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母親的820個吻 聚焦西部貧困母親(圖)

被拍攝者在看照片

顧彩蓮

嚮導指著前面説：“于教授，翻過這座山，那邊有一位貧困母親。”

　　于全興挎上攝影包，提起手提包，跟著嚮導走去：“多長時間能到？”

　　“得五個多小時。”

　　綁著三角架的攝影包裏有一台哈蘇120相機、一台尼康D3數碼相機、兩台相機的配套鏡頭、儘量多帶的膠卷，還有一台筆記本電腦。手提包裏裝著衣服、藥品、幾瓶礦泉水和方便麵。

　　每年的寒暑假，于全興都要帶上這身行頭，到中國西部最窮的地方去，用鏡頭記錄當地貧困母親的生存狀態。他此行的身份是紀實攝影師，職業身份卻是天津師範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授。

　　拍攝貧困母親，這單一的主題攝影，于全興做了10年。從天津出發，到達西部某貧困地區，完成拍攝後返回天津，這就算是走了一個來回。10年中，這樣的來來回回，于全興有過21次，其間走訪了64個貧困縣、267個村寨，拍攝過820位貧困母親。

　　于全興希望，通過展現貧困母親的生存狀態，引起廣泛關注，使她們能夠得到救助善款，從而擺脫貧困。他自己也在每次採訪結束後，把隨身衣物、藥品全部捐掉，只留下回程夠用的路費。有一次沒算計好，錢全都捐沒了，只好借錢回家。

　　“我覺得她們不是外人”

　　10年前，頭一次去西部時，于全興還是天津家庭報社的職業攝影記者，其攝影任務是接受“幸福工程”全國組委會的委派。當時，以“救助貧困”母親為宗旨的工程，已開始了6年。

　　那是在2001年1月，元旦剛過，于全興就從天津啟程，1月3日到了西寧，4日到了玉樹，帶上抗高原反應藥和氧氣袋，乘吉普車，登上海拔4300米的鄂拉山，然後頂著風雪繼續翻越巴顏喀拉山，直到7日中午才到了海拔4700米的結隆鄉：此行的目的地。

　　高原反應越來越嚴重，頭疼，頭暈，腦袋像個大氣球，越來越脹，一跳一跳，像針扎一樣疼。于全興望著前方，感覺“白色大地像一塊裹屍布鋪蓋在我未知的旅途上”。

　　“我真的害怕了，”于全興回想當時的心境説，“我後悔了。”

　　就在這時，于全興遇見了才仁巴毛母女。

　　那是個“冬窩子”，土坯壘的，門很矮，屋裏很暗，有個土砌的鍋臺，還有些破破爛爛的東西，沒有床，睡覺就在地上一躺。于全興進門的時候，見一個女孩蹲在門口，一手用力頂著腹部，臉色青黃。她叫阿夏巴青才仁，是才仁巴毛的女兒。一年前，才仁巴毛的丈夫去世，女兒成為家裏主要勞力。

　　“怎麼啦孩子？”于全興問。“肚子疼。小病。”母親説。

　　巴青才仁9歲時就常鬧肚子疼，可她知道家裏沒錢，疼起來就拿手頂頂痛處，從來不哭，也從不要求治病。疼得輕些時就干家務，不疼了就到山上去挖冬蟲夏草。10年前，蟲草很便宜，130根才賣390元。

　　“怎麼不到醫院去檢查一下？”于全興問。

　　“哪有錢嘛？”母親説著，用手抹了抹眼睛。

　　“到鄉里的保健站檢查一下也好啊。”

　　“哪有錢嘛？”母親説，還是同樣的4個字。

　　“在這種情況下，我覺得拍攝、採訪都是次要的，”于全興後來説，“我當時就決定，帶巴青才仁到州上去看病。”

　　帶著巴青才仁上車後，于全興給她的母親留下150元，讓她置辦些年貨。她雙手合十，高高地舉過頭頂。那是個祈福的姿勢。

　　去醫院的中途，在小鎮歇息的時候，于全興把一個蘋果遞給巴青才仁，她接過蘋果，審視著，好久，這才輕輕咬了一小口，然後便把蘋果塞進了袍子裏。于全興不懂藏語，示意她繼續吃，可她無論如何不肯把蘋果再拿出來。于全興找來翻譯詢問，這才明白：巴青才仁要把蘋果帶回家，給媽媽嘗一嘗。

　　于全興拿出帶在身邊的所有水果，讓翻譯告訴她，這些都帶回去。“但你必須把這個蘋果吃了！”于全興幾乎朝她喊起來，然後就跑出屋子，拼命吸煙，也不知在想些什麼，腦袋裏亂得一片空白。

　　繼續前行的路上，翻譯輕聲告訴于全興：那女娃把蘋果又咬了一口，就又塞進袍子裏，再也沒有拿出來。

　　淚水模糊了于全興的眼睛。

　　第二天到了玉樹藏族自治州康復中心，醫院裏最好的設備是一台陳舊的B超儀。檢查結果，巴青才仁得的是膽囊炎。于全興支付了醫藥費，又買些新衣服給巴青才仁，買些酥油讓她帶回家，希望她和媽媽過個好年。孩子緊緊拉著他的手，不説話，只是哭。兩個月後，于全興在採訪途中接到結隆鄉鄉長達哇的電話，得知巴青才仁的病已經痊癒。

　　“以前，按下相機快門，那是在拍攝別人，那是個機械動作。可現在不一樣了。”于全興回顧他這第一次採訪經歷時説：“每當快門‘咔嚓’一聲，我的心頭就一動。也不知怎麼的，我覺得她們不是外人……”

　　于全興後來把他按動相機快門的這種感覺稱為“觸動”，因為他在取景框中看到的影像，不僅映入眼簾，而且激蕩心頭。他覺得，如果沒有這種“觸動”，他不可能在離開記者職業、成為大學教授後，仍然一次又一次地走向中國最窮困的地區，走到最需要救助的母親們身邊。

　　從第一次之後，于全興3年間去西部採訪拍攝了6次。2004年，他被聘任為大學副教授，接下來的4年間，他又去西部採訪拍攝了12次。2008年升為教授以後，于全興又去了3次。

　　“10年，往返21次，我自己都覺得不可思議。”于全興沉思著説：“多少次從西部歸來，發現自己的心還留在那邊，做夢都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