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本2007年的暢銷書以及它們的作者的地位在隨後的金融危機中徹底改變。
在此之前，《黑天鵝》作者塔勒布的觀點屢受金融界風險管理人員以及學院派充滿情緒化的反對和質疑；短短一年後，“黑天鵝”一詞卻成了金融管理者、交易員們不可不知的口頭禪。而《動蕩年代》的作者，曾被譽為“金融指揮家”的艾倫 格林斯潘卻從雲端跌落，成為千夫所指的金融危機始作俑者。
在塔勒布和格林斯潘的書中，都反復提到影響美國乃至世界金融界動蕩的幾件大事：1987年美股“黑色星期一”，1998年長期資本管理公司鉅額虧損被接管，2001年“9.11”恐怖襲擊等。但有意思的是，這幾個事件被兩人作為論據形成的觀點卻截然不同。
塔勒布把它們作為“黑天鵝”的例子，指出它們具有三個特徵：不可預知，影響重大，事後尋求各種解釋。塔勒布認為，我們生活的世界可以這樣分類:一個是平均斯坦的世界，一個是極端斯坦的世界。前者例如人的身高、體重、選擇牙醫作為職業的年收入(選擇了牙醫作為職業，一生的收入應該是平穩上升的)。後者比如富豪之間的財富差距(比爾 蓋茨的財富往往超過隨機抽出100個富豪身價的總和)，圖書銷量的差距(一本暢銷書的銷量往往超過書店裏不起眼的100本書的銷量)，以及從事演員、歌手、運動員等“贏家通吃”的職業生涯(一夜成名或終生碌碌)。
按此分類，金融行業和從事金融職業是一個充滿“黑天鵝”事件的，極端斯坦的世界。前面的幾個例子，加上安然、世通等系列會計醜聞，以及去年爆發的全球金融風暴，都帶有鮮明的“黑天鵝”特徵。它們出現頻率之高和極具顛覆性的後果，使得平均斯坦世界裏的預測模型屢次盡失顏面。難怪塔勒布書中將“鐘型曲線”稱為“智力大騙局”，對它“竟然成為風險管理工具，被監管者和身著深色西服，以乏味的方式談論貨幣的中央銀行人員使用”感到震驚。
果然，書出版後僅幾個月，黑天鵝就在對衝基金行業應驗了。2007年8月初，股市和債市的天空依然晴朗，次級債問題剛剛浮現一絲陰雲。誰也沒有料到，一場災難即將降臨在幾隻享譽業內的對衝基金頭上。
災難一週之後，財經媒體普查了傷員名單，很多業內持續盈利的基金短短一週內遭受從5%到到30%的損失。更大的損失在於無形資産——“市場中性”策略由此變得名不副實，量化、科學投資的招牌上挂上了一道尷尬的新疤。
格林斯潘與塔勒布同樣親歷這些事件，但格老的主張卻極其自信，他在《動蕩年代》的序中開宗明義：“我越來越相信，美國經濟最強大的力量在於它的彈性：那種化解混亂並且復蘇的能力。它發揮作用的方式和步伐常常讓人根本無法預測，更不用説去操控它了。”
這句話讓人想起塔勒布引用的泰坦尼克號船長E J史密斯在1907年説的一段話：“根據我所有的經驗，我沒有遇到任何…值得一提的事故。我在整個海上生涯中只見過一次遇險的船隻。我從未見過失事船隻，從未處於失事的危險中，也從未陷入任何有可能演化為災難的險境。”
5年後，泰坦尼克號船長的船沉沒，成為歷史上提及次數最多的海難事故。格林斯潘話音剛落半年後，美國爆發了上世紀30年代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次債危機這只“黑天鵝”徹底粉碎了美國金融體系“自我修復的彈性”的神話。
在我看來，格老始終不渝堅持了三樣錯誤：
首先，作為貨幣政策制訂者，格老幾乎顛覆了貨幣政策制定者的傳統角色，他通過把基準利率在過長時間裏壓的過低，不斷地“吹連環泡泡”。互聯網泡沫破滅後，迅速以樓市泡沫取而代之。居民儲蓄降落至零點，為上世紀大蕭條以來最低的水平，美國人和美國機構以借款和透支未來享受著現世的繁榮。
第二個錯誤在於，作為監管者，格老骨子裏蔑視監管。衍生金融産品在格林斯潘執掌美聯儲18年裏滋生蔓延，幾何倍增。可就連喬治索羅斯這樣的大炒家都對其退避三舍，股神巴菲特更將其斥之為“金融界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前任世行首席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等人也不斷呼籲加強監管。面對這些聲音，格老祭出他的招牌的自反修辭——金融體系可以“自我監管”。他在書中聲稱：“我們沒有合理的選擇，除了讓市場自行其是。市場失靈只是鮮有的例外，而且其不利後果可以被靈活的經濟和金融體系充分消弭。”
在格老的“自我監管”，“自我修復”理念下，美國金融産品和金融模式的創新長期游離于監管之外。例如建立在次級債等打包債權之上的CDO，CDO"n，CDS等在場外交易，沒有統一的清算系統，交易不透明，定價無標準，衍生不受限。一旦房價拐點這只黑天鵝飄過美利堅廣袤的土地，這些鏈條複雜的金融定價系統突然失靈，對手方紛紛違約，流動性頓失，最終將金融帝國和實體經濟拖入泥潭。
第三個不得不説的錯誤，是格老作為學者的模型崇拜。儘管對於預測行為有所警惕，格老並不放棄對預測的偏愛，尤其當預測建立在合理假設、複雜精準的模型、計算機運算能力的基礎之上。在《動蕩年代》的收篇之章，他預言了世界主要經濟體2030年的藍圖：“當我們駛入2030年，美國經濟體將更加龐大，其規模比現在會再擴大3/4，並且不會發生意外的長期危機……”。也許正是格老根深蒂固的市場崇信和模型崇拜，遭致個人聲譽和美國金融史上經歷了最為嚴重的“黑天鵝”事件。
毫無疑問，平均斯坦世界裏的“鐘型曲線”、線性回歸屢次遭到黑天鵝的嘲弄，卻在一代代的商學院項目裏“毀”人不倦。不但讓塔勒布深感不解，連我也覺得難以理喻。
進入華爾街的MBA們揣著金融模型的半瓶子醋，熟練地運用電子錶格生産漂亮的圖表，從事著創新傳品，估值報告、風險管理等令人尊敬的“團隊作業”。他們通宵達旦地圍著筆記本電腦，也不願意花上半天時間到客戶公司或借款個人那裏做個實地調查。第二天清晨，他們扎上"抑制血液循環的昂貴裝置(領帶)"(語出塔勒布)，挂著職業的微笑向客戶推銷各類風險收益産品，或者富有效率地與評級機構，風控部門同樣具有學歷背景的人一同修改模型參數或歷史數據，以便達到理想的評級要求或風險標準。
我認為，無論何種模型，總擺脫不了幾處“軟肋”：種種前提假設能否刻畫現實世界，歷史數據能否代表未來，以及結論對模型參數的敏感性等等。
就結論對模型參數的敏感性而言，塔勒布舉了一個20世紀60年代自然科學領域的例子：麻省理工學院的氣象學家愛德華 羅倫茨建立了一個天氣變化模型，並反復模擬試驗，得到的結果卻大相徑庭。在排除各種可能後發現，計算結果的巨大差異不是來自模型錯誤，而是輸入參數的小小的四捨五入。自然科學中尚且如此，在社會領域中，隨著模型化的過程需要越來越精確，參數的誤差導致的結論錯誤率會迅速上升。塔勒布提及哈耶克在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獲獎演説《知識的偽裝》，反對在社會科學中使用硬科學的方法。然而塔勒布感嘆到，哈耶克的反對正好發生在這些方法在經濟學和金融領域大行其道之前夜。
前提假設過於簡化的最好例子莫過於CAPM。上世紀60年代資本資産定價模型誕生後的幾十年，它在股價估值和衡量投資組合業績方面的應用大行其道。儘管幾十年的經驗證據反復證明著CAPM在實踐中的無效，但任何一家商學院的核心課程都離不開這門好看又好用的絕活。
歷史數據對未來的代表性是建立在模型估值基礎上的金融産品的另一處致命所在。巴菲特在2008年度"致股東函"指出，在抵押債券市場上出現的令人震驚的損失，最主要的原因是銷售人員，評估機構、投資者依賴的模型過分倚重基於歷史數據的模型分析，而忽略了發生在眼前的房價泡沫和嚴重投機的可能後果。
這種教訓其實並不新鮮，長期資本資産管理公司的兩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就是利用一套電腦自動運行的數學模型來投資的。他們使用計算機處理大量的歷史數據，動態計算兩種不同證券間的合理價差，通過套利組合從中獲利。他們萬萬沒有料到，俄羅斯金融危機這支“黑天鵝”引發了歐洲經濟體的金融動蕩，結果它所沽空的德國債券價格上漲，做多的意大利債券等證券價格下跌，導致套利組合兩頭損失慘重，把長期資本資産管理公司拖入事實破産的命運。
這種錯誤並不新鮮，新鮮的是錯誤能夠一犯再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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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金文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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