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傳媒第一世界的紀錄片復興。

　　以美國為代表，美國的紀錄片代表了目前世界製作的高水平，工業體系也是比較發達的。從1996年以來，美國紀錄片出現一個欣欣向榮的局面，突出的表現是紀錄片收復電影院，我看到美國一個作家寫的文章，他叫做《極致翻新：紀錄片變臉》，從1996年到2002年，國內市場每年平均有15部紀錄片在劇院放映，在2003年放映的數量翻三了倍，到了50部，佔了總放映量的10%；其次再看票房，有9部電影的票房超過的100萬美元。在2004年，總票房達到了5500萬美元，其中不包括《華氏9.11》，因為它本身是1.19億美元，紀錄片在電影院獲得如此的成功，原因何在？我想這是紀錄片復興的一個標誌。

　　紀錄片的成功同樣體現在電視頻道上，如大家熟知的國家地理、Discovery和歷史頻道，陸續還有新的紀錄片頻道在開播。也就是説，從電影和電視兩個方面，從電影院和電視傳播，同時看到了紀錄片的一次復興。最近大家都會津津樂道法國紀錄片的《帝企鵝日記》，我想這部電影給我們帶來了關於紀錄片的新的概念，就是紀錄片不是難看的電影，紀錄片不是粗糙的電影，紀錄片不見得是黑糊糊，晃悠悠，同樣可以非常高級，非常精緻，非常美。在這種情況下，我想重新檢視中國的紀錄片，我們與國際接軌的努力和願望非常強烈的，但接哪一個軌，這是我們今天需要研討的。我們一方面向懷斯曼學習，向獨立製作人學習，另一方面我們想要在國際市場上賣片，我們走得越遠，成功的可能性越小，因為他的片子本身在美國就沒有市場。

　　第二，紀錄片的階段性發展與持續發展。

　　從歷史來看，紀錄片的發展呈現出兩種特徵。應該説從70年代以前，或者説70年代末以前，紀錄片的發展是階段性的發展，紀錄片的發展總是和社會變革和社會變故伴隨在一起，每當出現動蕩，比如戰爭、政治風暴紀錄片就會非常發達，最發達的就是二戰和60年代人權運動。在那個時候，紀錄片的商業成功是巨大的，但成功也是偶然的，沒有找到紀錄片成功的一種規律，如《奧林匹亞》在當時獲得的商業成功，紀錄片拍攝的主要資金來自於政府和基金會或文化機構，而不是來自於商業投資，所以這一時期，紀錄片主要依賴於國家集團、文化集團的力量，沒有形成持續性的推動力量，這個力量是從80年代開始的，也就是説，從電影開始逐步在紀錄片領域中淡化，電視成為紀錄片傳播的主要特徵，紀錄片才找到市場發動機。國家地理頻道，Discovery和歷史頻道的建立，對於紀錄片常規化發展——我稱之為持續性發展起到了功不可沒的作用，它把紀錄片從一種階段性的發展，一種偶然的成功變成了長期的持續的發展，原因就在於紀錄片實現了一個核心問題上的變化——商業化。商業化使紀錄片從意識形態宣傳變成文化工業，這是最核心的動力。

　　第三，紀錄片擔當媒介角色發生了變化。

　　在20世紀70年代末以前，紀錄片擔當的主要媒介角色有兩種：道義和責任。以美國和德國為代表的政府直接介入的紀錄片，或者是英國的紀錄片運動，像格裏爾遜，他是為英國政府拍攝，為文化機構拍攝，他的片子是擔當社會道義和責任的。但是，這種角色在80年代以後發生了變化，尤其是在90年代産生了質的變化，紀錄片走向娛樂化，開始走向市場。像好萊塢一樣，要和觀眾一起娛樂，而不是像觀眾宣講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