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高儲蓄率全球聞名。國家統計局局長馬建堂週六在此間全球智庫峰會上透露,二00八年中國的儲蓄率為百分之五十一點三。當年,美國的儲蓄率為百分之十二。
中國的經濟總量和人均可支配收入近年來大幅增長,儲蓄率也不斷上升。一九九二年為百分之三十六點三,到去年已經超過一半,上升了十五個百分點。
馬建堂分析説,中國的高儲蓄率與東亞地區“崇尚節儉,反對奢華”的文化傳統息息相關。
另一個原因是中國人對未來預期謹慎,“不太敢花錢”。這位官員説,中國的社會保障體系雖然有很大進步,但還是不太健全。二00八年,中國社會保障支出佔中央政府的比重為百分之七點五,而德國超過五成五,美國超過三成。
收入差距拉大也是造成中國消費率走低,儲蓄率走高的重要原因。富人和窮人邊際消費傾向不同,馬建堂説,低收入者拿到一百元花掉八十八元,高收入者同樣拿到一百元只花掉六十四元。而目前,中國收入分配的“二八效應”日益明顯,越來越多的錢集中到了百分之二十的富人手中。
不過,家庭儲蓄並非導致中國儲蓄率大幅上升的主要原因。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表示,中國家庭儲蓄佔GDP之比基本保持在兩成左右,上下浮動不大。企業和政府儲蓄的大量增長才是真正的推手。
如何才能讓中國的高儲蓄率降下來?智庫們各有高見,但“均貧富”似乎是共識。
馬建堂認為,最關鍵的是要增加低收入群體的收入,讓願意多花錢的人有錢可花。他説,要發揮稅收的調節作用,把富人的稅收通過財政杠桿轉給低收入群體。
這一觀點得到諸多與會智庫人士的認同。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就表示,應該通過財稅政策與機制創新,抑制不合理的收入懸殊以促進消費。
他特別指出,大型企業,尤其是具有壟斷地位的國有大型企業,其收入近年來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明顯提高,應當通過立法對這些企業向國庫繳納國有資産收益金做出規定。在個稅方面,則應明顯降低低收入階層的稅負,加大高收入階層的實際稅負。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執行副理事長、香港中文大學校長劉遵義認為,中國企業儲蓄率過高,如果通過分紅的方式,將企業利潤轉移給政府和民眾,將對儲蓄率降低大有裨益。周小川也表示,為了讓民眾有更多的財産性收入,“要讓公眾更多地分享企業的高收益”。
政府的“還富於民”,在智庫們看來,也是解決中國高儲蓄問題的關鍵。政府不僅應對低收入群體進行必要的財政補貼,而且應加大對社會保障體系的投入。唯有吃穿不愁、後顧無憂,民眾們才有可能鬆開捂緊“錢袋子”的手。(記者 俞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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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程振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