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還不到24歲。愛美的她以前總把自己畫得“妖精一樣”。如今，她的朋友們都説，那張臉下面，是一顆好幾十歲的心。

       自從一年半以前，趙文靜把患有運動神經元病的父親接到瀋陽，她便“一口氣兒長大了”。在偌大的城市裏，她和父親租住在一間不足20平方米的老屋內。老家還有個剛上高一的弟弟，全靠姐姐打工供養。

       老屋墻壁斑駁剝落，飄蕩著陳舊潮濕的霉味兒。趙文靜手腳麻利地淘米，給鍋里加入雙倍的水，因為父親只能吃軟糯的半流食，她也很久沒嘗過筋道的米飯了。

       趙樹山側躺在老屋中央的大床上，看著女兒忙進忙出。由於肌肉逐漸萎縮、無力，他整個身體幾乎全部癱瘓，如同被冰凍一般。這種病俗稱“漸凍人”。即使頭腦清醒，與常人無異，但他的語言表達已經含糊不清。眼下並沒有醫治這種病的辦法，最後，病人會神志清楚地“目睹”自己所有的器官衰竭，直至死亡。

       屋子裏，日光燈照著掩不攏的櫃門和銹跡斑斑的床頭。趙文靜把步子踏得啪啪響，在忙碌的間歇，她幾乎一刻不停地跟父親説著話。

       “你好，是從那邊回來的吧？”她握住父親的手使勁兒搖晃，因為父親愛看諜戰片，她就逗他説，“國民黨怎麼個情況啦？”

       趙樹山無聲地笑了，他盯著女兒，努力牽動嘴角，吐出三個字：“大，板，牙。”

       趙文靜一下子樂起來，用力拍著父親的肩膀，“你才是大板牙！我是‘隨根兒（遺傳）’的！”

       她的笑聲蓋過了電視的嘈雜聲，也蓋過了藥鍋的咕嘟聲。

       這是端午節的晚上，趙文靜特意煮了幾隻粽子和鹹蛋。她用小勺把蛋黃壓碎，吹上幾下，喂給父親。

       咀嚼和吞咽對趙樹山來説已經非常困難。在等待父親“好不容易”吃完一口的時間裏，趙文靜趕緊扒拉著自己的飯。聽到父親“嗯”一聲，她馬上扔下筷子，再給父親喂上一口。

       有時候，父親聲音小，她便要求他，“信號兒接收失敗，再發一次！”邊説邊吧唧著嘴，露出一臉得意。

       “只有我才能明白我爸”，趙文靜説。哼一聲是吃飽了，眨一下眼是坐累了，撇撇嘴是臉發癢，盯著什麼看就是要把它拿過來。

       父女間默契的配合全靠時間與耐心堆積而成。趙文靜擔任銷售的公司離家不遠。每天，她每兩小時就要從公司回家一趟，幫父親翻身或是方便。這一段步行要花十幾分鐘的路程，趙文靜“沒走過，都是跑”，她每天要來回跑8趟。一年多來，喜歡旅遊的她去過最遠的地方，就是租屋背後的小商場。

       這個生於1988年的姑娘有1.62米的個子，卻只有80斤出頭的體重。她身形消瘦，顴骨突出，膚色曬得微黑。每月，她有2000元收入，除掉房租和寄給弟弟的錢，她和父親靠剩下的七八百元生活。

       趙文靜穿著義工送給她的舊衣服，腳上是一雙20元錢的涼鞋。她渾身上下唯一的裝飾品是端午節傳統的“五彩線”，她給父親手上也拴了一根，表示“祈福”。

       她總自嘲地説，“能把地攤貨穿出大牌的感覺，那才是真正的大牌。”

       這樣的自尊心並非堅不可摧。去年夏天開始，趙文靜爬上公司所在的14樓，從來沒坐過電梯。她拾級而上，在每層樓梯間的垃圾桶中撿拾飲料瓶。“這麼大的姑娘誰會撿廢品啊？”有時有人投來異樣的眼光，她便努力讓自己“面無表情”。腦袋裏只想著，一天賣一元錢，五天就能給父親添個“青椒炒茄子”。

       在父親生病之前，趙文靜也和許多同齡人一樣，認為“父母賺錢我花”是理所當然的事。然而，生活的變故來得迅猛，在父親到達瀋陽後不久，趙文靜的母親又因心臟病突發離世。

       原本希望為母親分憂的女兒“把所有遺憾都轉化為對父親加倍的好”。趙文靜念大專時學的是護理，因為實習時“太苦了”，她下定決心，不再幹這一行。畢業好幾年，這些“丟掉的本事”在照顧父親時又被她找了回來。

       鋪好腳墊，趙文靜把趙樹山的雙腿抱到床沿下，然後跪在床上，用雙手架住父親的腋窩。“來了哦”，她猛一使勁兒，把父親扶起來坐好。再搬來一把舊板凳放在他身後，用細繩將一塊木板固定在脊背與板凳之間，他便能靠得穩當了。這項裝置是父女倆的創造。

       站著方便時，趙樹山需要架著雙拐。為了防止滑脫，趙文靜把筷子綁在拐杖頂端，夾住父親的雙臂。她還發明了“筷子換臺法”，自己不在家時，父親能通過咬住筷子，摁壓電視機遙控器。

       一年多來，她不僅學會了修電器、換保險絲，還學會給父親扎針灸、剪頭髮。每月一次，她用膠帶把報紙粘在父親身上，一把普通剪刀，一把斷柄塑料梳——在她手底下，標準的“圓寸”髮型很快誕生。“來，對著鏡頭笑一個！”她雙手托起父親的下巴，貼近父親的頭皮嗅著，“這個洗髮水兒真好聞，不過快用完了”。

       趙樹山又笑了，裂開嘴，露出牙齒，可他旋即低落起來，斷斷續續地説：“説不定哪天我就死了，我不怕死，我只想看著你早點成家。”

       這句話把趙文靜惹火了，“別胡説八道啊，想死可沒那麼容易！”她紅了眼眶，大聲責備父親，拍打著他的脊背。

       趙樹山耷拉著頭，拉動嘴角又説：“沒有自由了，讓我綁住了。”

       趙文靜從不認為自己為父親做出了犧牲。儘管交往10年的男朋友迫於壓力與她分手了。她曾經非常渴望擁有自己的小家庭，而如今，“連吃頓飯看場電影的時間也沒有”，她不可能開始新戀情。説到“愛情”，她破涕為笑，連忙捂住父親的耳朵説，“我不乖，我早戀”。

       偶爾，趙文靜也把朋友請到家裏吃飯。席間笑鬧，她説不過別人，就搖晃著床上的趙樹山撒嬌：“爸！快起來削他！”

       去年冬天，趙文靜借來朋友的數碼攝像機，拍攝她和父親的“小生活”，理由是“一家四口連張像樣的全家福都沒有，我不想再有遺憾”。最近，這部名為《我爸爸是漸凍人》的短片在網上被幾百萬次點擊。許多網友被感動了。幾天內，她收到了很多讚美的留言，也收到一筆6萬多元的捐款。

       可直到現在，趙文靜也不理解為什麼人們認為她所做的事是“值得敬佩的”。在她看來，贍養父母再平常不過了。這個“成績不咋好”的小姑娘從沒學過什麼“孝順”的大道理，她只是做了最自然不過的事兒。

       下大雨，趙樹山會費勁地對女兒吐出三個字，“穿雨鞋”。出趟門，他又咧著有點兒僵硬的嘴叮囑，“帶鑰匙”。趙文靜覺得，擁有父親的惦念，付出再多也值得。

       為了及時聽到父親的“信號”，趙文靜乾脆和父親睡在一張大床上。每晚，她都會數次醒來，為父親翻身、撓癢，最多只能睡四五個小時。説著，她伸出10根纖細的手指，來回展示父親的專用“癢癢撓”——幾枚留起來的長指甲。

       她為父親接大小便。要是屋裏有人，就大大咧咧地吼一嗓子“清場”，等清理完排泄物，再對屋外的客人吼一聲“回來吧”。

       她給父親擦洗，一邊忙活，一邊逗樂。“不洗就成臭爸了，兩毛錢一斤就賣了，土豆還賣一塊呢。有人要爸嗎？”

       事實上，她從未想過把父親送去養老院或是請保姆來照顧，因為“絕不能讓他覺得自己被拋棄”。

       在同事、朋友眼裏，趙文靜是全公司最努力的員工，是幾乎從不抱怨生活的“小強”。這個“骨子裏要強”的姑娘總把一句話挂在嘴邊，“我的經歷要不是一部苦情劇，要不是一部勵志劇，我寧願是後者”。

       然而，她不是沒有崩潰的時候。

       失戀那段時間，她憋不住了就躲回公司，在空無一人的辦公室裏放聲大哭。這個姑娘怕過馬路，怕冬天“嗚嗚的風聲”，也怕戀人的離去。但想到父親，她知道自己“必須大聲和一切恐懼説再見”。

       以前，趙樹山總會羨慕家裏跑來跑去的大白貓，對女兒説：“我還不如它”。如今，每月一兩次，志願者們會幫她把父親抬到戶外。“我爸東張西望，連片樹葉都要多看兩眼，笑得像朵喇叭花兒”。趙文靜説，這是她和父親最開心的時刻。

       事實上，趙文靜自己或許也是她“不知道的那種人”。在大雪紛飛的寒冬，她會扛著鏟子，在樓前雪地上掃出一條小路。她總想著樓裏“老頭兒老太太挺多”，擔心他們摔著。

       就連她收養的大白貓“趙小毛”也得到過趙文靜的鄭重承諾，“毛毛，我會對你好，直到你老死的那一天”。

       如今，趙文靜最惦記的事兒就是弟弟的“學習和思想”。她每兩周會給弟弟的班主任打電話，“升任家長，感覺挺好！”而對於父親，她希望他能接受“胃造瘺”手術，“和老天賭，活一天，賺一天”。

       而趙樹山最大的願望就是等自己好起來，能為女兒做頓飯。他躺在大床上，努力抬頭，睜大眼睛説，“開個飯館，義工免費吃”。

       這個男人心裏還充滿了對未來的希望。他愛看新聞，關心世界經濟和神九發射。女兒做錯事了，他説“大傻子”。女兒回來晚了，他又逗她説，“大騙子”。

       “你才是騙子！”趙文靜一手叉腰，一手輕點著父親的腦門大笑。“説給我開工資！都拖欠半年啦！”

       在她看來，自己其實沒有多慘。“人被逼到角落裏時會爆發出彈性，她能跳墻”，她一邊説，一邊用力拍了一下桌面，“排斥磨難會帶來痛苦，接受它才能快樂。更何況，我至少還有親人。”

       今年一個春天的夜晚，趙文靜發了一場高燒。她給自己煮薑湯，擦白酒，撐不住了就一頭倒在床上，想著母親默默哭泣。

       直到那一刻，這個身上像“折碎了一樣疼”的姑娘還是不願讓父親擔心，她只是昏昏沉沉地呢喃著，“爸爸，我想睡一會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