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終於在2010年春節播出了。

    這部江湖上傳説已久的紀錄大片不僅把大批觀眾帶到敦煌，也再一次以電視作品設置了社會話題，但它更大的價值在於市場化生存的啟示。

    2000年以來，中國媒介生態發生裂變：收視率成為電視評估的主要標準，電視劇、娛樂節目風雲激蕩，高居潮頭；票房成為電影評估的主要尺度，國産大片拔地而起，2009年票房衝到62億；而曾經象徵中國電視文化品質與美學坐標的紀錄片被迫進入欄目化生存新方式，失去了社會話語權，也失去了在傳媒界的文化位置與美學價值，甚至無法獲得普通電視欄目的生存空間——不少紀錄片欄目退守子夜時分，有些退出熒屏，在市場化媒介生態中紀錄片陷入低谷。

    中國紀錄片前途何在？

    紀錄片工作者陷入困惑，困惑也傳染給媒介管理者與普通觀眾。一些紀錄片欄目努力貼近觀眾，開始市場化進程，像2001年創辦的《探索•發現》；一些紀錄片頻道開始創辦，逐漸調整市場步態，像2002年創辦的上海紀實頻道；一些紀錄片人開始實驗紀錄大片——套用國産電影大片概念，2005年《故宮》開闢了國産紀錄大片樣式，2006年《圓明園》和《大國崛起》出現，2007年《森林之歌》播出，《敦煌》是紀錄大片思路的延伸，而這一思路的開創者正是該片總導演周兵。

    作為一部紀錄大片，《敦煌》所蘊含的啟示貫穿從文化品質、文獻價值、美學意義到傳播價值。
敦煌是中國文化史上的光彩篇章，也是傷心一頁。很長一段時間，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國外，敦煌也可能成為外國紀錄片的資源，像《功夫熊貓》、《花木蘭》、《秦始皇》一樣。值得慶賀的是中國紀錄片工作者製作了具有國際水準的《敦煌》，把敦煌歷史、文化、藝術傳遞給大眾，把法國圖書館阿龍官司判詞、大英博物館經卷等珍貴文物，莫高窟從未開放過的第3窟等精彩壁畫展示給觀眾，顯示了大眾媒介的文化品質，尤其在當下媒介生態惡化、低俗文化氾濫之際，其文化責任感格外值得敬重。

    《敦煌》繼承了《故宮》、《圓明園》的美學特質，在表現方式上更進一步。阿龍打官司、常書鴻荒原尋妻、斯坦因敦煌探寶等段落情境逼真，表演細膩，虛構人物程佛兒也合情合理，這些情景再現場面還原歷史情境，渲染人物情感，凸顯了紀錄片作為藝術的審美魅力。同樣，製作精良也是《敦煌》的突出特質——這也是《故宮》以來中國紀錄大片所堅持的一種美學品質，顯示了中國紀錄片國際化的努力。事實上，我們所謂大製作，也只是國際紀錄片普遍標準而已。單就製作經費而言，《敦煌》也只有美國國家地理同類題材五分之一。

    從傳播角度看，《敦煌》無疑是成功的。它不僅用一部作品引導了關於敦煌的社會話題，讓敦煌進入公眾的文化與心理版圖，而且提升了公眾對於紀錄片品質的認同，為紀錄片發展開拓了新空間。但我更期待《敦煌》在媒介市場上的成功，不僅僅是一次性傳播，而且可以多層次、長時間、跨時空傳播，迫使紀錄片價格向價值靠近，啟動紀錄片的市場發動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