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上海市公安局城市軌公總隊徐家匯站治安派出所官方微博“軌交警花”發佈一個乞討排行榜。據軌交警方統計，自2008年以來，在進綜合執法工作站次數的排行榜上，22歲的何某以309次位居第一。他來自遼寧，暫住在火車站附近，文盲，腳上有殘疾。88歲、來自安徽鳳陽的陳老太以302次暫列第二。排名第三的是甘肅定西人包某，1987年出生的他與老婆張某一個吹笛一個賣唱，共同乞討。

　　發動乘客微信舉報乞丐，發佈乞討排行榜，這是一個頗有“創意”的治乞術，無異於將乞丐“五花大綁”地示眾，讓所謂的文明人盡情噴吐道德口水，或者形成聯防之勢，圍堵乞丐，使乞丐無法在地鐵上出現。這是對乞丐的雙重羞辱，一個是精神層面，一個是行動層面。

　　每個人都有尊嚴，乞丐也不例外，不能因為他們在地鐵上乞討，就對其示眾，如此行為缺乏執法理性和人文關懷。當然，執法部門有責任維護公共安全和保障公共秩序，但不等於就有權傷害弱勢群體。我們看到，位列乞討排行榜前三位的既有傷殘人士也有年至耄耋的老人，他們需要關懷，需要尊重，甚至還需要制度救濟，乞討也許是他們維持生存的不得已手段，即便他們所寄居的城市不向他們伸出援手，也不應該把他們踹開或推出去。

　　無論賣藝還是乞討，都是公民的權利，哪怕繁華如美國華盛頓、紐約這樣的城市，也有乞討賣藝人員。一個人選擇乞討或賣藝，必有苦衷，當他們讓渡尊嚴換得生存時，何需對他們再步步逼迫？中國人歷來有扶危濟困的良善傳統，作為執法人員，更應該體恤弱者，通過體恤弱者激發人們一起關注和幫助弱者。而號召人們舉報乞丐並對乞丐示眾，就容易激活人們內心的惡，如果羞辱式執法氾濫，客觀上會抑制市民的寬容度，會對普通民眾産生惡劣的暗示，城市的溫情就會大大降低，這樣的城市就不是一座開放的、自信的和健康的城市。

　　判斷一個城市的文明指數、寬容指數和善良指數，可以找到許多載體，比如對待乞討賣藝人員的態度。誠然，一座城市再美倫美奐，如果沒有乞丐的生存空間，也不值得尊敬；一座城市再發達，如果缺乏基本的人情味兒與包容度，也會顯得侏儒。對待乞丐、流浪漢這些邊緣化群體，往往更能看出一座城市的品質。

　　當然，面對乞丐群體中對社會秩序確實造成危害的現象，也不能束手無策、放任不管，只是任何措施都必須以遵守國家法律、符合公平原則、尊重管理對象的權利為前提。首先，重點打擊組織、唆使流浪乞討的“幕後人”，依法嚴懲詐騙、脅迫兒童乞討者。這樣的重點選擇無疑是恰當的策略。針對具體人的具體違法行為，通過具體的司法過程進行打擊，符合法治原則，也能夠對遏制惡乞等不良現象有一定作用。其次，以政府名義發出對市民的公開信，鼓勵市民不向健全、壯年乞丐施捨，以斷“乞討致富”者的財路，也鼓勵真正需要救助者走進救助站。這種號召雖然有違于我們一向鼓勵樂善好施的傳統美德，但在治理、減少乞丐的各種辦法中，應該算是比較合理的一種。第三，通過政策將確實沒有勞動能力的乞丐保護起來，保障個人生活，充分體現社會的溫暖與人文關懷。對他們要給予及時有效的幫助和照顧，不讓他們無端承受來自社會上部分人的歧視。

　　一言以蔽之，一個文明而自信的城市不會拒絕乞丐，一個溫情而有人情味兒的執法者不會羞辱乞丐，一個有著基本是非標準而善良的人不會敵視乞丐。如何心懷溫情、以人為本地治理乞丐問題，是社會發展面臨的一道重要考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