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奧運會確實是一次讓我們民族的整體精神走向成熟的良好契機，奧林匹亞山聖火點燃那一刻之後半年的風風雨雨，讓許多中國人深刻醒悟：世界——尤其是西方——不會以與我們相同的思維方式看待中國，他們更不會毫無保留地歡迎中國的崛起。不少國人現在已經開始學習用一種冷靜的心態打量外部世界對我們的誤解、曲解乃至敵意，也已經開始學會借用外部視角來檢視自身的不足。
與此同時，西方也正從自己一貫沉醉其間的“普世幻想”中清醒過來。他們透過奧運會看到了一個真實的中國——不是空氣污染到不戴口罩就不能上街、馬路上到處是便衣警察的可怕的專制國度，也非正在快速“西化”的下一個日本或亞洲四小龍。西方終於逐漸認識到，中國並不會因為改革開放就變成西方式的國家，中國人更不會因屈服於外部壓力而輕易地改變自己的思維和行為方式。
正如學者鄭永年指出的，“當中國和西方都不再對對方抱有烏托邦式幻想時，雙方之間的互動模式就要發生實質性的變化。”而作為某種耐人尋味的象徵，奧運會最終的獎牌榜，也明白無誤地折射出當今世界的綜合實力和影響力對比：這是一個美、歐、中、俄四強鼎立的格局。
現在有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討論舉國體制與全民運動之間的關係，他們看到了計劃經濟時代體制的局限。簡言之，中國的競技體育成就並非建立在雄厚的全民運動基礎之上，金牌大國與體育大國之間有著巨大差距。曾經有人問我：為什麼外國運動員能夠輕鬆快樂地享受比賽，而中國人做任何事情——就連參加奧運會比賽——也總給人感覺很辛苦呢？的確，我們從小受到的“拼搏”、“爭光”、“翻身”之類的教育，使我們的運動員帶著巨大的悲情與責任走上賽場，也使我們的觀眾睜大了一雙混合著強烈的民族屈辱感與自豪感的眼睛，緊盯著電視屏幕。似乎我們不是在比賽，而是在戰鬥；不是在競爭獎牌，而是在爭取我們民族在世界上的生存資格。
這是一個複雜的問題。在我看來，這裡面既有近200年來中華民族因飽受失敗挫折而沉澱下來的集體精神創傷的因素，也有我們民族歷來就充盈的所謂“大國情結”的作用。而兩者又是互為關聯的——越是滿懷“大國情結”的民族，在遭遇屈辱時，就越容易受到比一般民族更為沉痛的創傷。
我曾稱讚過澳大利亞在本屆奧運會上取得的體育成就，及其背後“正確”的體育理念。當然，這只是對以往中國過於強調競技成績的一種矯枉過正，我並不認為中國能夠或應該變成澳大利亞。事實上，美國的政治體制和體育體制應當説與澳大利亞很接近，但我認為，即便是美國人也不可能像澳大利亞人那樣完全地“享受”奧運。説到底，不同國家和民族在世界上的不同追求和歷史定位，決定了他們會以不同的態度面對奧運會這樣的國際交往舞臺。
法國歷史學家托克維爾曾經精闢地分析過大國與小國的不同，他極具洞見地指出，小國的目標是國民自由、富足、幸福地生活，而大國則命定要創造偉大和永恒，同時承擔責任與痛苦。在以和平發展為主流價值的今日世界，大國之間未必像過去那樣上演“爭霸”的悲劇，但在各個領域的激烈競爭卻也是不爭的事實。自然，奧運會也是各大國競相展示其實力和影響力的舞臺之一。
這就是美國不能像澳大利亞那樣輕鬆對待奧運會的根源，也是俄羅斯在獎牌榜上的名次下滑被視作其國力衰落的原因。澳大利亞人可以一身輕鬆地把北京之旅當做一次遊戲，但美國和俄羅斯卻輕鬆不起來。且不説從大國的位置上讓出來是一件痛苦的事情，他們的現實利益也決定了他們離不開這種大國地位。
問題在於，剛剛洗刷“東亞病夫”形象的中國，將怎樣確立自己的追求和歷史地位？還有，世界上曾經有過許多不同的大國，如果我們要追求大國地位，哪一種最符合我們的自身利益？當然，有一點是肯定的，大國不是悲情的歷史記憶所能造就的。恰恰相反，大國的理想要求我們儘快走出這種歷史悲情。(陳季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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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金文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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