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電影理論家、製作人和英國紀錄片運動的領袖，英語“紀錄片”documentary一詞的命名者，約翰•格裏爾遜（John Grierson ）在世界電影史上的地位早有定論。

    孫明經卻是一個陌生的名字，即使只對中國電影而言。實際上，20世紀三四十年代，他在中國發起了一場類似英國紀錄片運動的電影運動——他自己稱之為教育電影，在電影觀念、拍攝題材、製作與發行方式等諸多方面與英國紀錄電影非常相似。中國的這場電影運動，正是在美國和英國紀錄電影影響下發生的，並且延伸了英國紀錄電影精神，構成了世界紀錄電影史的一個部分。而從中國電影發展的角度看，孫明經電影也是紀錄電影史上不可忽略的重要代表—— 事實是，他被忽略的時間超過了半個世紀。

    將孫明經與格裏爾遜進行比較研究，旨在闡明孫明經的紀錄電影與英國紀錄電影運動之間的關係，而 在中國電影百年之際進行這一研究，也在提示孫明經所代表的紀錄電影是中國電影史上不應遺忘的章節。

    一

    孫明經與格裏爾遜擁有相似的人生出發點與從影經歷：他們都出生於基督教家庭，又分別於30年代初和20世紀20年代末參與紀錄電影事業，而且終身為電影工作。

    格裏爾遜在美國芝加哥大學留學時接受傳播學者李普曼（Walter Lippmann）的觀點，民主理論中強調的平等原則和現代大眾社會的等級制度之間存在不可調和的矛盾，主要原因就在於公眾無法蒐集各種變化不定的決策信息，在達成共識的基礎上做出自己的決定。他們對於特權階級的統治是麻木和順從的。格裏爾遜不那麼悲觀，他認為“媒介可以通過生動的、富有感染力的手段來喚起人們的情感和信任，而教育和宗教則無法做到”  與羅伯特•弗拉哈迪（Robert Flaherty）的相識將紀錄電影這種具體的媒介形式帶給格裏爾遜，於是就有了1929年《漂網漁船》(Difters) ，這是格裏爾遜導演的唯一作品，也是英國紀錄電影運動的開始。

    與格裏爾遜不同，孫明經接受的是科學教育。他在金陵大學理學院用了7年時間先後讀化工、機電和物理專業，1934年畢業留校成為院長魏學仁博士的助手。也在這一年，他協助魏學仁拍攝了《蘇州名勝》——金陵大學教育電影的第一部作品。1936年，教育電影部成立，魏學仁兼主任，孫明經為副主任——他選擇電影作為一生的職業，源於中學時期與電影的相遇：“金陵大學常常在禮堂放電影，我從四根桿子走到鼓樓去看。當時看到的都是外國的無聲電影，有故事片，也有講棉花、小麥和森林的教育片。” 這些“講棉花、小麥和森林的教育片”既是引導孫明經走向電影的媒介，又是他拍攝電影的典範——他發現了隱含在這些影片裏的巨大社會功能。

    《漂網漁船》的成功鼓舞了贊助者帝國商品推銷局（Empire Marketing Board），格裏爾遜受命建立電影部，擔當起製片人和理論家的角色，保羅•羅沙（Paul Rotha）、巴錫爾•瑞特（Basil Wright）、哈萊•瓦特（Harry Wart）、埃德加•安斯梯（Edgar Anstey）、漢弗萊•詹寧斯（Humphrey Jennings） ，這些沒有電影經驗卻滿腹才華與熱情的年輕人聚集在格裏爾遜的麾下，名作《錫蘭之歌》(Song of Ceylon)便誕生在這一時期。1934年，帝國商品推銷局解散，電影部隨局長泰倫茨一起到了郵政總局。《夜郵》(Night Mail)代表了這時期的成就。

    1939年，二戰爆發，格裏爾遜離開英國應邀去加拿大組建電影局，郵政總局電影部改為皇冠電影公司(Crown Film Unit)，但英國紀錄片運動仍在延續，以美學的力量參與到反法西斯戰爭中，《倫敦可以堅持》(London can Take It！) 、和《傾聽不列顛》(Listen to Britain)《今夜的目標》(Target for Tonight) 《戰端開始》(Fires Were Started)是這一時期的名作。

    1948年，格裏爾遜回到英國繼續領導紀錄電影運動，但此時英國紀錄電影運動已日薄西山，美學與觀念分化嚴重，二年後這一運動結束。此後，格裏爾遜在紐約、巴黎等地方致力於在世界範圍推廣紀錄片。

    孫明經是金陵大學教育電影部的實際負責人，理論家，又是製作人——攝影師、導演和剪輯師。主任魏學仁是理學院院長，他曾經留學美國，率先在理學院建立教育電影部，親自拍攝了《蘇州名勝》、《日食》，並與孫明經一起攝製一些工業影片，但因為精力所限，他沒有更多時間從事電影。但他的支持是金陵大學教育電影得以發展的基礎。潘澄侯、邱錦義、段天育、蔣慈壽、范厚勤、區永祥等人先後參加了電影工作。邱錦義拍攝了《廣西省》、《廣西民團》，段天育拍攝了《雷馬屏娥》、《中國柑桔》，范厚勤拍攝了《中國桐油》、《中國茶葉》，區永祥航拍了《日食》。1934到1948年間，金陵大學教育電影部攝製影片112部， 其中孫明經個人攝影、編輯完成的在半數以上。僅僅1936年成立之初的兩年裏就拍攝了54部作品，孫明經回憶説，“1936年1937年我們有過兩年的黃金時代。不過，那時間實在太短”。 《日食》（1936）、《防空》（1936）、《防毒》（1936）、《煙臺花邊》（1936）、《鄉村建設》（1937）、《開採煤礦》（1937）、《首都風光》（1936）等具有重要價值的作品都拍攝于這一時期。其中由魏學仁拍攝的《日食》（1936年）是中國第一部彩色電影。

    金陵大學教育電影的成功引起教育部的重視，潘澄侯、蔣壽茲調入教育部從事教育電影工作，主持“教育影片庫”建設，在全國推行教育電影。教育部也攝製了一些教育影片，但更多的依然委託金陵大學教育電影部攝製。甚至教育部主持的“電化人員教育培訓班”也由金陵大學教育電影部具體操作。

    日本全面入侵把戰火燒到整個中國，金陵大學被迫西遷入川，流浪漂泊中孫明經拍攝了《自貢井鹽》（1938）、《西康》（1939）等影片。1942年他與魏學仁赴雲南拍攝了工業系列《防空電廠》、《長壽水利發電》、《機械製造》等7部影片。其間，孫明經于1940到1941年赴美國考察教育電影，在紐約美國影片中心社和明尼蘇達大學視覺教育中心，他目睹了美國紀錄電影的成就，“我感觸最深的是紀實影片（Documentary Films）所採用的獨到的技術，和洗印技術的新發展。”  回國之後孫明經創辦了中國第一本電影學術雜誌《電影與播音月刊》，並一直擔任這本雜誌的主編。

    1945年日本投降。從1946年春金陵大學返校回南京，到1948年為止，孫明經拍攝了《交通》（1948）、《南京》（1948）、《華西村》（1947）、《民主前鋒》（1946）等作品，其中《民主前鋒》是中國電影史上第一部彩色有聲片。1948年之後，孫明經再也沒有機會拍攝任何影片。1952年，金陵大學影音部師生和設備奉命併入北京電影學院的前身——中央電影學校，金陵大學也自中國教育版圖上永遠消失，孫明經作為一名教授直到生命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