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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個時代的側影》、《現象1980》、《甲子》這些片子裏,歷史似乎有了開口訴説的姿勢,歷史資料全用原片同期聲,看不到所謂專家的指指點點,“不需要他們引導觀眾”
話説1979年盛夏某日,安徽省靈璧縣城,14歲的男孩小清子貓在糧站門口,探視他可能的未來。
他很淘氣,初中畢業會考分數夠不上錄取線,因為父親在這所中學任教,被“照顧”進了高一。母親説,考不上大學,進糧站開票是沒問題的。
現在,小清子正望著那個開票的瘦男人:眉毛鬍子上挂著一些麵粉,像當年的動腦筋爺爺——他困頓地望向天花板,長久保持這個姿勢,每當運糧女工從身後過,他會飛快地轉過身去摸一下她的屁股,又飛快地轉回來,繼續望天……小清子的心低下去,低下去,突然,開票男呲出黃牙,奮力從鼻孔中拖出一坨鼻屎,毫不猶豫地,按在桌面上。
小清子一路狂奔到家,迅速拿起數學課本。1982年,他考上了大學,北京廣播學院。因為個子高,不近視,從第一志願新聞編採專業落進招不滿的攝影專業。這一段,被陳曉卿(小清子的學名)概括為“一坨鼻屎改變的人生”。
2007年盛夏,北京西客站附近一個部隊幹休所,央視《見證》、《探索?發現》、《人物》欄目都在這裡。《見證》機房裏,有用到極難看的微波爐、幾張行軍床。據説,陳曉卿最親近的辦公夥伴是一方小毛毯,抖開一搭就是一夜。辦公室裏往來全是汗衫板拖,大嗓門兒不少。二樓走道一塊牌子上有行小字:真實就是力量。
平頭、面皮黝黑、眼睛炯炯放亮的陳曉卿坐在裏間啃一份漢堡——昨夜又通宵,幹到淩晨5點,這會兒已經過了午餐時間。
在徒弟眼裏,他是各地紀錄片人的北京辦事處,是眼裏閃爍著紀錄片光輝的沙龍男主人,是磁場強勁的男“交際花”,是一個真小資;他對自己的評估是:不會擺譜,不善公關,“拉贊助,談一個崩一個”。他以給周圍人帶來快樂為己任,他的手機裏存著京城幾百家餐廳的行車路線和訂餐電話。
“為什麼不把他哭泣的鏡頭拍完?”
80年代的北廣雲集了童寧、崔永元、時間、白岩松、黃海波,以及一大批日後撐起中國電視的年輕人。當時,自封“婚紗攝影專業”的陳曉卿很長時間不適應畫面思維,似乎也沒熱愛,只是海量地看外國片,故事片、紀錄片、毛片,什麼都看。
“那時候的業務氣氛真是濃,下了班兒,22樓的燈徹夜長明,都在看片兒。”
師從朱羽君教授讀攝影美學碩士,學到最多的是怎樣做人。“不要當官。”朱教授説。陳曉卿説他生來怕長官,當年進出老師家,與朱教授的愛人(當時央視副臺長)沒説過超出“您好”、“謝謝”、“再見”之類的話,直到副臺長快退休了,他才意識到“有很多話可以講了”。他喜歡跟普通人打交道,“這是後來拍紀錄片很重要的素質”。
1986年,拍過《四萬萬人民》的紀錄片大師伊文斯到北廣講課,陳曉卿的實習作品《戰士從這裡起步》被推薦給他。老頭盯著一個戰士哭的畫面問:“他哭了多久?”“10來分鐘。”“你拍了多久?”“十幾秒。”“為什麼不把他哭泣的鏡頭拍完再關機呢?”“老師説過,特寫鏡頭不應該超過5秒。”“為什麼不把你看到的、讓你感動的東西原原本本交給觀眾呢?”陳曉卿心裏一震。
“那時我們的紀錄片觀念太落後了,全景8秒、中景6秒、近景特寫3到4秒,剪輯出來,從沒想過讓畫面裏的人自己走出來説些什麼。”這樣的作品看得伊文斯很著急,老頭説過這樣的狠話:“你們都叫我老師,可我在這兒沒有一個學生。”這話讓陳曉卿大受刺激。
有段時間,陳曉卿跑到北京電影學院導演係旁聽司徒兆敦和周傳基的課,跟兩位教授成了很好的朋友。司徒老師家床底下全是錄像帶,有時老師不在,他跟師母打個招呼,在床底下淘啊淘,揣上幾盒走人。
侯咏、呂樂攝影,法國人導演的《怒江,一條迷失的山谷》,改變了他即將開拍的《龍脊》的許多想法;邁克?摩爾的《羅傑和我》,多年之後他拿著給傳媒大學的學生講了好幾堂課;還有艾倫?米勒的《從毛澤東到莫扎特》……
1991年,他第一部紀錄片、講述安徽洪災的《孤島紀事》在央視播出後,臺裏前輩李紹武説:“這片子怎麼像外國人拍的。”陳曉卿特意找到李老師請教:“您覺得這片子拍得不好?”“這是最好的表揚。”李老師説。
這片子是怎樣拍出來的呢?陳曉卿找了淮南電視臺一個朋友幫忙,一台車,一部3/4格式的錄像機。沒錢,住制播合一的辦公室,下班必須鎖門,他得提前買好吃的,夜裏只有小便的地方,大的不行。他在一個被洪水困住的小島上生活了23天,拍救災,更多的是拍受災百姓的生活。帶子金貴,同去的人總是提醒他:夠了吧。他還是拍啊拍。儘管片子備受好評,但他心裏清楚:洪水是什麼,電視上播出的畫面和現實之間有著怎樣的距離。
拍到這些,攝像機都不想要了
“我們這一代人對那種空講道理特別逆反,我就想只擺事實,不講道理,紀錄片恰恰能實現這個。”
“但是你選取這段事實,不選那段,這裡面肯定有你的價值判斷。”
“肯定有。每個人眼中的歷史都不一樣,時間拍的《周恩來》是這樣的,鄧在軍拍的《周恩來》是那樣的;劉敬坤看到的流亡學生和錢鐘書看到的完全不同;何兆武眼中的青春跟楊沫眼中的也不一樣。這是允許的,非常自然,不是説一個東西它從根上就是紅的或就是黑的,你看到聽到,經過大腦過濾,最後説出的,是你內心想表達的。”
《遠在北京的家》就是他人的故事在他內心的投射。那時陳曉卿到北京已經整10年,住集體宿舍,跟江和平(現央視體育頻道總監)一個屋。“每次他老婆來了,我就上外邊玩兒去,我老婆來了,他上外邊玩兒去。看著晚上的北京,心想,操,這他媽肯定不是我的城市。”
有幾次坐火車回家,陳曉卿聽著到北京做保姆的同鄉女孩卷著舌頭説話,就動了拍她們的心思。他和安徽臺的同仁摸到安徽無為縣婦聯,找了22個第一次去北京做保姆的女孩,從她們離家的那一刻跟拍,坐汽車,坐火車,一直跟到她們進了北京城,在一些人家安頓下來,歷時一年半。城市的冷漠、偽善,外來者不停地委屈自己遷就它、適應它。片子粗剪出來,朱羽君教授看哭了。
今天回過頭看,陳曉卿覺得它在技術上粗糙,但是用了心,動了情。他的學生認為這是陳老師最好的作品。而另一頭,10多年過去,那些姑娘有事還會跑到央視找陳曉卿。
1993年,上海臺的《紀錄片編輯室》、央視的《生活空間》等,破天荒讓平凡的人、平凡的生活上了熒屏。生活的殘酷,普通人的掙扎、隱忍,取代了英雄人物的單一和蒼白。步入21世紀,這類片子又不見了,取而代之的不是讓你哭,就是博你笑,“恭喜你,答對了”、“OK,給點掌聲好不好”。他討厭這樣的節目。某天,他突然想出一個詞:紀錄片的貞操。他説,就算今天已經很開放了,“貞操”還是有人在乎的吧。
他的理想是像小川紳介那樣拍到死。無論拍土豆還是拍上帝,無論陽春白雪還是下裏巴人,他自信可以勝任任何類型的片子。
“發現平凡生活裏的樂趣,那種快樂,多少錢也換不來。拍《龍脊》時有一段,一群孩子上課,小主人公上臺解題,完了老師帶領同學們表揚他:‘潘能高,最能幹,潘能高,最能幹。’這孩子來自單親家庭,由爺爺帶著。爺爺原是桂北遊擊隊隊員,解放後在興安火車站當巡道員,後來回到山裏成親、當農民,整個人都係在這孩子身上。他是村裏惟一見過世面的人,知道李宗仁、毛澤東。攝製組進村時,村長説,去潘家聊吧,他漢話説得好。聊著聊著潘能高放學了,把書包一扔,往地上一躺,拿出課本念:‘泉水泉水你到哪去……’爺爺馬上拖著個板凳湊過去看孫子唸書,就那種賤兮兮的樣子,也不理我們了。後來我們拍爺爺教孫子插秧,那是潘能高第一次下田,完了爺爺站起身説:‘潘能高,真能幹。’唉,我們拍到這些的時候,真是攝像機都不想要了,扔田裏算了。”
“讓普通人不畏懼你的鏡頭,難嗎?”
“一點兒都不難。馬克思説,無産者失去的,只有鎖鏈。一個農民,一個打工仔,他可能有説假話的企圖,但可能性很小,他為什麼要説假話呢?”
在瑤族村寨拍《龍脊》,前一個月拍的素材幾乎沒用上,後來漸漸不同。
“拍一個孩子割豬草回家。他從山上下來,我們提前跑兩步,拍他開門,扔下豬草,跨過攝像機,當我們是他們家的狗一樣,哈哈。”
從《劉少奇》到《森林之歌》
拍完文獻紀錄片《劉少奇》,陳曉卿見到了劉的家人,經過關鍵人説服,王光美同意接受採訪。1998年2月的16天裏,攝製組每接到通知就扛著設備,趕到木樨地王光美的家中,從頭説起,包括在西柏坡的婚禮。老人的修養、黨性、堅忍,讓他落了淚。因為某種原因,最終成片的12集紀錄片裏,王光美的訪談不到5分鐘。去年老人去世那天,陳曉卿接到朋友短信時正在同學聚會的熱鬧裏,他掙出來清靜了幾分鐘,稍後寫了這樣幾句話:“那些磁帶靜靜地躺在中央電視臺的素材庫裏,恒溫恒濕。希望我將來的同行們能夠發現它們,善待它們。”
從徒弟金鐵木花3年時間拍完的《圓明園》,一路談到任學安總編導的《大國崛起》,陳曉卿有保留地讚揚,這些片子從最初極好的創意到折衷、讓步、完成,他一歪腦袋:“實現了初衷的50%?”他斷定,一個為國家電視臺工作的有思想的編導,必須放棄一部分個人理想。
1998年,陳曉卿深入閱讀黨史和傳記,所以今天他能告訴你哪部高級將領的傳記含金量最高,哪段史實有出入。那些難得的採訪經歷已轉化為對偉人、對歷史的再認識,種在心裏。拍完《宋慶齡》,他漸漸淡出文獻片,回到普通人中間,用他的話説:接地氣。
《見證?影像志》誕生於2000年11月27日,前身叫《紀錄片》,從早先的歷史文化領域轉向社會史、民生史,定位於記錄中國當代變遷,子夜播出。
這批常被深夜剪輯機的熒光映得面孔發綠、隨時可以和衣而臥或者整裝出發的紀錄片人,瞄準的是《國家地理》、D iscovery和BBC紀錄片。他們記得陳曉卿在機房反復説的那句話:擺事實,別講道理。他們也記得欄目的《聖經》是年鑒學派著作,目標是成為中國影像歷史的一部分,入圖書館、檔案館。
在《一個時代的側影》、《現象1980》、《甲子》這些片子裏,歷史似乎有了開口訴説的姿勢,歷史資料全用原片同期聲,看不到所謂專家的指指點點。“不需要他們引導觀眾。”他説。
將同一時間不同空間發生的事,和同一空間不同時間發生的事糅起來、串起來,《見證》試圖盡可能傳達多種聲音和信息,就像藥劑裏的復方,這是陳曉卿目前的“真實歷史觀”。
被打撈的記憶、大量的細節,隨畫面上步鑫生、張薔、穆鐵柱、汪國真、毛阿敏、少年大學生寧鉑,或者磚頭錄音機、牛仔褲、霹靂舞、模特兒、朦朧詩、託福、深圳速度、涉嫌裸體的機場潑水節壁畫一一展現。他對細節的敏感,也許是由童年故鄉西關澡堂子裏木拖鞋“啪嗒啪嗒”的聲音一路淌過來的,所以在巫山拍片時,旅店女主人提把暖壺過來續水,他能一眼望見上面4個字“移民光榮”。
2003年,有了筆錢,領導説,做個自然類的節目吧,於是請老外來做培訓,接著全欄目人馬分組奔向森林。人數最多的一組也就3個人,在大興安嶺、長白山、秦嶺、塔克拉瑪幹沙漠、南方熱帶雨林一次蹲上20多天至75天不等,精打細算著航拍……
3年過去,長焦、紅外以及微距鏡頭下,國家一級保護動物朱鹮、大熊貓、金絲猴,會飛的鼯鼠、美麗的碧鳳蝶、芭蕾舞演員般的黃猄蟻、萬分之一克重的胡楊種纖毫畢現,栩栩如生。審片時,領導問:“這都是你們拍的啊?”組裏的人答:“都是。”
拍片期間,各攝製組都歡迎陳曉卿上他們那兒去,因他號稱“活體蚊香”,“關鍵是氣味,人的氣味可以吸引10公里之外的蚊子。”3年下來,連他兒子的自然知識都大長,“可惜中國沒有博物學家,搞科普的同志都在吵架。等我們真正明白該怎麼拍,攝製已經快結束了。”
這邊在遺憾沒能把對生命、輪迴、報應的理解完全表達出來,那邊拍秦嶺的編導已經收到國際靈長類動物研討會的邀請函。“照説,這麼大的央視,也該有個野生動物部。”他説。
11月19日,耗資1000萬元、描述中國森林版圖的11集紀錄片《森林之歌》開始在央視播出。跟3500萬歐元的《遷徙的鳥》和BBC耗資1700萬英鎊的《地球脈動》有一拼嗎?他嘿嘿一笑,“到時候看。”
小時候,他第一次看到的電話是那種捆著乾電池帶搖把兒的,打電話的人總是對著那玩藝兒吼,説給我接哪哪哪。聽説電信要恢復這種電話,他很想對著它説,請給我接地氣!
他懷念那些日子,比方在杭州朋友家吃掉朋友母親做的一整只醬鴨,把老太太看傻了。 “現在好像最好的朋友都不到家裏去了,見不到父母了。”他悵然地説。現在更多的是飯局上笑呵呵搖了半天手,暗裏使勁回憶:“這孫子是誰啊?”
每年春節前夕,透過辦公室的窗戶,他能聞到西客站傳來的回鄉的氣味。他就想,我得回去了。可是,父母在北京,房子車子孩子都在北京,回哪兒去呢?
(本刊記者李宗陶發自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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