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陸磊(廣東金融學院代院長)

　　●種種跡象表明，這將是一次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真正的“二次探底”。

　　●如果我們有2萬億元投資，不如實施在未來5年的2萬億元減稅。“多予、少取、放活”這一條行政鐵律是中國經濟保持核心競爭力的根本，而“多取、集中投放”將嚴重削弱實體經濟競爭力。

　　●唯有承認勞動力成本增長是客觀必然，才可能最終完成中國從勞動力密集型向人力資源密集型經濟轉型。

　　在宏觀經濟和金融運行上，我們又一次面臨下行壓力。如果不出預料，在即將過去的5月份，中國的通貨膨脹率將進一步下降到3.1%～3.2%的水平，原材料等上遊價格增幅將呈現明顯的負增長，同比跌幅可望達到2%左右；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幅不會超過14%，城鎮固定資産累計增幅將繼續回落到20%左右；由於內需低迷，進口增幅相對較低，貿易順差將在150億～180億美元之間；按照最樂觀的估計，5月新增信貸約為7000億元，反映投資活躍度的狹義貨幣M1增幅將低於4%，而銀行惜貸與居民的“現金為王”預期導致廣義貨幣M2增幅仍將保持12%左右。上述經濟表現反映在産出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幅將跌破10%。種種跡象表明，這將是一次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真正的“二次探底”。

　　面對此種困局，“穩增長”取代“控通脹”，再度成為中國宏觀調控的主流認知，隨之而來的是關於是否有一次“二萬億”規模的中央計劃投資的熱議和預期。如果我們能夠“穿越”回2008年第四季度，假設我們能夠在當時如先知般預見到此後三年發生的經濟故事，我們是否一定會拿出“四萬億”投資，並因此無奈地把年度貸款系統性地上抬到7.5萬億元以上？如果我們有足夠的理性，是否願意為此承擔資産價格泡沫化，整體經濟對國家投資過度依賴，實體經濟的産能過剩壓力非但未下降反而進一步上升，中國的經濟總量約佔美國2/3、但貨幣總量遠超美國的一系列經濟後果？輪迴還是涅槃，審慎還是浮躁，再度成為我們的政策選項。

　　輪迴：

　　經濟或將進入螺旋形下行通道

　　當不少人把矛頭指向發改委批項目時，我們不得不指出，與很多人的認知不同，中國的經濟問題並非我們的體制機制問題。在現實上，歐元區的危機和美國日本的低迷實際上都反映了一個現實，它們在經濟下行期甚至缺乏有效的財政擴張手段，而至少我們還有“余糧”——在最近10年保持的年均20%以上的財政收入增長、赤字佔GDP的比重低於2%。在理論上，整部宏觀經濟學所表述的“反週期宏觀調控”告訴了決策者某种經典認知：冷則添柴、熱則降溫是宏觀調控的鐵律。但幾乎必然發生的事情是，經濟將必然進入茍延殘喘式的下行通道。

　　第一，財政投資將形成更大的産能過剩，儘管其可望在短期形成訂單。反週期宏觀調控在近期的實踐是2001年美國911事件後“布什-格林斯潘”松財政、松貨幣的政策組合，但除了製造一輪資産價格危機外，僅僅帶來的是不增加就業的經濟恢復。很多人會津津樂道于更早期的“羅斯福新政”，但沒有證據證明其有效拉動增長，最後的産能仍需要通過二戰加以毀滅或吸收。凱恩斯説，“在長期，我們都死了”；的確，短期是重要的，不過，這要基於正確的政策工具選擇，否則將導致更大幅度的經濟波動。

　　第二，擴張性投資將造成更大的擠出效應，與社會資本進入實體經濟背道而馳。一旦財政投資成為經濟增長的主導拉動力，理論界公認的三大後果必然如影隨形：一是增稅，二是發債，三是印鈔。增稅加大實體經濟成本，發債引致金融資源更多地集中于大項目，印鈔則導致資産價格膨脹于前，物價上漲跟隨于後。於是，三個間接後果亦隨之出現，一是增稅和發債引致企業部門營運成本和融資成本上升，擠出民間投資；二是印鈔導致全社會生活成本上升，間接推動用工成本(工資)增長，企業生産壓力進一步加大；三是資産價格上漲誘惑實體經濟部門更有積極性進入資産投機領域。

　　第三，反週期宏觀調控並非無用，但其發揮作用在於實體經濟部門是否存在增長的潛在能力。上述負面問題的出現並非必然，但其不發生依賴於實體經濟是否出現創新。簡言之，擴張財政好比外科手術，但其在避免經濟硬著陸的同時必須考慮病人自身機體的再生能力，而再生取決於實體經濟是否因手術而受傷，是否具有自主自發的創新水平，否則必然對擴張性政策形成極大的依賴性。看看希臘吧，它的核心問題在於公眾已經對擴張性財政所形成的轉移支付構成依賴，於是，即便按照千億歐元規模免除其債務，但問題是，誰能承諾其生活方式發生改變？無非還要政府發債歸集社保支出。因此，一個被隱藏的關鍵問題是，希臘靠什麼獲得經濟增長？如無增長可能，它憑什麼還債或繼續負債？

　　涅槃：

　　關鍵在減稅和實體經濟創新

　　如果不再輪迴，我們的問題可能變得更加複雜：第一，是否這意味著在短期內的硬著陸？我們是否應該且能夠忍受？第二，後續經濟增長依賴何種力量？我們是否擁有培育這種力量的能力？顯然，真正需要分析的是擺脫輪迴的涅槃重生可能性。且這種可能性是現實存在的。

　　第一，即便我們在短期內找不到經濟增長點，減稅是一個比支出更加有效的政策。在企業層面，是增加企業訂單，還是降低企業整體經營中不必要的成本，是一個關鍵性政策選擇。如果我們有2萬億元投資，不如實施在未來5年的2萬億元減稅。“多予、少取、放活”這一條行政鐵律是中國經濟保持核心競爭力的根本，而“多取、集中投放”將嚴重削弱實體經濟競爭力。在居民層面，減稅將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並進而拉動消費，這對於中國已經形成的上至原材料、中間是基礎設施、下到工業製成品巨大的過剩産能將構成可持續的吸收力，才有望逐步改變對外需(産能輸出)的過度依賴性。

　　第二，相信實體經濟的創新力。在保增長和促創新上，兩者往往不可兼得。這是因為，一旦經濟下行總是存在政策托底，則幾乎沒有企業願意冒風險實施自主創新——創新要花自己的錢，而政策則來自外部輸血，能爭取外援何必費力搞創新？在減稅的同時，給創新者更多的金融支持，包括堅定建立OTC市場，讓更多的企業可以通過資本市場籌資；開發集合債券市場，讓更多的民營經濟體可以在債券市場上按照更低的融資成本獲得金融資源，或許創新動力可以得到有效提高。退一萬步，即便居民在可支配收入增長的過程中出現邊際消費傾向下降亦並非壞事，這至少意味著購買力的增長和真正以人為本政策思路的體現。

　　第三，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應該提上議事日程。在此最主要的爭論在於這似乎會系統性地提高企業成本，但如果結合面向企業的稅收抵免則可望避免實體經濟負擔過重。更為關鍵的是，唯有承認勞動力成本增長是客觀必然，才可能最終完成中國從勞動力密集型向人力資源密集型經濟轉型。

　　政策：

　　短期堅持“去泡沫”與“保實體”並舉

　　在短期，一旦形成政策放鬆預期，在實體經濟仍然缺乏像樣的投資機會的背景下，泡沫化幾乎一定會再度抬頭。因此，我們可能觀察到的政策操作很可能如下：

　　一是通過降息以降低實體經濟融資成本，但同時實施對資産價格炒作的資金流入和杠桿限制。即，房地産政策很難有實質性放鬆，而流動性放鬆很可能是一種必然抉擇。

　　二是放鬆銀根與限制大型項目投資並舉。這將有助於避免二度出現大項目和國有部門如黑洞般吞噬金融資源的狀態。

　　三是針對銀行已經普遍出現的惜貸現象給出定向安排，如適當下調中小微企業融資在資本金佔用中的風險權重，同時提高大項目投資風險權重，這樣才能激發銀行把金融資源投放實體經濟的積極性。我們也才有望走出放亂收死的惡性輪迴，走向有實體經濟支撐的高質量增長。

　　觀點速遞

　　房産稅改革應“抽肥補瘦”

　　房産稅改革在推進過程中總體上應遵循“抽肥補瘦”的原則。根據中國的國情，在可預見的相當長時間內，我不認為可以簡單套搬其他發達經濟體的所有消費住房都被房地産稅覆蓋的模式。中國必須明確地讓社會大眾明白，我們的這個制度調節是針對改革開放中先富起來的有豪宅、有多套房的高端人群。應當明確，家庭第一套住房，或者説一定家庭人均標準之下所謂第一單位的住房，是不在房産稅覆蓋範圍的。另外，中國很多社會成員認為，第二套房是給自己買的商業性的社會保險，這也有一定道理。對第二套房稅負可以從輕。

　　——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在《人民日報》撰文

　　注意避免“低質民主陷阱”

　　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無論是發展中國家的內部要求，還是發達國家的外部“示範”，民主的呼聲都會日趨強烈。這本無可非議。但如果民主建設違背了自己的基本國情和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就可能落入經濟停滯、社會動亂的“低質民主陷阱”。發展中國家不但要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更要注意避免“低質民主陷阱”。我們要研究西方民主建設與社會建設相輔相成的規律，也不妨借鑒日本和“四小龍”並不急於民主化，而是加快民主建設之前的必要經濟發展和社會建設的經驗。

　　——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副院長葉小文在《北京日報》撰文

　　阻擊公車腐敗應當“有獎”“有罰”

　　阻擊公車腐敗、重建政府公信，需要持續而有效的改革，應當“有獎”“有罰”。所謂“有獎”，就是對那些主動探索公車改革試點的地方應該有所激勵；所謂“有罰”，就是要讓法規從字面落到地面，讓“公車超標”者受到應有的制裁。

　　處置公車超標的要害其實不在車，而在“人”。只有讓違規官員受到較之享用奢華公車嚴厲得多的懲罰，公車超標的勢頭才有得到遏制的可能。治理其他形式的公車腐敗也是一樣。所有的公車改革，都應著力在“公權”而不是“公車”；除了健全相應的車改規範和程序之外，更重要的是對現行法律法規的執行。

　　——海南大學法學院副教授王琳在《新京報》撰文

　　經濟轉型需調整收入結構

　　我們的經濟發展要完成轉型，有一個方向已經看清楚，就是調整國內的收入結構。國內的需求如果不經過大力下工夫，不增長購買力，是沒辦法完成轉型的。這個需求從板塊來看，政府的板塊、企業的板塊偏高，居民的所得板塊偏低。當把政府板塊的收入轉移到了企業板塊，企業板塊把收入轉移到員工，這樣就轉移到社會了，這就形成了內需。也就是説，讓老百姓手中有錢，才能産生真正的內需。

　　——北京大學教授周其仁在廣州民營科技企業發展高端論壇上演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