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中國新聞週刊

    高考已蛻化為一種意義空洞的表演儀式。那些真正改變人們命運的選拔機制，卻沒有多少人去關注

    轟轟烈烈的高考結束了。年年高考，年年都興師動眾，場面宏大。千百萬人都信奉高考是一場改變命運的公平競爭。但與此同時，“讀書無用論”卻在中國鄉村流傳，揭示了這樣一個冷酷的真相：高考已經不能改變命運。高考已經蛻化為一種名不副實的意義空洞的表演儀式。

　　由於在世界上最早建立了公平選拔人才的科舉制度，讀書與考試能夠改變命運，這一觀念深深地融入了中國人的深層意識之中。自隋唐正式設立科舉制度以來，傳統中國社會一個人、一個家族的政治地位、經濟地位和社會聲望，都與科場考試的成敗緊密相關。比如，一個人通過考試有了秀才這一等級的功名後，就有許多東西來顯示他高出常人的地方：訴訟時在縣太爺面前可以站立回話而不用下跪，遇有大罪先要革去秀才功名才可以動刑，屋門可以比一般人家高出三寸，還可以少出一些地丁錢糧，等等。

　　1905年，在歐洲文明前所未有的衝擊下，晚清政府取消了科舉制度。一個延續了一千三百年之久的精英選拔制度就此宣告終結。中國進入革命與內戰時期，軍人、黨人和革命者成為社會精英。這時，社會就成為一所最權威的大學。

　　1949年之後，全國實行了高考制度。當時，上大學免費，畢業後由國家統一分配工作。雖不能説考上大學就等於富貴，但大學畢業後就成為國家幹部編制中的一員，工作好，收入高，比起那些沒有上大學的人來，地位自然要高不少。

　　中國民間將這種命運的改變，比喻為鯉魚跳龍門。不過，同樣是讀書、考試改變命運，一位業界前輩曾經指出過這樣一種區別：在傳統社會，一戶人家往往要通過幾代人的艱辛努力，才能供養出一位有功名的讀書人。因此，一個人一旦出人頭地之後，就不能只對自己負責，而且要對整個家族負責。到了新中國，由於國家實行免費教育，一戶人家往往一代人就能考出來一位大學生，並不需要幾代人供養，這意味著個人憑藉自己的素質就能改變命運，而家族功能在無形中就弱化了。

　　新變革發生在20世紀90年代後期。中國高等教育出現産業化傾向，大學開始實行收費制度，擴大了招生名額，同時取消了畢業分配製度。不知不覺之間，中國社會完成了一個巨大的轉折：一考不再定終身，高考不再改變命運。

　　這一轉折本來可以給中國帶來一場教育革命。首先，由於高考不再充當直接為全社會選拔人才的工具，這一作用已經由其他社會選拔機制來替代，因此，高考可以改革為兩三門基礎課程的考試，錄取過程也可以變得簡明，從而使小學、中學可以隨之擺脫應試教育的困境，使我們社會的教育品質更健全，具有更高創造性。其次，高等教育可以走向大眾化、普及化、低廉化，讓更多人有機會跨進大學校門，接受高等教育。由於大學畢業之後，還要經歷社會上其他選拔機制的挑選，才能確定一個人的社會地位和專業位置，因此，大學不過就是在小學、中學之後，一個繼續改變人的文化素質的階段罷了，用不著那麼高不可攀，費用昂貴。

　　歷史有慣性，利益需要維持。人們仍然在神化高考，炒作名牌大學，濫收教育費用，這一切都打著高等教育改變命運的旗幟進行。但是，當人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跳過高考這道龍門，花費巨大代價讀完大學之後，卻發現自己並沒有變成龍，而仍然是一條魚。要想變成龍，前面還有很多道龍門，有形的，無形的，在等待他們。但是，許多人已經無力再去跳越了。

　　的確，高考是中國迄今為止最公平的一道選拔機制。但是，因為不再直接改變命運，高考公平的意義就顯得空洞而虛弱了。難道除了高考之外，我們就沒有普及全社會的公平選拔機制了嗎？難道只有聽憑家族競爭重新來臨，讓家庭地位、金錢和社會關係成為決定命運的因素嗎？難道我們就無法阻止社會階層的斷裂繼續加大嗎？

　　實際上，今天那些真正能夠改變人們命運的選拔機制，比如公務員考試、事業單位錄用和國營企業招聘等等，都分散在社會各個領域，處於一種半明半暗的狀態。這些選拔機制與選拔過程是否公平，是否需要整合成一種全新制度，以承擔起社會上下層之間對流的功能，並沒有引起全社會的關注、監督和思考。由於現實的遮蔽與思維的慣性，人們仍將全部注意力都放在了意義已經空洞化的高考這一關口上。

責編：石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