:“那是一隻麻雀”。
這是奇跡的開始。
隨後,大江夫婦請來老師教兒子音樂。
16歲時,大江光雙目幾乎完全失明,但在母親的指導下,他學會了作曲。
20歲時,大江光出版了兩張自己的原創古典音樂唱片,世界著名指揮家小澤徵爾對唱片讚不絕口。
1994年,大江健三郎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時,他帶著光到瑞典參加授獎儀式。一家報紙在他們身著燕尾服的照片下方寫著:“大江健三郎和他的天才兒子”。
有人説大江光實現了他父親最喜愛的那本書——《尼爾斯騎鵝旅行記》中的夢想,騎在鵝背上,追尋鳥叫聲飛行。但大江健三郎本人何嘗不是那個歷經坎坷,終於修成正果的小尼爾斯呢?
大江健三郎:so besides [learning from] the birds [like Nils], my son can say, "Yes, I am a human being, I am a man." Besides the discs of my son, I thought "I am a man."
康輝:兒子是大江健三郎生命的延續,更是他生命的一部分。
而從某種意義上講,寫作不僅是大江健三郎給自己兒子的療傷藥,更是對他本人和日本社會的療傷藥。 因為讓大江先生感到痛心的是,錯誤的未來指向,毫無反省的狀態,已經最大限度地否定了日本這個國家和年輕的日本人本應擁有的真正未來。
2006年9月9號,大江健三郎在北京演講時專門談到了魯迅。
“我非常喜歡“故鄉”結尾處的那句話——(朗誦般的)“希望是本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我的希望,就是未來,就是新人,也就是孩子們。”
大江先生相信,惟有年輕人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和解,魯迅的話才能成為現實,地上才能有路。
不過,在他看來,新人並不一定指的是年輕人,也包括了脫掉了舊外套的老人,甚至包括了他自己。“只有新人才能做一些事情,我們也必須變成新人。”
大江的“新人觀”形成于上個世紀90年代。他在哈佛大學講演的時候,一位自己覺得很聰明的日本留學生提出反問:為什麼戰後出生的日本人必須從以前太平洋戰爭的失敗中吸取教訓?現在日本新的繁榮不是把戰敗的痕跡一掃而光了麼?
大江回答説:你還年輕,你的歷史中還沒有失敗的經驗吧?但是我已經不年輕了,我知道,除了失敗的教訓之外不想學別的了。我附帶説一句,日本乃至整個世界,不是已經並不年輕了嗎?
首先意識到父親已經不再年輕的,是他的兒子。2005年,大江健三郎70歲生日那天,沉默了5年的大江光拿出了自己譜寫的新曲。樂曲的題目就是“我的父親將滿70歲”,樂章開頭非常悲傷,但結尾部分非常樂觀。
大江健三郎意識到,無言的兒子希望用音樂鼓勵父親:不要悲傷,你70歲了仍是個出色的人。要愉快地生活!
康輝:大江先生這次來中國幾次提起“自己已經是一位71歲的老人,在不久的將來即將離開這個世界”,聽起來讓人難免有些惆悵。
但正如大江先生本人所説的,為了那個能夠體現出人的尊嚴的未來,為了把對未來的憧憬和確信告訴北京和東京的年輕人,他便把他那尊老邁之軀運到北京來了。
他説在有生之年,希望向魯迅先生靠近,哪怕只能挨近一點點。
對面這樣的一位老人,在即將結束今天話題的時候,我們突然覺得一切的評價都顯得多餘,就讓我們用大江先生在《始自於絕望的希望》中的一段演講詞去感知這位追求希望之光的可敬老人吧。
我們要改變現在這種毫無反省的狀態。我要把它作為自己晚年的工作,加入到保衛憲法第九條、保衛教育基本法的運動中。已經有老年、壯年、青年和婦女等有覺悟的日本人走在了這條道路上。誠然,我們所面對的是猛烈的逆風……
責編:復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