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佳洱：“聽他講課是一種享受”

　　“我今天上午去朱先生家弔唁。”原北京大學校長、中國科學院院士陳佳洱的聲音聽起來有些沉重:“他是我的老師，曾經教過我原子物理。你知道嗎，聽他講課真是一種享受!”

    “所有的講義都是他自己寫的，一色的蠅頭小楷，特別認真。課上，他往往採用啟髮式教學，經常提出問題，讓大家思考，然後再告訴大家物理學的大師是怎麼解決的。”讓陳佳洱印象深刻的是朱光亞回答學生問題的方式:“有一次我去問他問題，他把我叫到黑板前，一邊仔細地聽我説，一邊把要點記到黑板上。我問完了，他並不直接回答，而是開始一個問題一個問題地反問我。他就是這樣引導著我，讓我自己把問題解決了。”陳佳洱説，朱光亞先生治學嚴謹，對學生們要求也非常嚴格，“我做畢業論文他常把我讀文獻的筆記本拿去，退回來時，上面有註解也有改正，教會我正確地閱讀和領會前人的工作。”

    1955年5月，朱光亞先生調到北京大學籌建物理研究室。“這是中央培養核物理人才的一個重要舉措。在他的建議下，當年6月我也被調入北大。那時候我們這個研究室對外稱546信箱。他親自給學生講原子核能譜學課，並指導我創建我國第一個原子核物理教學實驗室，為第一屆學生開出核物理實驗。1956年，第一批99名核物理專業學生畢業了，後來他們中有6位院士。”

    陳佳洱説，朱光亞先生對他們這些學生非常關心，心裏總是想著他們。“有一年我和錢紹鈞將軍一起去看望朱先生。他開玩笑説:‘我啊!看到一個胖的，就想到一個瘦的。’胖的指錢紹鈞，瘦的就是我。”錢紹鈞，全軍科技模範，實驗原子核物理學家，中國工程院院士，朱光亞先生的學生，體胖。回憶起這段往事，陳佳洱深為感動。

    “2000年，我擔任了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主任。當2003年國家制定中長期發展規劃時，讓我負責基礎研究部分。我就去向先生請教，他那時身體已不是太好，但還是非常認真地聽我彙報，並且指出，基礎研究有兩個驅動力，一是學科前沿發展推動，一是國家需求牽引。”陳佳洱説:“這段話給我的印象非常深，他的這個論述得到廣泛的認同。”

    “他這一生，愛國是第一位的。”陳佳洱説，“抗戰時期，國民政府想要造原子彈，就請吳大猷等知名教授遴選青年優秀學生到美國學習。吳先生選了兩個學生，一個是朱先生，一個就是李政道先生。因為美國原子彈科研機構不對外國人開放，他就進入密執根大學學習核物理。在美國期間，朱先生不僅成績好，幾乎每門功課都是A，而且還參加了很多社會活動，比如他擔任了中國學生的學生會主席。新中國成立的消息傳到美國，他就呼籲大家學成歸國，報效祖國。”1950年朱光亞先生在回國的輪船上與51名留美同學聯名發出了《致全美中國留學生的一封公開信》，信中寫道:“同學們:是我們回國參加祖國建設工作的時候了。祖國的建設急迫地需要我們!”陳佳洱説:“你知道，有多少留學生是在這封信的感召下回國的啊!”

    “朱先生畢生心繫祖國、心繫黨、心繫人民，這是他奮鬥的動力。”陳佳洱説:“他始終考著慮中國科教事業的發展，他把一生都奉獻給了國家!”（本報記者邢宇皓 齊 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