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北敵後戰場是侵華日軍用兵的重點，據日本軍方透露，至1940年，日軍有9個師團和12個旅團的強大兵力被釘死在華北。這樣就大大地消耗了日本的國力，牽制了日本的兵力，從而導致整個戰局陷入完全被動的局面。

　　研究華北敵後戰場，不僅要研讀我方的論著，還應研讀日方的戰史。由日本防衛廳戰史室編寫的《華北治安戰》（以下簡稱日軍戰史）就是一部日軍在華北的作戰史。此書編寫的立場、觀點當然是站在敵對的方面，所採用的資料自然帶有侵略者的偏見，其真實程度，特別是書中所列舉的“戰況”及“戰果”都有很大的水分；儘管如此，此書還是得出了“中共是致命的禍患”、中國人民“是不可征服的”結論。因而從另一個角度看，此書仍有一定程度的真實性和客觀性。讀讀此書，對更深刻地了解和認識敵後戰場的地位與作用，了解和認識人民戰爭的巨大威力和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不無益處。

　　“討伐的重點，必須全面指向共軍”

　　日本侵華面對的是由國共兩黨分別領導的性質完全不同的兩支軍隊。究竟應該以誰作為作戰的主要對象，日軍也有一個認識的過程。在戰爭初期，他們全力以赴進攻國民黨正規軍，並沒有把共産黨的八路軍放在眼裏。隨著敵後抗日根據地的開闢與發展，敵後遊擊戰爭的廣泛展開，華北日軍開始重視中共的武裝。

　　據日軍戰史記載，1938年9月15日，日本華北方面軍司令官寺內壽一大將在報告中指出：“皇軍威力未曾達到的山西北部及連結太行山脈的山嶽地帶，乃共軍巢穴，其影響至今及于華北全區。因此必須徹底掃除，以絕後患。”

　　1938年11月18日，日本華北方面軍編寫的情報記錄寫道：“可以斷定，今後華北治安的對像是共軍。”這是日軍第一次明確在華北佔領區以共産黨軍隊為主要作戰目標。日軍戰史還特別強調：“這種認識，在方面軍內部雖未達到廣泛深入的程度，但情報工作人員能注意及此，應該重視。”

　　1939年12月，日本華北方面軍參謀長笠原幸雄進一步指出：“華北治安戰的致命禍患就是共軍。只有打破這個立足於軍、政、黨、民的有機結合的抗戰組織，才是現階段治安肅正的根本。”（該書中的所謂“治安肅正”、“肅正作戰”、“肅正建設”等，其中“肅正”一詞，不僅是日本侵略者對我國的軍事侵略，同時也包括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等各個方面的侵略行動。）基於這種認識，日本華北方面軍制定的1940年“肅正工作計劃”規定：“中共勢力迅速壯大，不容忽視。如不及早採取對策，華北將成為中共天下。為此，方面軍討伐的重點，必須全面指向共軍。”

　　1940年8月開始的百團大戰，給日軍以沉重的打擊。日軍戰史記載：“此次襲擊，完全出乎我軍意料之外，損失甚大，需要長時期和鉅款方能恢復。”“日軍從未想到中共勢力竟能擴大到如此程度。”

　　百團大戰沉重地打擊了敵人，也震驚了敵人，使日本侵略者重新認識中共：“共軍乘其勢力的顯著增強，突然發動的百團大戰，給了華北方面軍以極大的打擊，因而促使方面軍、特別是情報工作負責人作了深刻的反省。”此後，日軍迅速抽調大量兵力回師華北，連續對我根據地進行“掃蕩”，並實行更為殘酷的燒光、殺光、搶光的“三光政策”。與此同時，從1941年春到1942年秋，日軍在華北實行了五次“治安強化運動”，其規模一次比一次擴大，手段一次比一次野蠻、毒辣。華北敵後根據地進入極為困難的時期。

　　應該指出，日本華北方面軍雖然明確應該將共軍作為主要的作戰目標，但在戰場上，這種認識並沒有始終如一地加以實施。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認識與實際的不統一？日軍戰史寫道：按照戰爭的目的，對於互有矛盾的重慶和中共兩方，究竟以哪一方為真正的敵人模糊不清，難以確定。在戰場第一線應該以誰為打擊目標，就更難判斷了。尤其是中共勢力，它和日軍在長期訓練中作為目標所描繪的敵人，或者是迄今為止我們所接觸過的敵人，無論在形式和本質上都是完全不同。該書還寫道：當逐漸認識到滲透佔領區的中共勢力，乃是治安的主要癥結時，方考慮到要以對中共措施作為治安戰的重點。然而，這種認識的轉變，實際上為時已晚，而且很不徹底。究其原因，固然由於中國派遣軍及中央的基本佈局，一貫以重慶勢力為主要敵人，粉碎其繼續作戰企圖為目標，致使作戰觀念不能統一。但是，歸根到底，不可忽視的一點，卻是多年來存在與整個陸軍的“殲滅野戰軍”的戰略教條所起的作用。

“採取適當的謀略工作，促使國民黨軍主動去撲滅共軍”

　　敵後抗日根據地的發展與鞏固，不僅成了日本侵略軍的心腹大患，也使國民黨頑固派感到極度的憂慮和不安。戰略相持階段到來之後，日本侵略者看到“速戰速決”滅亡中國是不可能的，遂改變了戰略：對國民黨採取以政治誘降為主，以軍事進攻為輔的策略；而將進攻中心移向後方，集中重兵圍攻八路軍、新四軍和各抗日根據地。在這種新形勢下，國民黨頑固派對日、對共的態度也發生了變化，覺得主要敵人似乎不再是日本帝國主義，而是共産黨和八路軍、新四軍了。1939年1月，國民黨五中全會之後，他們先後制定了一系列專門限制和迫害共産黨的政策措施，甚至明目張膽地規定可以用軍事進攻對付八路軍。抗戰之初，國民黨禦敵不力，讓日本人佔領了半壁江山；等到各抗日根據地巍然挺立在敵後，八路軍、新四軍和人民用鮮血和生命打開了一個全新的抗日局面之後，他們又忌恨叢生，紛紛派軍北上，要從共産黨和八路軍手裏“收復失地”。這樣，國民黨頑固派與共産黨之間的摩擦與反摩擦的鬥爭，不可避免地發生了。

　　華北日軍始終密切關注著國共之間的矛盾與鬥爭，隨時作出分析與判斷，其基本認識可以概括為兩點：

　　1．雖然國共之間存在著尖銳、激烈的矛盾，但國共合作將維持下去，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也將維持下去。

　　2．“反共”是日本與國民黨共同利益所在。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激化了中日民族矛盾，與國共兩黨也處於空前對立之中。但是，日本華北方面軍仍然認為：“日本與重慶之間暫時處於戰爭狀態，卻有能夠共存的性質。但是，日本與共産黨勢力之間則是不容共存的。”

　　基於這種認識，華北日軍制定的基本策略是：利用國共合作中的矛盾，儘量採用宣傳、謀略等各種手段，煽動兩黨之間的摩擦，破壞兩者的合作，以導致“抗日救國統一戰線”的崩潰。另外，採取適當的謀略工作，促使國民黨軍主動去撲滅共軍。據此，日本華北方面軍制定的1940年度“肅正計劃”規定：“討伐的重點在於剿滅共軍。為此，要善於利用國共的相互傾軋，在皇軍勢力暫時不能控制的地區，應默許那些不主動求戰的雜牌軍的存在。必要時，甚至可以引導他們佔據真空地帶以防止共軍的侵入。”對於這個計劃，日本華北方面軍參謀副長平田作了如下説明：“根據過去的經驗，由於我軍的討伐，在雜牌軍被消滅後，結果，其地盤往往反被共軍佔據。有鋻於此，今後的討伐肅正的重點必須集中指向共軍。全力以赴，務期將其全殲。如果在討伐後，不能立即採取恢復治安措施的地區，而且該地區的匪團對皇軍又無求戰行動，為防止共軍趁虛而入，寧可不對其討伐，暫時默認該匪團的存在，反而對我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