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媒大學電視與新聞學院何蘇六教授談到：“很多人認為紀錄片更多是客觀的描述，而不是表達觀念。我不是特別贊同這樣一個觀念，即使紀錄片導演，或者你在做一個紀錄片的時候，如果不表達那種觀念，你是缺少責任感的。因為，當你要表達一個觀念，影像就有了生命。我們發現有的影像沒有生命，那是因為沒有靈魂把他們勾連起來，你的影像其實很多時候，你沒有特別好的一種敘事的話，它似乎沒有生命。其實很多建築，如果不是從專業考古的角度去看，並不能從中解讀到它的文化的祭奠，當然思想會引領你讓這些影像貫穿起來，進行表達的時候，會有一種靈魂和生命。表現這種生命時，文字的功能不可或缺。有些是用文字的語言來完成思想，這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所以以前紀錄片有一個誤區，紀錄片裏面，文字語言越少越好。其實我向來不贊成這種觀點，既然有的文化的傳播，它純粹靠文字的，我們也沒有覺得它是不真實的。平面媒體，為什麼到一個影像媒體裏面，文字的表達顯得不真實了呢，這很荒謬。

　　在做紀錄片的時候大家都有在經歷思想的植入，就是種植的植，你就會有一種共同生長的感覺。做紀錄片，如果是紀錄片導演，或者是紀錄片的主創人員的話，你應該把你的思想植入進去。你創作的過程，會覺得大家在一起生長，這個生長的過程，像《江南》這種片子裏體現得比較好。江南這個具有特殊文化蘊含的地域，你沒有根植進去，觀念就很難表達。語言的表達是一方面，關鍵是心靈能不能植入進去，能不能跟它一起生長。假定把記錄還有思想分成幾個層次來説，最重要的是紀錄你的思想的過程，明確地表達我的觀念，動用很多影像的東西。時空的東西，是紀錄片非常刻意去營造的，所以在寫這樣一些撰稿的時候，或者在導演這些場景的時候，可能很多時候需要去呵護。第三個層面，其實就是紀錄思想，這個思想可能是很多學者的思想，最終可能是一個主創人員的思想，這種思想去記錄的時候，所有的手段跟語言都會為它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