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中國的交往遠非簡單的政治交往。這個國家教會我的東西太多了：一種處世方法，一種對生活所持的態度。近年來我感受到兩種交往差別的份量。這是一種獨一無二的關係。我既非漢學家，又非專家，也非來華三、四十年的的外籍人。我與埃德加•斯諾不同，又與共産黨人不同，我深信無任何一西方人有像我這樣同中國的關係。它在雙重意義上説來都是確實的，因為對中國人説來同樣是破常規的事情。他們收養了我，在他們眼裏，我是永遠不會背叛他們的人。
                                       ——尤裏斯•伊文思

    一、 中國人民的老朋友

    1979年11月17日晚上，北京飯店宴會廳，各色美味菜肴安然停泊在餐桌上，賓客靜靜圍坐一旁，一場盛大宴會正在等待主賓。當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鄧穎超陪同81歲的尤裏斯•伊文思與夫人瑪斯琳•羅麗丹走進來時，一陣強烈的掌聲從人群裏陡然爆發。伊文思回憶説，“一時間，我覺得出了錯，可是還未及發問，我們便置身其中了，一張張熟悉的面容，都是中國的朋友。這是一個使我感到突如其來的激動人心的時刻：中國人把四十多年來和我工作過的男男女女都聚集來，濟濟一堂。自1938年以來的往事歷歷浮現在眼前，我無比激動。”
 
 這是中國政府為伊文思舉辦的81歲生日宴會，主持人鄧穎超既是中國政府代表——她的職務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又是私人代表——她的丈夫周恩來是伊文思最好的中國朋友。周恩來在世時，伊文思每一次來訪他都親自接待，劉少奇、朱德、陳毅、葉劍英、鄧小平等中國政府領導人先後十幾次會見伊文思——中國政府稱他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1938年第一次來中國時，蔣介石、宋美齡、宋慶齡也都曾經接待伊文思——恰恰就在那一次，伊文思結識了同齡人、當時任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主任周恩來，開始了兩人長達一生的友誼。

    從1938年40歲的伊文思第一次訪華，拍攝了紀錄片《四萬萬人民》，到1988年90歲的伊文思在中國完成生平最後一部作品《風的故事》，伊文思與中國的交往長達50多年，中國和關於中國的電影成為伊文思人生和藝術裏極為重要的事件。

    伊文思的電影人生開始於1911年，那年他13歲，與家人一起完成第一部家庭電影《小茅屋》，1988年90歲時他完成最後一部電影《風的故事》，總共製作電影超過70部，其中最長電影《愚公移山》為12小時，最短電影《沙盒子》為2分鐘。從1928年拍攝《橋》開始，到1988年《風的故事》，伊文思職業電影生涯長達60年。他拍攝的地點分佈在五大洲20個國家：荷蘭、比利時、蘇聯、法國、美國、西班牙、加拿大、澳大利亞、捷克斯洛伐克、波蘭、保加利亞、民主德國、南斯拉伕、意大利、馬裏、古巴、智利、越南、老撾、中國。除祖國荷蘭之外，中國是伊文思拍攝電影跨度最長、拍攝作品最多的國家。伊文思曾經四次到中國拍攝電影，1938年的《四萬萬人民》，1958年的《早春》，1972-1975年的《愚公移山》，1985-1988年的《風的故事》。

    伊文思與中國的關係還不止于電影本身，他的攝影機甚至比他的電影在中國更廣為人知：1938年，他把一台埃姆牌獨眼龍攝影機和2000尺膠片贈給正在籌建的延安電影團。這臺攝影機把中國革命與國際左翼思潮聯結起來，記錄了中國共産黨早期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和中共七大、七屆二中全會、延安生活等重大歷史影像資料。當時，伊文思選擇了還處於弱勢的共産黨，他沒料到11年後共産黨贏得了中國政權，而他的朋友周恩來成為中國政府總理。西方人説，也許伊文思當時正好有兩台攝影機，贈送是一種隨機行為。但伊文思自己卻説，“延安的中國人與世隔絕，孤助無援，需要用電影畫面來表現他們。儘管我知道北京和上海的電影工作者在山區與毛澤東匯合，但他們什麼事也做不了，他們一無所有，既無膠片又無攝影機。於是我向周恩來建議把我的一架手提式攝影機留給他。” 從漫長的一生看來，伊文思的自述更可信，他從來不是一個投機分子。

    這就是一位電影人與一個國家的傳奇！

    世界上沒有哪一位電影人像伊文思一樣與一個國家發生如此漫長、如此豐富、如此曲折、如此深入的聯絡，而中國也沒有像對待伊文思一樣對待其他任何一位電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