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女子文理學院舊址。

魏特琳

金陵女子文理學院中的難民

　　1937年12月13日，一個人類史上黑色的日子，日本侵略軍攻陷了南京，開始對手無寸鐵的百姓和已經放下武器的中國軍人開始了野蠻的殺戮、搶掠，女性在這期間遭受了駭人聽聞的性暴力，蒙受了巨大的戰爭苦難，這些已經永遠地銘刻在歷史上了。

　　但人們是否知道：在1937年的血色冬天，南京女性的真實感受？她們是否就像等待宰割的羔羊？在無情的戰爭機器碾來之時，有沒有哪怕是最微弱的抗爭？值得慶倖的是，在留下的有關南京大屠殺的歷史性文字記錄中，有兩位了不起的女性--美國的魏特琳教授和中國的程瑞芳--用日記記錄下在女性曾經面對的最野蠻暴力侵害，以及她們對生命的感悟，她們的戰爭觀和民族觀，也記下在這一期間聚集于金女大難民所的女性們曾經如何互救于自救。

　　“今天，世上所有的罪行都可以在這座城市裏找到。”明妮．魏特琳的日記凝重得令人窒息。魏特琳，金陵女子大學教務長，中文名字叫華群，人們習慣叫她“華小姐”。

　　在日軍逼近南京的危險日子裏，美國大使館曾多次要求美國的僑民撤出南京這個危如累卵的城市。甚至在南京淪陷前夜、即將關閉南京城門的12月9日，美國大使館剩餘外交官都將撤退到美國“帕奈號”軍艦上，準備留守金女大校園的華群仍堅持不離開金女大（美國大使館于無奈之餘給魏特琳等人留下了一旦準備撤離時可以用來翻越城墻的繩索）。她説：“當人們最需要我們的時候，我們卻離開，在我看來這是丟掉一次需要我們服務的絕佳機會。當然，我們應該自己承擔留下的風險。”一方面，她難以割捨服務了18年的金陵女子大學：“就像在危險中，男人們不應該棄船而去，女人們不應丟棄她們的孩子一樣。”除了要守護自己的校園，她還準備負起另一個更重要的使命。早在1937年11月17日，魏特琳就致信美國駐華大使館，建議在南京城內設立一個“安全區”，以收容那些無法撤離南京的難民。她在信中説：“無論從地理位置或建築物的牢固性來説，金陵女子大學作為難民收容所是再合適不過的了。”顯然，她早已將救助難民當作自己義不容辭的職責。在四次拒絕美國大使館要求撤離南京的要求後，她甚至慶倖美國大使館沒有和英國大使館一樣，強行要求所有的婦女撤離，雖然是女性，她不希望政府將自己視為需要保護的弱者。她的日記中記下一個富有深意的細節--在這個特殊的時刻，“我的好朋友程夫人讓人為我做了一件中國服裝，今天我穿了……”華群説，也許在某個時候她可能需要它，她要做好準備。在最關鍵的時刻，她願與中國人患難與共。

　　1937年11月22日，10多位國際友人自發地組織起“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德國西門子洋行商人拉貝被推為主席，接著這些國際友人又成立了“國際紅十字會南京分會”，魏特琳是國際紅十字會會員。她和金女大其他留守的教職員工在金女大設立了“婦孺收容所”。在日軍南京大屠殺期間，開展了義薄雲天的救助婦孺大行動，被南京市民尊為“萬家生佛”。

　　程瑞芳是金陵女子大學的舍監，在金陵女子大學開始千里流亡辦學的西行之路時，魏特琳、程瑞芳和另一個金女大男性職員陳斐然共同組成金女大緊急委員會，組成了由校工組成的治安小組和鄰里學校教師薛小姐和學生的難民服務隊，金女大從12月8日起就開始接受難民了。在救助難民的日日夜夜中，程瑞芳不僅是魏特琳的得力助手，而且用日記的形式記錄下日軍的暴行和自己最真實的感受，以及金女大難民收容所的主要活動。一向沒有記日記習慣的程瑞芳忍不住將滿腔悲憤用日記逐日記下，永志銘記。這樣做，是有相當風險的，如她在12月24日日記中所述：“我寫的日記每次要收起來，因怕有日兵來抄，華（小姐）也是。”魏特琳則一般每隔20多天，就將寫好的日記郵寄給金陵女子大學在美國紐約校董會的校友。程瑞芳日記是迄今為止所發現的唯一一部由中國人、且為女性，以日記體錄下侵華日軍在南京大屠殺期間暴行的文字材料，（其餘多為追記、回憶）因此足彌珍貴。1946年4月8日，71歲的程瑞芳親赴日本，在遠東軍事法庭上作證，用自己在金陵女大安全區的親歷親見，控訴日軍在中國南京所犯下的種種暴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