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爾蓋茨阻礙慈善？

　　（李華芳） 國內的評論有各種對“巴比宴”匪夷所思的質疑，其中最駭人聽聞的莫過於“蓋茨勸捐導致慈善的標準提高反而可能阻礙慈善事業的發展”。這篇文章原來是想説，蓋茨和巴菲特在商業上成功得益於自由市場，現在又大幅捐贈，説明自由市場其實能鼓勵慈善。但蓋茨捐了很多錢，這使得他樹立了一個很高的標準，不僅在金錢上，也從道德上樹立了高標桿。然後蓋茨和巴菲特去勸捐，其他人就會拿蓋茨樹立的標準去衡量。一比之下就可能會覺得自慚形穢，不僅錢少而且道德水平也不高，只能讓人退避三舍。所以把慈善和道德的標準定得太高，無益於善事。

　　這表面上看起來不無道理。我回頭看了一下美國對慈善問題的研究，的確有不少研究説這個“擠出crowd-out”的問題。不過擠出效應大部分是説一個NGO如果接受來自政府的錢，那麼來自私人的捐贈可能就少，相當於私人捐贈被政府支持給擠走了。

　　那麼定一個高的慈善標準會不會也産生類似的“擠出”效應，把潛在私人捐贈的錢給擠出呢？從最近兩年來看，倒還真出現了捐贈下降的現象。2008年更是慈善重災年，比2007年下降了2%，全美震驚，這是自1956年以來首次出現捐贈下降的情況。

　　不過這完全不是因為擠出效應，而是因為2007年開始金融危機的影響。而蓋茨基金會成立於2000年，如果上述擠出效應存在的話，那麼至少從2000年到2007年，私人捐贈應該下滑才是，但結果卻是節節攀升。所以上述擠出效應的想法，恐怕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

　　“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還忽略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就是“榜樣的力量”。實際上，道德上的高標準不僅沒有産生負面的擠出效應，反而會起到正面的溢出效應。歐克騰和魏步德10年前在《公共經濟學》雜誌發表了一篇論文，主要研究慈善捐款到底是受什麼因素影響的。他們的研究發現，如果對慈善行為進行“定價”，例如捐得多就是品德高之類的説法，會對捐贈有負面影響。也就是説，捐款多寡不要跟品德高低聯絡起來。而直接的信息披露，則有利於擴大捐贈。

　　另一個重要的發現是，他們甚至否定了之前關於政府搞慈善就會擠出民間慈善的結論。這意味著在捐贈問題上，如果政府投入多，也會起到榜樣作用，激勵民間的投入。當然這在企業領域可能就是另一番景象了，國進民退，民營企業自然被擠出去了。而在慈善領域，這卻可能變成一個榜樣的示範效應，帶動更多的捐贈。

　　所以“蓋茨阻礙了慈善”這一説法是完全不靠譜的。不僅在理論上缺乏相應的邏輯，為什麼前頭有人高額捐贈後頭人就不會繼續行善了呢？沒有邏輯鏈條支撐這一説法。而且這在事實上也站不住腳，在蓋茨從事慈善業後，慈善捐贈的數量一直在上升，除了因為金融危機導致窮人增多的年份外。即便我們不説這部分是得益於蓋茨作為慈善業榜樣的力量在起作用，但恐怕也無論如何得不出“蓋茨阻礙了慈善”這種聳人聽聞的結論。(作者繫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