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個時代的側影》、《現象1980》、《甲子》這些片子裏，歷史似乎有了開口訴説的姿勢，歷史資料全用原片同期聲，看不到所謂專家的指指點點，“不需要他們引導觀眾”

　　話説1979年盛夏某日，安徽省靈璧縣城，14歲的男孩小清子貓在糧站門口，探視他可能的未來。

　　他很淘氣，初中畢業會考分數夠不上錄取線，因為父親在這所中學任教，被“照顧”進了高一。母親説，考不上大學，進糧站開票是沒問題的。

　　現在，小清子正望著那個開票的瘦男人：眉毛鬍子上挂著一些麵粉，像當年的動腦筋爺爺——他困頓地望向天花板，長久保持這個姿勢，每當運糧女工從身後過，他會飛快地轉過身去摸一下她的屁股，又飛快地轉回來，繼續望天……小清子的心低下去，低下去，突然，開票男呲出黃牙，奮力從鼻孔中拖出一坨鼻屎，毫不猶豫地，按在桌面上。

　　小清子一路狂奔到家，迅速拿起數學課本。1982年，他考上了大學，北京廣播學院。因為個子高，不近視，從第一志願新聞編採專業落進招不滿的攝影專業。這一段，被陳曉卿(小清子的學名)概括為“一坨鼻屎改變的人生”。

　　2007年盛夏，北京西客站附近一個部隊幹休所，央視《見證》、《探索?發現》、《人物》欄目都在這裡。《見證》機房裏，有用到極難看的微波爐、幾張行軍床。據説，陳曉卿最親近的辦公夥伴是一方小毛毯，抖開一搭就是一夜。辦公室裏往來全是汗衫板拖，大嗓門兒不少。二樓走道一塊牌子上有行小字：真實就是力量。

　　平頭、面皮黝黑、眼睛炯炯放亮的陳曉卿坐在裏間啃一份漢堡——昨夜又通宵，幹到淩晨5點，這會兒已經過了午餐時間。

　　在徒弟眼裏，他是各地紀錄片人的北京辦事處，是眼裏閃爍著紀錄片光輝的沙龍男主人，是磁場強勁的男“交際花”，是一個真小資；他對自己的評估是：不會擺譜，不善公關，“拉贊助，談一個崩一個”。他以給周圍人帶來快樂為己任，他的手機裏存著京城幾百家餐廳的行車路線和訂餐電話。

　　“為什麼不把他哭泣的鏡頭拍完？”

　　80年代的北廣雲集了童寧、崔永元、時間、白岩松、黃海波，以及一大批日後撐起中國電視的年輕人。當時，自封“婚紗攝影專業”的陳曉卿很長時間不適應畫面思維，似乎也沒熱愛，只是海量地看外國片，故事片、紀錄片、毛片，什麼都看。

　　“那時候的業務氣氛真是濃，下了班兒，22樓的燈徹夜長明，都在看片兒。”

　　師從朱羽君教授讀攝影美學碩士，學到最多的是怎樣做人。“不要當官。”朱教授説。陳曉卿説他生來怕長官，當年進出老師家，與朱教授的愛人(當時央視副臺長)沒説過超出“您好”、“謝謝”、“再見”之類的話，直到副臺長快退休了，他才意識到“有很多話可以講了”。他喜歡跟普通人打交道，“這是後來拍紀錄片很重要的素質”。

　　1986年，拍過《四萬萬人民》的紀錄片大師伊文斯到北廣講課，陳曉卿的實習作品《戰士從這裡起步》被推薦給他。老頭盯著一個戰士哭的畫面問：“他哭了多久？”“10來分鐘。”“你拍了多久？”“十幾秒。”“為什麼不把他哭泣的鏡頭拍完再關機呢？”“老師説過，特寫鏡頭不應該超過5秒。”“為什麼不把你看到的、讓你感動的東西原原本本交給觀眾呢？”陳曉卿心裏一震。

　　“那時我們的紀錄片觀念太落後了，全景8秒、中景6秒、近景特寫3到4秒，剪輯出來，從沒想過讓畫面裏的人自己走出來説些什麼。”這樣的作品看得伊文斯很著急，老頭説過這樣的狠話：“你們都叫我老師，可我在這兒沒有一個學生。”這話讓陳曉卿大受刺激。

　　有段時間，陳曉卿跑到北京電影學院導演係旁聽司徒兆敦和周傳基的課，跟兩位教授成了很好的朋友。司徒老師家床底下全是錄像帶，有時老師不在，他跟師母打個招呼，在床底下淘啊淘，揣上幾盒走人。

　　侯咏、呂樂攝影，法國人導演的《怒江，一條迷失的山谷》，改變了他即將開拍的《龍脊》的許多想法；邁克?摩爾的《羅傑和我》，多年之後他拿著給傳媒大學的學生講了好幾堂課；還有艾倫?米勒的《從毛澤東到莫扎特》……

　　1991年，他第一部紀錄片、講述安徽洪災的《孤島紀事》在央視播出後，臺裏前輩李紹武説：“這片子怎麼像外國人拍的。”陳曉卿特意找到李老師請教：“您覺得這片子拍得不好？”“這是最好的表揚。”李老師説。

　　這片子是怎樣拍出來的呢？陳曉卿找了淮南電視臺一個朋友幫忙，一台車，一部3/4格式的錄像機。沒錢，住制播合一的辦公室，下班必須鎖門，他得提前買好吃的，夜裏只有小便的地方，大的不行。他在一個被洪水困住的小島上生活了23天，拍救災，更多的是拍受災百姓的生活。帶子金貴，同去的人總是提醒他：夠了吧。他還是拍啊拍。儘管片子備受好評，但他心裏清楚：洪水是什麼，電視上播出的畫面和現實之間有著怎樣的距離。

　　拍到這些，攝像機都不想要了

　　“我們這一代人對那種空講道理特別逆反，我就想只擺事實，不講道理，紀錄片恰恰能實現這個。”

　　“但是你選取這段事實，不選那段，這裡面肯定有你的價值判斷。”

　　“肯定有。每個人眼中的歷史都不一樣，時間拍的《周恩來》是這樣的，鄧在軍拍的《周恩來》是那樣的；劉敬坤看到的流亡學生和錢鐘書看到的完全不同；何兆武眼中的青春跟楊沫眼中的也不一樣。這是允許的，非常自然，不是説一個東西它從根上就是紅的或就是黑的，你看到聽到，經過大腦過濾，最後説出的，是你內心想表達的。”

　　《遠在北京的家》就是他人的故事在他內心的投射。那時陳曉卿到北京已經整10年，住集體宿舍，跟江和平(現央視體育頻道總監)一個屋。“每次他老婆來了，我就上外邊玩兒去，我老婆來了，他上外邊玩兒去。看著晚上的北京，心想，操，這他媽肯定不是我的城市。”

　　有幾次坐火車回家，陳曉卿聽著到北京做保姆的同鄉女孩卷著舌頭説話，就動了拍她們的心思。他和安徽臺的同仁摸到安徽無為縣婦聯，找了22個第一次去北京做保姆的女孩，從她們離家的那一刻跟拍，坐汽車，坐火車，一直跟到她們進了北京城，在一些人家安頓下來，歷時一年半。城市的冷漠、偽善，外來者不停地委屈自己遷就它、適應它。片子粗剪出來，朱羽君教授看哭了。

　　今天回過頭看，陳曉卿覺得它在技術上粗糙，但是用了心，動了情。他的學生認為這是陳老師最好的作品。而另一頭，10多年過去，那些姑娘有事還會跑到央視找陳曉卿。

　　1993年，上海臺的《紀錄片編輯室》、央視的《生活空間》等，破天荒讓平凡的人、平凡的生活上了熒屏。生活的殘酷，普通人的掙扎、隱忍，取代了英雄人物的單一和蒼白。步入21世紀，這類片子又不見了，取而代之的不是讓你哭，就是博你笑，“恭喜你，答對了”、“OK，給點掌聲好不好”。他討厭這樣的節目。某天，他突然想出一個詞：紀錄片的貞操。他説，就算今天已經很開放了，“貞操”還是有人在乎的吧。

　　他的理想是像小川紳介那樣拍到死。無論拍土豆還是拍上帝，無論陽春白雪還是下裏巴人，他自信可以勝任任何類型的片子。

　　“發現平凡生活裏的樂趣，那種快樂，多少錢也換不來。拍《龍脊》時有一段，一群孩子上課，小主人公上臺解題，完了老師帶領同學們表揚他：‘潘能高，最能幹，潘能高，最能幹。’這孩子來自單親家庭，由爺爺帶著。爺爺原是桂北遊擊隊隊員，解放後在興安火車站當巡道員，後來回到山裏成親、當農民，整個人都係在這孩子身上。他是村裏惟一見過世面的人，知道李宗仁、毛澤東。攝製組進村時，村長説，去潘家聊吧，他漢話説得好。聊著聊著潘能高放學了，把書包一扔，往地上一躺，拿出課本念：‘泉水泉水你到哪去……’爺爺馬上拖著個板凳湊過去看孫子唸書，就那種賤兮兮的樣子，也不理我們了。後來我們拍爺爺教孫子插秧，那是潘能高第一次下田，完了爺爺站起身説：‘潘能高，真能幹。’唉，我們拍到這些的時候，真是攝像機都不想要了，扔田裏算了。”

　　“讓普通人不畏懼你的鏡頭，難嗎？”

　　“一點兒都不難。馬克思説，無産者失去的，只有鎖鏈。一個農民，一個打工仔，他可能有説假話的企圖，但可能性很小，他為什麼要説假話呢？”

　　在瑤族村寨拍《龍脊》，前一個月拍的素材幾乎沒用上，後來漸漸不同。

　　“拍一個孩子割豬草回家。他從山上下來，我們提前跑兩步，拍他開門，扔下豬草，跨過攝像機，當我們是他們家的狗一樣，哈哈。”

　　從《劉少奇》到《森林之歌》

　　拍完文獻紀錄片《劉少奇》，陳曉卿見到了劉的家人，經過關鍵人説服，王光美同意接受採訪。1998年2月的16天裏，攝製組每接到通知就扛著設備，趕到木樨地王光美的家中，從頭説起，包括在西柏坡的婚禮。老人的修養、黨性、堅忍，讓他落了淚。因為某種原因，最終成片的12集紀錄片裏，王光美的訪談不到5分鐘。去年老人去世那天，陳曉卿接到朋友短信時正在同學聚會的熱鬧裏，他掙出來清靜了幾分鐘，稍後寫了這樣幾句話：“那些磁帶靜靜地躺在中央電視臺的素材庫裏，恒溫恒濕。希望我將來的同行們能夠發現它們，善待它們。”

　　從徒弟金鐵木花3年時間拍完的《圓明園》，一路談到任學安總編導的《大國崛起》，陳曉卿有保留地讚揚，這些片子從最初極好的創意到折衷、讓步、完成，他一歪腦袋：“實現了初衷的50%？”他斷定，一個為國家電視臺工作的有思想的編導，必須放棄一部分個人理想。

　　1998年，陳曉卿深入閱讀黨史和傳記，所以今天他能告訴你哪部高級將領的傳記含金量最高，哪段史實有出入。那些難得的採訪經歷已轉化為對偉人、對歷史的再認識，種在心裏。拍完《宋慶齡》，他漸漸淡出文獻片，回到普通人中間，用他的話説：接地氣。

　　《見證?影像志》誕生於2000年11月27日，前身叫《紀錄片》，從早先的歷史文化領域轉向社會史、民生史，定位於記錄中國當代變遷，子夜播出。

　　這批常被深夜剪輯機的熒光映得面孔發綠、隨時可以和衣而臥或者整裝出發的紀錄片人，瞄準的是《國家地理》、D iscovery和BBC紀錄片。他們記得陳曉卿在機房反復説的那句話：擺事實，別講道理。他們也記得欄目的《聖經》是年鑒學派著作，目標是成為中國影像歷史的一部分，入圖書館、檔案館。

　　在《一個時代的側影》、《現象1980》、《甲子》這些片子裏，歷史似乎有了開口訴説的姿勢，歷史資料全用原片同期聲，看不到所謂專家的指指點點。“不需要他們引導觀眾。”他説。

　　將同一時間不同空間發生的事，和同一空間不同時間發生的事糅起來、串起來，《見證》試圖盡可能傳達多種聲音和信息，就像藥劑裏的復方，這是陳曉卿目前的“真實歷史觀”。

　　被打撈的記憶、大量的細節，隨畫面上步鑫生、張薔、穆鐵柱、汪國真、毛阿敏、少年大學生寧鉑，或者磚頭錄音機、牛仔褲、霹靂舞、模特兒、朦朧詩、託福、深圳速度、涉嫌裸體的機場潑水節壁畫一一展現。他對細節的敏感，也許是由童年故鄉西關澡堂子裏木拖鞋“啪嗒啪嗒”的聲音一路淌過來的，所以在巫山拍片時，旅店女主人提把暖壺過來續水，他能一眼望見上面4個字“移民光榮”。

　　2003年，有了筆錢，領導説，做個自然類的節目吧，於是請老外來做培訓，接著全欄目人馬分組奔向森林。人數最多的一組也就3個人，在大興安嶺、長白山、秦嶺、塔克拉瑪幹沙漠、南方熱帶雨林一次蹲上20多天至75天不等，精打細算著航拍……

　　3年過去，長焦、紅外以及微距鏡頭下，國家一級保護動物朱鹮、大熊貓、金絲猴，會飛的鼯鼠、美麗的碧鳳蝶、芭蕾舞演員般的黃猄蟻、萬分之一克重的胡楊種纖毫畢現，栩栩如生。審片時，領導問：“這都是你們拍的啊？”組裏的人答：“都是。”

　　拍片期間，各攝製組都歡迎陳曉卿上他們那兒去，因他號稱“活體蚊香”，“關鍵是氣味，人的氣味可以吸引10公里之外的蚊子。”3年下來，連他兒子的自然知識都大長，“可惜中國沒有博物學家，搞科普的同志都在吵架。等我們真正明白該怎麼拍，攝製已經快結束了。”

　　這邊在遺憾沒能把對生命、輪迴、報應的理解完全表達出來，那邊拍秦嶺的編導已經收到國際靈長類動物研討會的邀請函。“照説，這麼大的央視，也該有個野生動物部。”他説。

　　11月19日，耗資1000萬元、描述中國森林版圖的11集紀錄片《森林之歌》開始在央視播出。跟3500萬歐元的《遷徙的鳥》和BBC耗資1700萬英鎊的《地球脈動》有一拼嗎？他嘿嘿一笑，“到時候看。”

　　小時候，他第一次看到的電話是那種捆著乾電池帶搖把兒的，打電話的人總是對著那玩藝兒吼，説給我接哪哪哪。聽説電信要恢復這種電話，他很想對著它説，請給我接地氣！

　　他懷念那些日子，比方在杭州朋友家吃掉朋友母親做的一整只醬鴨，把老太太看傻了。 “現在好像最好的朋友都不到家裏去了，見不到父母了。”他悵然地説。現在更多的是飯局上笑呵呵搖了半天手，暗裏使勁回憶：“這孫子是誰啊？”

　　每年春節前夕，透過辦公室的窗戶，他能聞到西客站傳來的回鄉的氣味。他就想，我得回去了。可是，父母在北京，房子車子孩子都在北京，回哪兒去呢？

（本刊記者李宗陶發自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