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國已由生存型社會步入到發展型社會的新階段,改革發展的目標也要隨之變化,下一步改革至少有三大任務:以市場化改革實現可持續發展、以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推進社會和諧建設和以有效的公共治理促進政治文明。
適應改革環境的新變化,在改革的優先順序安排上,短期內主要是推進資源要素價格改革和壟斷行業改革;中期內改革主要是財稅體制改革和金融體制改革;長期內改革主要是完善社會管理體制和實行積極主動的對外開放。
今年是改革開放30週年,也是改革開放的關鍵時期。當前,我國宏觀經濟中的一些突出矛盾和問題,大都與發展方式轉變的階段性特徵相聯絡。傳統的發展方式難以為繼,新的發展方式尚未實質性破題。在這個特定時期,實現改革開放的新突破,有著更為迫切的現實需求。為此,我們在系統總結30年改革經驗的同時,需要依據變化的現實,研究新階段改革開放的制度安排和政策選擇。
社會發展階段的變化與改革的目標選擇
1、我國已步入發展型社會的新階段。根據30年來我國宏觀結構發生的變化可以判斷,我國已開始由生存型社會步入發展型社會的新階段。
其中,生存型社會是社會發展的初級階段,其發展的主要目標之一是解決溫飽問題。而發展型社會是發展水平相對較高的階段,其發展的目標開始逐步聚焦於人的全面發展。
從生存型社會向發展型社會過渡,對經濟社會發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廣大社會成員要求加快經濟、社會與政治體制的全面創新,使之與發展型社會的消費結構、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相適應。
按照經濟發展水平、消費結構、産業結構、就業結構、城鎮化率等五個方面指標,我們可以判斷我國在本世紀初開始從生存型社會向發展型社會過渡,這與我國在本世紀初“實現了由解決溫飽到總體上達到小康的歷史性跨越”的判斷相一致。
2、我國社會發展階段變化有三大突出特點。
(1)社會發展階段的變化與市場化改革同步。我國社會發展階段的提升與初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進程是一致的。作為經濟體制轉軌的大國,我國社會階段的提升來源於市場化改革所釋放的巨大經濟活力。
(2)社會發展階段變化與國際化進程相適應。30年來,我國已經從一個封閉、半封閉的經濟體轉變為全面開放的經濟體。作為實行傳統計劃經濟的大國,打開國門、實行對外開放,必然形成經濟社會發展的巨大動力。
(3)社會發展階段的變化伴隨社會轉型。我國既是經濟轉軌的大國,也是社會轉型的大國。改革開放30年社會結構的變化,一方面給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帶來活力,另一方面也帶來諸多複雜情況。改革開放走到今天,社會轉型全面加快。其突出特點是:空前的社會流動和社會變革;利益主體分化和利益衝突增多;簡單的社會結構演變為相對複雜的社會結構。
3、新階段改革目標的選擇。由生存型社會進入發展型社會,適應社會發展的階段性變化,改革發展的目標也應作出新的選擇。
(1)改革要更加關注人的發展。進入發展型社會,人的全面發展上升為經濟社會發展的首要任務。為此,要樹立以人為本的改革觀。從現階段的實際情況來看,人的全面發展對改革發展提出的基本需求是:關注人的自身發展、人的公平發展和人的全面發展。
(2)改革要推動發展方式的轉變。當前,需要通過深化改革,把重點從擴大投資轉移到創造社會需求上來,並由此加快發展方式的轉變。從當前宏觀經濟形勢看,如果不解決經濟發展方式的問題,要從根本上找到宏觀經濟穩定的體制機制是很困難的。
(3)改革要促進社會進步。進入新的發展階段,社會結構和利益結構正在發生深刻變化,社會關係的複雜性全面增強。
當前,改革面臨的主要挑戰是:利益協調與利益結構調整;公民社會的有序發展。現代社會的發展需要三根柱子:政府、市場、社會。為此,要推動公民社會發展,讓公民和社會組織真正成為現代社會的三大支柱之一。進入新的發展階段,改革應當在協調利益關係、促進公民社會有序發展中發揮重要作用,並由此推動社會的全面進步。
從生存型社會向發展型社會過渡,是30年改革發展的必然結果,也是新階段改革發展的重要背景。這個過渡既帶有“轉軌中發展”的特點,也帶有“發展中轉軌”的色彩。新階段我國改革發展的許多問題,需要結合這個宏觀層面的結構性變遷來思考和分析。
新階段改革有三大主要任務
改革30年的實踐證明,無論是經濟發展方式的選擇,還是改革主要任務的確定都與社會發展階段相聯絡,都取決於一定發展階段社會矛盾的變化。
1、新階段日益突出的社會矛盾。我國進入社會發展的新階段,社會矛盾變化呈現出哪些突出的階段性特徵呢?
(1)經濟持續快速增長與資源環境的矛盾越來越突出。這主要體現在:一是我國已難以承載30年來經濟持續快速增長帶來代價過大的資源環境;二是全面增強的資源環境(能源消耗和環境保護)約束,已成為影響我國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影響因素。
(2)全社會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長與基本公共産品短缺的矛盾凸顯並且越來越突出。進入發展型社會的新階段,全社會公共需求呈現全面快速增長的態勢。與此同時,公共需求的範圍也在逐步擴大。進入新階段,基本公共服務的狀況將直接影響和牽動經濟社會發展的全局。
首先,它會影響可持續發展。儘管這些年我們一再講擴大內需,啟動農村這個大市場,但尚未達到預期目標。為什麼?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老百姓對社會保障沒有一個穩定的預期。有學者分析,如果我國社會保障能基本到位,消費率至少可以提高5個百分點。
其次,它能化解社會矛盾。現有的很多社會矛盾都同基本公共服務不到位相聯絡的,無論是一些利益衝突事件還是某些群體性事件,都在一定程度上與基本公共服務不到位直接相關。這個矛盾在不發達地區尤為突出,並且成為某些區域性矛盾産生的重要原因。
再次,它還能緩解收入差距:第一,基本公共需求的矛盾已經開始成為新階段貧富差距産生的一個重要原因;第二,基本公共服務因素在影響城鄉實際收入差距中所佔的比例高達45%左右。
(3)經濟發展、社會進步同公共治理建設滯後的矛盾越來越突出。隨著社會發展階段的變化,社會參與程度在不斷提高,但是與此相聯絡的制度建設,同社會發展趨勢不相適應。此外,政府自身建設也存在某些突出問題。需要指出的是,由於改革不到位,某些體制性機制性腐敗問題仍然存在,並且在某些方面還比較突出。
2、新階段改革的主要任務。從新階段社會矛盾變化的階段性特徵出發,下一步的改革至少有三大任務。
(1)以市場化改革實現可持續發展。從新階段矛盾變化的現實看,市場化改革仍然是支持可持續發展的主要動力。為此,我們不僅需要加大市場化改革的力度,而且需要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的實質性突破。
一是資源環境約束的制度安排。解決資源環境問題,制度建設至關重要。從現有的資源價格上來講,存在兩個突出問題:一是不反映市場供求關係;二是不反映資源的稀缺程度。環境保護的突出體制缺陷是,環境的外部成本難以內部化。
二是宏觀調控與體制改革並重。從近幾年的宏觀調控看,現行的經濟增長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仍然體現為政府主導的特點。新階段的市場化改革,首先要通過資源價格的市場化,實現政府主導向市場主導的轉變,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全面加強,為新階段的可持續發展提供良好的制度安排。
(2)以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推進社會和諧建設。進入新階段,無論是中央與地方關係,還是城鄉關係,在一定程度上都依賴於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進程。
一是解決基本公共服務的供給總量。要實現基本公共服務的全覆蓋,從全國總體情況看,主要矛盾不是財力問題,而是財政支出結構問題,不調整財政支出結構,建設公共財政體制,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就很難實現。
二是解決基本公共服務供給的均衡程度。例如蘭州和上海在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水平方面可以有差異,但是在最基本的公共服務方面應當實現供給水平的大體一致。
三是實現制度安排的公平、統一。城市和農村長期實行二元的公共服務制度,這是嚴重不合理的。進入新階段,城鄉統籌發展重在解決基本公共服務制度的統一安排問題。
(3)以有效的公共治理促進政治文明。隨著社會發展階段的變化,加快建立完善的公共治理結構應當成為新階段改革的重要任務之一。
一是行政體制的合理安排。從總體上分析,現行的行政體制上存在幾個突出的問題包括:中央與地方事權和財力的制度安排矛盾問題太多;行政體制範圍內實現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的相互協調相互制約尚未破題;長期權力結構和短期權力結構的關係沒有解決好。相對來説,政府的工作目標大部分是短期的,而人大這樣的立法機構應該考慮更長期的目標。就是説,長期的權力結構和短期的權力結構要取得平衡。
二是公民社會的有序發展。比如説社會組織的發展問題;比如説在利益多元化的前提下,社會協商制度的安排問題;再比如説社會監督體制的建立問題等等。
三是政府轉型的進程。有效的公共治理結構最關鍵的是推進政府轉型,政府轉型問題解決不好,有效的公共治理結構就很難建立起來。為此,要加快從經濟建設型政府轉變為公共服務型政府。(本文略有刪節)
(遲福林: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研究員,國務院享受“政府補貼專家”。致力於經濟改革問題與經濟政策研究,研究的重點是轉軌經濟理論與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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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李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