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有的到海南去掙錢，有的當了官，我這方面比較落後，還固守著對文化的想象。”

　　思想的啟蒙

　　《熱道》：您是1982年上的大學，那時候的大學和現在有什麼不同？

　　張同道：80年代初上大學的人還很少。那個時代好像經過了漫長的雨季，清新的陽光照在林間的小路上，走在上面，人的心都是雀躍的。第一次走進大學的校園，第一次看到有那麼多書的圖書館，難以形容當時如饑似渴想要讀書的心情。我記得李澤厚的書剛出來的時候，我淩晨三點就到書店去買書，前面已經排了好多人，我們在早春的寒風裏等了五個小時，等到八點書店開門我們才買到書。

　　這種現象是由80年代整體的氛圍所決定的。渴望知識，尊重人的價值，思想自由，當時大家討論的問題比現在要深得多，從某種意義上説，現在這個時代是一個文化退化的時代。

　　《熱道》：上世紀80年代是一個充滿浪漫理想的年代，大學期間，哪些閱讀對您以後的人生歷程産生了重要影響？

　　張同道：上大學的時候，有兩次閱讀經驗從思想上給了我極大的震撼。第一次是讀到北島的詩，八十年代否定了我們的童年社會，過去我們的文化一片荒蕪，現在大家都以挑戰者的姿態懷疑過去，仿佛成為北島筆下的文化英雄，因為過去我們實在被灌輸了太多的謊言。第二次是在一個黃昏，我在教學樓裏讀到了盧梭的《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我幾乎戰栗地一口氣讀到了天亮。這是我第一次發現有這樣的一個人把人類的事情講得如此明白，它像一道閃電打開了我思想的缺口。

　　在文學上，對我影響最大的是泰戈爾。第一次接觸泰戈爾是我的朋友從北京給我帶的一本小冊子《吉檀迦利》，我過去從未接觸過那麼美的文字和感情。我們小的時候接受的教育是粗暴的，甚至是野蠻的，帶有仇恨性的。我們學習到的文字也是急風暴雨般的文字。而泰戈爾則是用溫柔的語言、深沉的感情在講述一個人，一個故事。很長一段時間，我每天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朗讀他的作品。那個時候很窮，但市面上出的每一個版本的泰戈爾的書我都買，到現在還能背誦他許多優美的詩句。

　　川大歲月

　　《熱道》：1986年您來到四川大學攻讀研究生，這期間的學習興趣和之前有什麼不同？

　　張同道：選擇到成都讀書，是因為想要尋找一種蘇東坡式的文化，一種閒散的，超越的文化。80年代初，大家主要是受到西方各種理論的熏陶，到了80年代中期，我們又開始重新讀中國的古書。

　　我那時喜歡讀《世説新語》，仰慕魏晉文人的灑脫和飄逸。裏面有這樣一個故事：大將軍鐘惠打仗很厲害，但是沒文化，被世人所不齒，於是他潛心研究，寫了一本書出來。光寫出來還不行，還要得到文人集團的認可，他想找嵇康看看，但是又不敢貿然將書給嵇康，只能半夜把書扔到嵇康的院子裏，希望嵇康能撿起來看到。當然最後嵇康也沒有看。一個大元帥級的人物因為沒有文化而自卑，這正好切合了八十年代的時代主題——文化至勝。所以這個故事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川大的日子是特別讓我懷念的，我跟著我的導師學習詩歌，興趣也由浪漫主義的雪萊、拜倫轉向到現代派詩歌的波德萊爾、艾倫坡等人。當時成都有許多詩人，我和我的同學一起拜訪過流沙河、歐陽江河等詩人。

　　《熱道》：在成都的學習和生活經歷中，給你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什麼？

　　張同道：川大旁邊有一個望江樓公園，沿河而建，非常美。這個公園我至少去過兩百次。我的很多詩歌和文章都是在那裏寫的。那時我很喜歡美術，自己也畫素描，望江樓裏面還有一個小花園，有一天我和朋友看到花園裏的菊花開得實在太漂亮，但是花園的門沒開，我們就翻墻進去，對著菊花畫素描。後來管理員來了，一開門看見，居然有兩個人在裏面，知道我們是畫素描的，不僅沒有責備我們，還送了我們每人一盆菊花。80年代就是這樣，人與人之間沒有猜忌。

　　成都留給我太多美好的回憶，現在我還常常到成都住一小段，對於我來説，每一次不是“去”成都，而是“回”成都。成都是住不夠的地方。

　　從文學到紀錄片

　　《熱道》：大學畢業後，您的關注點似乎發生了變化，那時候人人下海，很多文藝青年都變成了商人，您卻開始關注民間藝術，為什麼？

　　張同道：大學畢業後，我的人生軌跡並沒有發生根本的轉移，依舊在文藝的圈子裏打轉。我喜歡美術，就常跟著中央美院的采風團下去采風，後來認識了畫家靳之林先生。靳先生是一位樸實的大師，他在延安生活了十三年，他的作品描繪的都是最普通的陜北農民。這個老爺子做學問是用兩條腿。他在延安工作的時候，走村串鄉，發掘了很多農民老太太，這些老太太會剪紙，他就帶著她們去了法國、美國。其中有兩位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命名為世界美術大師。他把民間藝術挖掘了出來，帶給我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

　　有一年春節我是在陜北的窯洞裏度過的，我看著那些老太太幾乎一個字都不認識，但是剪刀剪出來的，是黃帝、蚩尤、抓髻娃娃。這些文化比我們在書本上學到的《論語》，《詩經》還要古老的多。我們接受了西方的智慧，中國的智慧，都是通過紙制媒介來完成的。可還有一個世界是你根本不了解的，它沒有文字，完全是通過民間的一些簡單形式來表達深厚的文化內涵。這個對我震動非常大。

　　《熱道》：是什麼原因讓您後來又涉足到電影和紀錄片創作的領域？

　　張同道：最初有拍電影的想法是為了把這些老太太記錄下來。這個時候我發現了文字的蒼白，你縱然有魯迅的才華，也很難把這些人完整地記錄下來，可是電影就不一樣了，電影拍的東西有你最關注的，還有背景中你壓根就沒看見的，它也會在鏡頭裏呈現。尤其從聲音、圖像這樣一個雙重的角度去記錄人，非電影莫屬。

　　最早我沒想過一輩子做電影，這個事情完成了，繼續去做我的文學，可是這一走就再也回不了頭，就一直走了下來。其中還有一個原因，我一直在做現代派的文學藝術，從先鋒到民間是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為什麼轉過來，是因為我後來發現，中國號稱一個詩歌的國度，可是中國有幾個人在讀新詩？從當時來看，十幾億人，首先八億農民基本不看，剩下的城市人口中，老人、小孩基本不看，佔多數的工人不看，小商小販也不看。

　　當一種藝術形式和這個民族的絕大多數人都沒有關係的時候，這種藝術是很危險的。它就是在一個小圈子裏，幾個人之間相互取暖的方式而已。我漸漸地對現代詩的前途非常的悲觀。不希望再把一生的精力放在上面。

　　加寬生命的河床

　　《熱道》：80年代的文化啟蒙對您拍攝記錄片産生了怎樣的影響？

　　張同道：經歷過80年代的浪漫理想，到了90年代，很多人都放棄了懷抱天下的責任感和使命感。我的朋友有的到海南去掙錢，有的當了官，我這方面比較落後，還固守著對文化的想象。每個人有自己的路，我喜歡拍記錄片，它能讓我沉下來，教會我閱讀泥土，尊重每一個人。那種泥土中來的學問比紙上的學問要大得多，厚得多。於是我給自己定了一個人生的目標：花十年的時間閱讀泥土。我已經花了十幾年去讀書，現在我要花等量的時間去閱讀泥土。

　　《熱道》：拍攝紀錄片，似乎是在實現您早年求學經歷中萌生的某種理想的變體？

　　張同道：讀一座山，一個村莊，一條道路，最好的方式就是拍記錄片。拍記錄片不僅僅是我的職業，而是我的一種生活方式。我通過拍記錄片把遙遠的一片地方、一些人化成為我的生命的一部分。他們和我的生命發生了交集，我拍過的人都成為了我的親人。所以汶川一地震，我非常著急地往那裏打電話，因為我拍過那個地方的一個寨子，那裏面有四姐妹，直到後來打通電話我才放下心來。

　　通過這樣的工作，自己的生命會和一個遙遠的生命發生聯絡。而你拍過的地方就會成為你生命河床的一部分，我拍過少數民族，拍過老人，拍過孩子，這些拍攝都是閱讀泥土的一種方式，你把自己生命的河床不斷的加寬加厚，不再是根據讀了一本書或者會寫點字，依據某一個自以為是的標準去衡量他人。

來源：熱道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