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世界經濟出現動蕩中，2011年全球FDI（外商直接投資）流量仍超過了危機前的平均值，達到1.5萬億美元，但仍較2007年峰值低約23%。

　　由於經濟再次陷入不確定狀態，且主要新興市場可能面臨低增長率，聯合國貿易和發展組織（UNCTAD）預計，2012年全球FDI增長速度將放緩，流量將穩定在1.6萬億美元左右。

　　2012年前5個月，跨國並購與綠地投資（又稱創建投資，是指跨國公司等投資主體在東道國境內依照東道國的法律設置的部分或全部資産所有權歸外國投資者所有的企業。）數額下跌。並購公告的減少也表明FDI流量在本年餘下幾個月將持續疲軟。長期展望顯示全球FDI增勢穩健，如果不發生動蕩，全球FDI將在2013年達到1.8萬億美元，2014年達到1.9萬億美元。

　　2011年，各主要經濟組別的FDI流入量都有所增長。流入發達國家的FDI增長了21%，達7480億美元；流入發展中國家的增長11%，達到創紀錄的6840億美元；轉型期經濟體上升25%，達920億美元。全球FDI流量在經濟與金融危機期間達較高水平，證明了經濟的活力和這些國家對未來FDI流量所起的重要作用。

　　UNCTAD預測，在未來三年，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和轉型期經濟體都將繼續保持較高的投資水平。

　　2011年，跨國並購上漲53%，達5260億美元。這一增長由大額交易（交易額超過30億美元）數目的增加引起（從2010年的44起升至2011年的62起）。這反映出股票市場資産價值的提高與運作買家資金實力的提升。儘管綠地投資額已連續兩年下跌，但2011年穩定在9040億美元，在發展中經濟體和轉型經濟體的綠地投資仍佔總額的2/3以上，持續了金融危機以來並購增長但綠地投資仍佔主導的模式。

　　國家主權基金（SWFs）表現出對發展進行投資的極大可能。SWFs的FDI量仍相對較小，至2011年累計約達1250億美元，其中約有1/4在發展中國家進行。SWFs可以通過與東道國政府、發展金融機構或其他私人部門投資者合作的方式，投資于基礎設施、農業與工業的發展，包括綠色增長行業的建立。

　　跨國公司（TNCs）的國際生産擴張，現金水平達歷史新高，但其卻未用所持現金進行投資。2011年TNCs的國外分支機構雇用了約6900萬職工，銷售額達28萬億美元，增加産值達7萬億，比2010年增長9%左右。TNCs的現金持有量達最高水平，但截至目前尚未轉化為投資的持續增長。當前的現金“過剩”可能會導致將來FDI的激增。

　　發展中國家在UNCTAD的FDI吸引力與貢獻指標的排名在上升。今年排名前十的國家中有8個是發展中與轉型經濟體，而10年前只有4個。2011年，蒙古首次躋身前列。前十名以外的許多國家在排名上有較大的改善，包括加納（16位）、莫桑比克（21）和尼日利亞（23）。

　　UNCTAD另一大指數——FDI潛力指數顯示出，有許多發展中與轉型經濟體已比預期吸引更多FDI，包括阿爾巴尼亞、柬埔寨、馬達加斯加和蒙古。

　　各地區FDI流入趨勢

　　非洲國家與最不發達國家（LDCs）已是第三年面臨FDI流入量下降。但非洲的前景是樂觀的。

　　2011年流向該地區的FDI下滑大部分是由北非的撤資潮引發的。相反，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的FDI流入量已恢復至370億美元，接近其歷史最高水平。

　　流入東亞和東南亞地區的FDI增長了14%，創造了新的紀錄，達到3360億美元，佔全球流入量的22%。值得注意的是，隨著中國繼續經歷工資和生産成本的上漲，東盟國家在的相對競爭力正日益增強。流入東盟的FDI達到1170億美元，增長了26%，增速遠高於東亞的9%。

　　南亞地區的FDI流入回彈至390億美元，儘管當地的政治風險和障礙需要解決，不過並購的興起推動了南亞地區FDI的流入。西亞地區依舊受到區域和全球性危機以及2011年該地區動蕩局勢的影響，FDI流入量連續第三年下降，2011年僅為490億美元。

　　由南美的FDI增長驅動，流入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區的外資增長了16%，至2170億美元。本地區最大的東道國巴西的FDI流入量達到667億美元。該區域的部分國家日益注重産業政策的運用，並通過提高關稅等政策手段鼓勵本地生産。此類政策已經開始影響跨國公司的生産選址，並導致所謂“壁壘跳躍”（barrier-hopping）型的FDI流入。

　　對於東南歐的轉型經濟體，獨立國家聯合體（CIS）和格魯吉亞，經過兩年的停滯之後其FDI有所復蘇，達920億美元，大部分由跨國並購交易組成。在東南歐，由頗具競爭力的生産成本和自由進入歐盟市場推動，其製造業FDI增加。

　　獨聯體國家中，資源型經濟繼續從自然資源尋求型FDI中獲益。俄羅斯聯邦繼續佔據該地區FDI流入的最大份額，其FDI流入增長到歷史第三高的水平。

　　2012年，歐元區危機和大多數主要經濟體復蘇的脆弱性將對發達地區FDI的復蘇形成嚴峻考驗。

　　並購數據表明，與2011年同期相比，發生於發達國家的企業跨國並購在2012年前3個月下降了45％。綠地項目的發佈數據顯示了相同的趨勢（下降24％）。雖然2012年貿發會議的預測表明北美FDI流入保持穩定，歐洲FDI流入溫和增長，但這些預測仍存在相當的下行風險。

　　投資政策雙向調整

　　各國的投資政策呈雙向調整趨勢：一方面，大多數國家仍繼續開放並促進各行業的外國投資以刺激經濟增長；另一方面，新的監管與限制措施也進一步出臺，其中包含基於産業政策的考慮。

　　更多國家調控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政策領域：（1）通過引入新的進入壁壘或強化甄別程序（如農業、醫藥行業），對外商直接投資流入政策進行調整；（2）針對採掘業，制定更多監管政策，包括國有化程度要求；徵用或撤資要求；提高企業所得稅率、特許使用費以及合同重新談判的成本。

　　該兩項政策都是基於産業政策的考慮。

　　2011～2012年，關於外商直接投資流出，很多國家採取了更重要的措施。鋻於國內的高失業率，引發一系列擔憂，即FDI流出可能會導致就業出口，削弱國內工業基礎。其他政策目標包括諸如外匯穩定和改善國際收支平衡等。已經付諸實施的政策措施包括FDI流出限制以及外商投資遣返激勵兩方面。

　　國際投資決策不斷變化。每年新增的雙邊投資協定（BITs）數目持續減少，區域投資決策則在加強。可持續發展成為國際投資決策中一大重要因素。許多有關“投資者-國家爭端”解決機制的改革設想涌現，但尚未付諸實踐。

　　截至2011年底，國際投資協定包括3164項協定，其中2833項雙邊投資協定(BITs)和331項“其他國際投資協定”（主要包括涵蓋投資條款的自由貿易協定、經濟夥伴關係協定和區域協定。2012《世界投資報告》主要國際投資協定中將不再包含雙重徵稅協定）。

　　2011年共計簽署47項國際投資協定（33項雙邊投資協定和14項其他協定），與2010年的69項相比，傳統投資協定的簽署繼續失去動力。造成該種現象，原因在於：（1）逐步轉向區域性協定的制定；（2）國際投資協定越發飽受爭議並具有政治敏感性。

　　雖然，數量方面，雙邊協定仍佔主導地位；然而，經濟意義上，區域主義日益重要。這種轉變能鞏固和統一投資規則，表明邁出了多邊主義的第一步，新協定無需淘汰舊條約，舊條約亦不能代替新協定。區域化將增加協定層，而並非導致協定簡化和趨同，促使國際投資協定網絡更加複雜以及傾向於重疊和不一致。

　　新一輪投資政策正在出臺

　　鼓勵投資並使其有助於可持續發展，對任何國家來説都是首要的。新一輪投資政策正在出臺，政府將實行議題內容更廣泛且更複雜的發展政策，同時建立或保持良好的投資環境。

　　“新一輪”投資政策將包容性增長與可持續發展置於首要位置以吸引投資並從中受益。這在國際與國內兩個層面上引發了特定的投資政策挑戰。國內層麵包括：將投資政策與發展戰略結合起來，將可持續發展目標納入投資政策，以及確保投資政策的關聯度與有效性。在國際層面上，則需要拓展國際投資協定（IIAs）的發展維度，對國家與投資者的權利與義務進行平衡，以及處理IIA制度複雜的系統性問題。

　　為應對這些挑戰，UNCTAD已制定了全面的可持續發展投資政策框架（IPFSD），由以下三部分構成：（1）投資政策制定的核心原則；（2）國家投資政策指導方針；（3）IIAs的設計與使用選擇。

　　UNCTAD的IPFSD可以為政策制定者制定國家投資政策、談判或審查IIAs提供參考。它為國家與國際投資政策的探討與合作提供了共識。IPFSD以“動態文檔”的形式設計，並包括一個網絡版本，後者旨在建立一個交互的開放式平臺，吸引投資團體就涉及未來投資政策的包容性與參與式發展的IPFSD相關意見、建議和經驗進行交流。（作者分別係聯合國貿易和發展組織投資與企業司司長、南開大學國際經濟研究所教授。《世界投資報告》的中文版由南開大學跨國公司研究中心組織翻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