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作：《黃河謎》(1985)，《黃河流長》(1986)，《窯洞人》(1987)，《闖江湖》(1988)，《沙與海》(1989,合導)，《石頭上的印記》（1991），《雪域》（1992），《瀘沽湖》（1993），《天籟》（1994），《生活》（1995，合導），《陰陽》（1997），《公安分局》（1998），《當兵》(2001)，《聽樊先生講過去的事情》（2002）。

　　1980年代實在是個記憶過剩的年代，但1982年仍舊值得書上一筆：這一年春天，“文革”後恢復高考的第一批大學生畢業——名副其實的“天之驕子”，一小把無比金貴的文化種籽，撒向荒蕪已久的中國社會——這批人啟動了一個怎樣的時代，是多年後人們依然津津樂道的話題。然而，任何一部史書都絕少提到，也正是從那以後，另一批人的命運悄然改道——他們也曾路過某個叫“大學”的地方，只是提早了數年，身份與名分都全然不同——叫做“工農兵學員”。

　　“正統”大學生的光芒令“工農兵學員”黯然失色，曾經曇花一現的榮耀淪為一種新生的尷尬甚至恥辱。造物弄人，雖則無情，卻是一貫的鐵律。但總有人不甘聽憑擺布，寧為掙扎的困獸。“工農兵學員”康健寧就是其中的一個。其時已在寧夏大學教了六年體育的康健寧，確認自己再也無法安享高校球場上的燦爛陽光，去意漸生。兩年後的1984年，他終於尋到一個招工的地方——寧夏電視臺。那一年，康健寧30歲。

　　而立之年，僅為逃離一種生活而匆匆投奔尚不知為何物的電視，無疑是一起大概率的冒險事件；還好，他很快撞上了亦不知為何物的“紀錄片”——或許紀錄片可以讓少言寡語的康健寧更少説一些話，不知不覺就成了一個讓他沉潛下來、“苦一點也願意”的活計。

　　轉眼80年代近了尾聲，兩樣突如其來的文化怪現象刺激了康健寧：一邊是以“土”為樂的“西北風”席捲了舞榭歌臺，一邊是雲山霧罩的大道理吞吐著電視屏幕——腳踩寧夏黃土的康健寧忍無可忍，發誓要“蕩滌一下這腐朽的塵埃”。 他帶上成百袋的方便麵和東拼西湊借來的舊帶子，三番五次進駐陜北和寧夏西海固——一個“苦甲天下”的所在，苦熬出兩部“不合時宜”的紀錄片：《窯洞人》和《闖江湖》，不吝一己之力，替那些太久封存于文明視線之外的人們，發出第一聲逆流而上的呼喊。

　　但1989年的眾聲鼎沸輕而易舉地淹沒了他一個人的呼喊。康健寧猛醒，呼喊其實並不足以承載更深切的表達。於是他同遼寧的高國棟合計，各守一邊，拍一部不一樣的紀錄片，片名簡潔地合在一起，就叫《沙與海》。《沙與海》的確是簡潔安靜了許多，旁白和音樂之外，聽得見風沙與海浪，更聽得清沙海中間的人語。

　　1991年底，也就是他改行後的第七年，一個冬日清晨，寧夏電視臺同仁在晨跑途中聽到電臺新聞提及康健寧的名字——紀錄片《沙與海》獲得第28屆亞洲廣播電視聯盟大獎，這是中國紀錄片第一次嘗到所謂國際大獎的滋味。

　　稍後才得知消息的康健寧至今仍不甚明了該片如何得以被選送評獎。回看《沙與海》，他所剩的多是憂慮：一是母帶因天生陳舊不得不面臨自消自滅；二是今天依然有人將沙當風景，或將海當“開放”。而在他那裏，紀錄片從來都是對大同命運下的人的矚目，無論那人身在沙漠或海島，寧夏或北京——他注視著他們，一如注視著自己。

　　就算止于《沙與海》，30歲那年的出逃也早已經收回了成本。但接著又是流水十年，康健寧這三個字後面又接著綴上了八、九部紀錄片，份量之重，難有出其右者。及至由《沙與海》延續的《生活》（1995），再至由西海固延續的《陰陽》（1997），他終於踏入不惑之境，“痛改前非”——將從前的滿腔憂憤收攏了，繃緊著，引而不發，卻讓沙漠和黃土自身迸射出一股靜止的然而是永恒的力量；人世間的種種喜怒哀樂、悲歡離合，莫能與之爭。

　　也在這十年間，這個人的身影漸行漸遠，遠離了形形色色的“評獎”、“節會”、“運動”，幾乎從一切熱鬧與人群中消失殆盡——連同他那些為了自尊而自絕於世的作品。康健寧正在身體力行地兌現著一個苦修者的傳説，這傳説又沿襲自他少年時代就尊崇有加的一位先生：《浮士德》的譯者樊修章。時人莫之許，他自安之若素，並不奢望這世上多半個人像他這般，心無旁物，洗耳恭聽——《聽樊先生講過去的事情》（2002）。

　　世紀之交，正當紀錄片在中國寂寥下去的時刻，康健寧突然重現江湖——那是一則惹眼的新聞，他與段錦川、蔣樾聯手，完成了中國紀錄片對歐洲市場的首例“預賣”。

　　也許純屬巧合，他這次的新作《當兵》與段錦川、蔣樾的另外兩部作品合在一起，被他們自己取名為“工農兵”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