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公元600-664年）主要生活在初唐時期，是一個立志高遠、意志堅強的僧人。28歲時，他抱著“一睹明法了義真文，要返東華傳揚聖化”的宏圖大志前往印度求學，唐太宗在《大唐三藏聖教序》中對玄奘西行有如下的描述：“乘危遠邁，杖策孤徵，積雪晨飛，途間失地，驚沙夕飛，空外迷滅。萬里山川，撥煙霞而進影，百重寒窗，躡霜雨而前躍。”玄奘西行印度一十七載，其間歷經艱辛，回國時候是45歲左右,在他生命的最後二十年中，所作的主要工作就是譯經，總共翻譯了佛教大小乘經論75部1335卷，共計1千多萬字，玄奘的譯著從數量和質量上都達到了中國佛經翻譯史上的高峰。印度學者柏樂天認為玄奘的譯著是中印兩國人民的偉大遺産，指出“玄奘無論如何是有史以來翻譯家中的第一人。”那麼，玄奘何以取得如此的成就呢？筆者列出以下幾條：

    其一、精深的佛學造詣是玄奘譯經的基礎。玄奘出國前就已經有相當的佛學造詣，在印度的17年中，他隨時隨地的拜師求學，其中最重要的是那爛陀寺的住持戒賢大師，玄奘在那爛陀寺求學5年，對於內明、因明以及聲明之學進行精深的研究，由於學業優異，被寺廟選為十德之一。內明既是對佛教精髓的確切體證，鋻於玄奘對於內明之學的精深體悟，並流利的掌握了梵文，戒賢囑咐玄奘為那爛陀寺僧眾開講《攝論》、《唯識抉擇論》。玄奘還以大乘有宗思想為出發點，用梵文創作了《制惡見論》《會宗論》《三身論》，系統的破斥小乘學説，調和會通大乘佛教空有二宗的爭論，為印度佛教的發展作出一定的貢獻。因明學即印度之邏輯學，玄奘曾向多位大德學習因明，他對於印度因明學中共比量、自比量、他比量三種比量理論有完善發展之功，曾經糾正其師勝軍經過40多年深思熟慮而建立的一個因明比量。在印度參學的後期，玄奘應戒日王之約為無遮大會論主，他運用嚴密的因明論證格式提出了“真唯識量”的命題，在十八日內無人能破。聲明即語言音韻之學，在這方面，玄奘仔細研讀了包括護法《雜寶聲明論》在內的多部著作，對於梵文經典的文理結構有深入的領會。玄奘在佛學的各個領域均有獨特的造詣，為印度僧眾及各國王室推崇，在玄奘西行百年之後，印度還有許多佛寺繪有玄奘的畫像以及遺物，每逢齋日對其舉行供奉儀式。玄奘貫通內明、因明、聲明的紮實功底，為玄奘準確把握經典內涵、並用嚴謹的邏輯和語言譯經建立了紮實的基礎。

    其二、前人的經驗教訓為玄奘譯經提供了借鑒。在中國的佛經翻譯史上有舊譯和新譯之説。舊譯的前期為東漢到西晉時期，翻譯者多是西域、印度的僧人或者稍懂胡語、梵語的中國僧人。譯者“或善胡義而不解漢者，或明漢文而不曉胡意。” 譯者常借用“道”等中國學術的術語翻譯佛教詞彙，引起一些話語歧義。舊譯後期為東晉到隋末時期，主要代表人物為鳩摩羅什、求那跋陀羅、真諦等等，鳩摩羅什在把握核心義理的基礎上，注意運用聲明學，把印度的句法引入漢文表達系統，注意音節變化，所翻經典瑯瑯上口，達到了譯經的新高峰。但鳩摩羅什對於漢語能説而不能寫，只能“手持胡本，口宣秦言”，他還經常對梵文本進行總結提煉，採用意譯的翻譯風格，被後人指有曲誤之處。玄奘中梵文的功底具佳，他在總結前人的基礎上，提出了一系列的翻譯原則，史稱“新譯”。在義理上，他反對古代譯經家的‘達意’原則而提倡忠於原本、逐字逐句信筆直譯之譯法；在文法上，他應用六朝以來字句偶正奇變的文體，再參酌梵文“鉤鎖連環”的方式融成一種“整嚴凝重”的翻譯風格，既恰當的體現了印度佛教原典的結構，又符合中國的文法習慣；在一些關鍵詞彙上，他提出了五不翻的原則，為後世所共許。

    其三、嚴謹的學風是玄奘譯經的質量保證。玄奘嚴謹學風的養成得益於戒賢大師的教導，大乘有宗的唯識學將一切眾生分為五類種性，不承認一切眾生都可以成佛。玄奘考慮到國內普遍接受了一切眾生皆可成佛的觀念，曾向戒賢提出了回國後不譯此説，遭到了戒賢的批評，並要求他如實的翻譯。此後，忠於原本的精神貫穿了玄奘的一生，他晚年翻譯《大般若經》600卷，由於內容龐雜，參與譯場的學生要求刪節翻譯，但玄奘堅持一如梵本，不刪一字。這種風格在他將《老子》譯為梵文時也有體現，唐皇室自稱是老子後裔，三教之中尊道為首，李世民要求玄奘將《老子》翻譯為梵文，玄奘很認真地對待此事，“句句披析，窮其義類，得其旨理，方為譯之。”他還邀請道士成玄英、蔡晃等人參預譯場，但成、蔡等人與玄奘産生了很大的爭執，核心問題有兩點。第一：成玄英、蔡晃認為《老子》和大乘佛教是相通的，“道”應翻譯為“菩提”，而玄奘則認為“佛道兩教，其致天殊”，“道”沒有達到“菩提”的境界，應翻譯為“末伽”。第二：成玄英等人認為《老子》思想深邃，要翻譯後期道教諸家的注序才能便於理解。玄奘敏銳的觀察到了道教和早期道家的分別，認為後世道教用導引練氣、扣齒津咽註釋《老子》有違本意，拒絕翻譯。玄奘説：“觀《老》治身、治國之文，文詞具矣，扣齒津咽之序，其言鄙陋，恐將西聞異國，有醜鄉邦。”在這場翻譯之爭中，玄奘始終保持嚴謹學風，既沒有因為李唐王朝的推崇和道教學者的爭辯而混同佛道，也沒有將貶低《老子》思想的注序加以翻譯，客觀的維護了原著的思想體系。由此可見，嚴謹求實、忠實原著是玄奘一貫的風格。

    其四、譯場的集體配合是譯經的重要保障。玄奘的譯經並不是獨自完成的，擁有龐大的譯場和嚴格的程序。玄奘的譯場有譯主、證義、證文、書寫、筆受、綴文、參譯、刊定、潤文、梵唄等多個崗位，譯主為玄奘，其他的職位由求學者擔任，這些學生不僅有核對梵文、書寫紀錄、語法整理、譯文潤色等工作，而且還要將譯稿回翻為梵文再次核對，他們為保持翻譯的準確性做出了很大的貢獻。玄奘還把譯經、講經和培養人才結合起來，白日在譯場主持譯經，傍晚給學生講解新譯經論、回答疑問，讓學生在工作和學習中不斷提高。通過這種方式，玄奘培養了窺基、神?、嘉尚、普光、道宣、玄應等一批佛門宗匠，還為新羅、日本等國的培養了大量的留學僧，促進了佛教在東亞的傳播。在這些學生之中，窺基是其中的佼佼者，為譯經工作做出了特別的貢獻。玄奘在印度收集了十家注解大乘有宗論典《唯識三十論》的著作，曾準備一一譯出，但是窺基認為十家注解有正有誤，建議以護法的注解為主，糅合十家之説為一書，玄奘採納此議，譯成《成唯識論》。該書以護法一係的注疏為基礎，以難陀、安慧等學説為對照，不同之處以‘有義’字樣將諸家異説存列其前，將護法的正確結論放在後面，示正宗之所在，最後往往還加上一些玄奘自己的心得體會。《成唯識論》顯示出了一種迥然不同的翻譯風格，在中國佛教史上頗有影響，這一切得益於玄奘師徒之間的教學相長。

    其五、言無名利、行絕虛浮的開闊心胸是譯經得以堅持的重要原因。玄奘一生都被榮譽包圍，少年時期就享譽一方，遊學印度又獲得國君和僧眾的愛戴，回國之後唐太宗、高宗、武則天也對他非常敬重。但玄奘對於這些榮譽沒有任何牽掛，他只是很恰當的運用王室的支持來傳播他的信仰和理念。道宣讚揚玄奘：“虔虔不懈，專思法務，言無名利，行絕虛浮。”在歸國後到去世的近二十年中，無論事務多麼繁忙，他都沒有停止譯經工作，以平均每年50萬字以上的速度進行著翻譯工作。他翻譯了大量的印度原典，但獨獨沒有翻譯自己用梵文所作的三大論，這顯示他毫無自私自利之心。正是這種“言無名利，行絕虛浮”的崇高精神支持著玄奘幾十年如一日的譯經工作，開創了翻譯史和中印文明交流史的奇跡。歐陽竟無曾讚嘆玄奘的翻譯風格是：“一語之要，堅如磐石，一義之出，燦若星辰。”

    縱觀玄奘一生，堅強的意志、明確的理念、精深的知識、歷史的繼承、嚴謹的學風、優秀的團隊和不求名利的品格是他事業成功的關鍵，這正是我們在一千多年以後追思先賢所應得出的啟迪。

    （武漢大學教育科學學院 孫勁松）

責編：何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