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中國媒體上演了一部宏大而豪華的百老匯連續劇：南方雪災、拉薩動亂、汶川地震、聖火傳遞、奧運盛會、金融危機……而在焦點不斷轉移、熱點精彩紛呈的媒體狂舞中，一部平實內斂的紀錄片《水問》在中央電視臺播出了，這幾乎可以稱得上是一件奇跡，尤其在文明怪圈日益擴展的今日世界。

    人類文明發展史進入20世紀突然加快了腳步：飛機、汽車、原子彈、電影、電視、避孕套、克隆羊、計算機、航天、登月……這些古人神話裏的怪物、夢幻或魔術都已成為現實，這些發明家或科學家成為英雄——或者富翁英雄，人類似乎越來越聰明了。然而，不可忽視的另外一重事實是：20世紀人類死於戰爭的人數創下了歷史之最，人口爆炸達到空前狀態，空氣、土地和水的狀況也頻頻提示種種令人不安的危機。與此同時，人類的價值觀似乎也越來越傾斜，原子彈是滅絕生命的，而糧食是維持生命的。可是，發明和製造原子彈的人是英雄，而種植糧食的人是卑微的。空氣和水是生命維持的基本元素，而人們肆無忌憚地往河流、江湖和天空排放臭氣和污水，聰明的人類到底怎麼了？

    民主與科學帶給20世紀嶄新的思想和奇跡，而沒有節制的經濟目標和貪婪的消費主義常常挑戰人類的理性精神，空調的發明是一個典型：一方面，人們在室內享受了清涼；另一方面，公共空間的溫度更高了，足以把北極冰山融化。這是典型的以鄰為壑！豈止空調，汽車飛快駛過，尾氣留在後面；機床快速旋轉，污水排進河流；飛機飄過雲層，臭氣散在太空……地球變暖，空氣污染，這是一個不再適合人類居住的地球。人類陷入一個文明怪圈：人們往往只關心以自我為中心、以利益為半徑的圓圈，卻對圓圈以外的公共空間漠不關心。

    作為20世紀影響最大的媒體，電影和電視似乎也陷入文明的怪圈。娛樂成風，消費至上，以至於美國媒介學者波斯特曼提出“娛樂致死”的警誡，而操縱這一切現象的幕後黑手是商業利益。中國電視也在紙包子、假唱、超女和“第一次心動”中呈現出一種商業利益至上的沉醉，而艷照門事件更是突破了媒體道德底線。一種失去道德自律和行業規範的媒體也構成文明怪圈的一部分。

    媒體既是傳播媒介、意識形態、資本運營，也是人類的精神公共空間，它所承擔的責任是雙重的。因此，放棄社會責任，一味追求商業利潤是媒體的墮落。不過，媒體也在自省。2006年奧斯卡紀錄片獎頒給了《一個無法忽視的真相》（An inconvenient truth），記錄了美國副總統戈爾風塵僕僕在全球演講地球變暖的事實，告訴世界危險已經迫近。這是媒體的覺醒，這是覺醒是雙重的：既是電影所關注的環保問題，也是媒體公共意識的反思。

    2008年中央電視臺播出的《水問》與《一個無法忽視的真相》在媒體精神上一脈相承，顯示了媒體作為公共話語平臺的良知和擔當。它以八集的篇幅展示了與每一位地球人都密切相連的問題：水的危機、水的安全、水的污染、水的出路。水是生命的基本元素，水的危機便是生命的危機，而最大的危機在於危機已經迫近而我們卻渾然不知。《水問》披露了一個令人震驚的現實：在世界水資源排名的153個國家裏，中國排第121名。然而，中國人使用水的數量卻數倍於世界平均水平。中國改革開放創造了經濟奇跡，經濟增長速度幾乎每年都超過兩位數，但中國每萬美元GDP的耗水量299立方米，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倍，歐美的8倍，日本的25倍。世界平均水4750立方米，歐美有8450立方米，日本有3300立方米，中國只有2300立方米。在聯合國公佈的標準裏，人均低於1000公升的屬於貧水國家，而北京只有750升。近年來，中國地下水位連續下降，從10米降到200多米，並且污染嚴重，上海自來水廠的取水口從黃浦江10公里處推移到100公里處，太湖爆發藍藻，滇池變成污水池，江河干涸，湖泊污染，中國為經濟高速發展付出了沉重的代價！然而，當西部山區把一頓清水泡的茶作為婚宴的豪華禮遇，當一些偏僻地區喝了不衛生的水患上地方病，另一些生活在城市裏的中國人卻把“節約用水”當作一行的貼在墻上的多餘漢字，北京、天津的大學生把節水智慧卡當作一個礙事的麻煩卡。簡言之，水的危機對於多數人是一種事不關己的、遙遠的提示。

    在2008年的中國，《水問》關注的顯然並不是媒介熱點、焦點，這一聲電視呼喚自然也沒有引起多麼巨大的公眾反響。然而，它卻比任何焦點更迫切、更沉重，因為它直接關係到生命的安危與人類的生存這樣重大的公共主題。在這裡，文明怪圈再次發生效力：只要危機沒有發生在自己身上便安然處之，漠不關心。也正是如此，在這個資源匱乏、人口眾多的國家，豪華奢侈越來越成為富人的生活時尚，僅僅因為他們擁有足夠多的鈔票。可是，水、空氣和土地都是不可再生的資源，其價值也是金錢無法衡量的，它屬於所有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而不僅僅屬於少數人。

    城市化是文明的碩果，水泥和瀝青阻斷了大地的呼吸，汽車與空調向空中排放污氣，人類的智慧太多耗費于權力爭鬥、金錢博取與物欲饕餮，太少關注生命本體的意義和價值，太少關注人與自然的和諧。從某種意義上來説，極端消費主義是一種慢性自殺，但人類卻義無返顧地踏上這一路途。目前瀰漫全球的金融危機正是文明怪圈的花朵。假如人類不就此驚醒，《漁夫和小金魚》的故事未必就僅僅停留于文字，比老太婆更悲慘的命運也許就在不遠的路口等待我們：失去一切的老太婆還可以回到小木屋，而我們可能一無所有。

    公元前279年，面對命運的玩弄，屈原發出“眾人皆醉而我獨醒”的慨嘆，揮毫寫下《天問》： 遂古之初，誰傳道之？ 上下未形，何由考之？

    公元2008年，面對水的危機，一群懷抱良知的中國電視人發出《水問》。屈原的呼喚穿越千載抵達我的耳朵依舊帶著焦灼的生命體溫，《水問》也在媒體一派鶯歌燕舞中散發著憂患的氣息。然而，我還不滿足於這一聲低沉的呼喚，電視作為主流大眾媒介所承擔的公共責任還不止於此，紀錄片完全有可能作為一種參與社會、改造社會的行動力量，而危及我們生活的也不僅僅是水，還有空氣、土地，還有公共精神的無限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