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在草原

 

 

CCTV.com消息（記者多國麗）：見到曲折，是在他的公司裏。面前的曲折，穿一件灰白色格子襯衫，戴一副近視眼鏡，説話聲調沉穩平緩，臉上挂著的始終是安靜的微笑，像一個在八十年代電影裏經常看到的那種樸素的知識分子或基層幹部。

 

然而，就是這個樸素的曲折，沉浮“商海”已近二十年，現在依然沒有停止追求“理想”；而在文革年代，他更鼎鼎大名，是一個有著某種象徵意義的人物，閱讀網上所有有關他的資料，給予他最多的稱號是“上山下鄉運動的先驅”。

 

採訪曲折的這個下午，恰恰是內蒙古自治區成立60週年慶祝大會舉行的日子。對於他來説，內蒙是一個有著特殊記憶的地方，因為從1967年到1983年，他曾作為知識青年在那裏生活過16年。

 

“興高采烈”地離開故鄉

 

1967年10月9日，20歲的曲折很早就起床了，這一天，他要帶領著郭兆英、王紫萍、胡志堅、鞠頌東、金昆等九名同學來到天安門廣場前，準備做離京赴內蒙前的告別宣誓。

 

這是一次自發的行為，但出乎曲折意料的是，天安門廣場上已經聚集了上千名趕來送行的同學，與北京市勞動局專門組織的歡送隊伍。在如同節日般熱鬧的氣氛中，由曲折領誓，一行人在金水橋前列隊，面對天安門城樓上的毛主席高聲念出誓詞：

 

“……最最敬愛的毛主席，我們遵照您的‘知識分子與工農相結合’的偉大指示，邁出了第一步，我們將循著這條革命大道一直走下去，走到底，永不回頭！”

 

這份在現在看來充滿著空泛口號的誓詞是曲折10月5日淩晨寫的。其實，這一天才走，曲折是覺得走晚了的。還在上初中不過14歲的他，就萌發了到農村去的想法，不過是由於學校老師的勸阻，未成行。

 

“當時想的簡單，一是我們需要和工農的結合來提高自己，二是我們可以用自己的知識來改變農村的面貌。”曲折説。而在當時，邢燕子、侯雋、董加耕等50年代末回鄉知識青年的典型無疑又給他一種榜樣的作用。

 

1967年的春天，曲折有這樣一個計劃，到新疆的拜城辦一所紅衛兵大學。但很快，他否認了這個設想，他認為，自己的小資産階級的階級屬性是不能構成無産階級教育陣地的。

 

在北京市勞動局的協調下，曲折最終確定了插隊的方向──內蒙古錫林郭勒盟西烏珠穆沁旗白音寶力格公社。

 

按照曲折的描述，他當時是“興高采烈”地離開北京的，沒有半點不捨家裏的心思。甚至，他是把戶口取出來了，走前幾天才告訴的父母。

 

因為，“那裏的感召力太強了，恨不得馬上就到那裏。”當時到了內蒙後，當地的一份報紙讓曲折談談思想轉變的過程，曲折説，“哪有什麼思想鬥爭”。

 

曲折一行十人坐著車達到內蒙草原的10月14日，已經是內蒙的秋季，一眼望過去滿目是荒涼的顏色。看著車窗外連綿的黃草，曲折興奮對自己説，“這才是適合我施展的地方，太適合我了！”

 

曲折等人的這一行動得到了來自中央的肯定，《人民日報》、中央廣播電臺、北京日報等媒體都做了顯著的報道。後來，曲折還作為知青典範，回北京作了十幾場巡迴演講。

 

讓曲折沒有想到的是，在他們之後，“老三屆”學生上山下鄉熱潮的序幕就此拉開了。

 

                      在內蒙插隊時意氣風發的曲折

 

 

一個來不及寂寞的“新牧民”

 

1967年10月14日傍晚，曲折一行終於到達白音寶力格公社。一股新鮮的，純樸的草原風情向他們撲面而來。熱情的牧民從幾十里外騎馬來看望曲折們，送來了奶豆腐、炒米，為他們燒奶茶，煮手扒肉，蒙古包裏擠滿了牧民，為他們開別開生面的歡迎會。

 

“奶茶這麼好喝，羊肉這麼好吃，牧民這麼熱情，覺得比北京的生活還要好。”草原的生活超出了他的想象，本來，他是準備到“沒有吃，沒有喝”生活艱苦的地方去的。

 

一週以後，男女知青被分成兩撥到兩個配種站工作。曲折在北京沒有學過放羊、配種方面的知識，到公社以前就到呼和浩特的農學院借了好多書，認真鑽研了好一陣。

 

這是這樣的一份工作，頭年的11月份，曲折們要為成年的羊群做好三個環節的工作，採精、精子的保存、受精。做好這個工作後，第二年的三月份，他們就可以等待小羊羔的出生了。

 

回憶起這一段與羊群為伴的日子，曲折是非常快樂的。過了嚴冬，三月份的草原天氣變暖，鮮嫩的草也漸漸長出來了。這時小羊羔一個接一個地出生了，羊媽媽吃了鮮草，奶水充足，它的小羊羔們在這時的成活率是最高的。而在冬天，草枯黃了，羊媽媽吃不飽，在這時出生的小羊羔大多都死了。

 

在放羊的過程中，曲折在學校裏學到的知識幫上了他的忙。他發現羊很害怕天上翱翔的鷹，因為鷹很喜歡啄羊的眼睛，被啄了眼睛的羊倒在地上，流血不止，沒過多久就死了。於是，他在轟羊的時候發出鷹“咕咕”的叫聲，羊一害怕，就跑掉了。

 

曲折有一匹黃色的坐騎，他給它起了一個名字，叫“特木其日”，奮鬥的意思。每次他在給馬喂料的時候，都叫這匹馬的名字。長期以往，馬也就對“特木其日”的發聲有了反應。

 

曲折到牧民家喝茶，也不拴馬，讓馬自己去吃草，喝完茶後他在蒙古包前長長地叫一聲“特木齊爾”，馬就“得得得”地跑過來了，非常聽話。牧民們都疑惑不解，但曲折明白，這就是巴甫洛夫學説中講的信號反應。

 

到了草原後的不久，曲折就決定辦一份叫做《草原新牧民》的刊物。按照曲折的解釋，“新牧民”與“老牧民”相別之處在於，在於知識這一塊。但是只辦了幾期，他覺得這份漢文刊物對只會蒙文的牧民來説影響不大，就停刊了。

 

但是，還是要用某種形式把知青們聯絡在一起的。還是他&&，找了一個硬皮的日記本，做了一份“知青日記”。10個知青每人寫一天，10天一個循環在知青裏傳遞。

 

這本日記裏記錄的大多是自己的工作學習的體會，對問題的討論，或是對某個知青的批評。曲折説，被批評的知青為了表明自己改正的決心，甚至在日記中寫血書。

 

當時，知青已經分散地住到了牧民家，知青之間最遠的距離有四五十華里。但在曲折眼裏，這不算什麼困難，在空曠的草原上策馬揚鞭，也許一盞茶的功夫，日記也就傳遞到了。

 

草原遼闊，人煙稀少，寂寞是知青們普遍都要遭遇的問題。但曲折卻説，他們這10個知青都很忙，是來不及寂寞的。

 

當時，生産隊裏經常開會，學習社論，學習毛主席語錄，一幫知青騎在馬上去開會，走一路，唱一路，大家都很快樂。

 

即使是身上長虱子這樣的事，聽曲折講來，也是饒有趣味的。在草原上，洗澡是非常不方便的一件事，往往一兩個月甚至更長的時間洗不了一次澡，於是身上就會長出許多虱子，渾身癢得難受。

 

後來他們想出了這樣的辦法，晚上睡覺脫了衣服後，讓額吉把衣服拿到蒙古包外面凍，零下30幾度的氣溫下，虱子就會凍成小冰碴，早晨拿柳條往衣服上抽，虱子就“撲簌簌”地掉下來了。這樣可以舒服幾天，週而复始。

 

但是就是在這樣的條件下，曲折和其他知青們身體都很好，很少有人生病。

 

而且，幸運的是，曲折與這個公社的知青們幾乎沒有經歷過饑餓。曲折當時每個月有12塊錢的收入，包括肉食、奶食與糧食，吃飯花六塊多錢，穿衣平均每個月兩塊錢。1968年底，曲折還向公社捐獻了三百塊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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