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社會發展階段的提升和社會矛盾的變化，改革也進入新階段。與此同時，由於多種因素，改革也面臨著相當複雜的環境。在這樣一個背景下，如何從環境變化的實際出發選擇合理的改革策略，就顯得十分重要。
1、四大因素影響改革環境變化。
(1)改革的社會共識發生了變化。同以往相比，當前改革的社會共識有明顯的變化。這體現在：
首先，對改革的質疑有所增多。由於某些傳統意識形態因素的影響和改革的不到位，近幾年對改革的質疑有所增強。其中，重要的問題是如何客觀分析新階段面臨著的資源環境問題、貧富差距問題、腐敗問題等。
其次，改革的信心不足。在改革進入利益關係全面協調階段，並且在下一步不得不進行一些局部性政治體制改革的時候，改革能否取得重要進展，對此相當一部分人信心不足。
再次，改革缺乏合力。由於利益的多元化和社會結構的分化，現在一項改革措施出臺，有的支持有的反對，這和過去出臺一項改革措施的狀況有很大的不同，改革的合力在減弱。
(2)改革發展開始步入“高成本”時代。這主要體現為：資源環境的成本加大、要素價格在提升、勞動力成本上升和經濟全球化紅利的縮減。
其中，就經濟全球化紅利縮減而言，利用廉價的勞動力來增強製造業出口能力的紅利明顯縮減，能源、原材料價格的上漲的紅利在逐步縮減，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在全球配置金融資源的紅利也有所縮減。在經濟全球化的新背景下，我國的改革發展開始步入一個高成本時代。以往30年堅持的“低成本、高增長”的路子很難繼續走下去，必須依靠改革尋求一條可持續發展的新路子。
(3)社會轉型的速度加快。這表現在公民社會的發展趨勢增強，並且社會矛盾和社會危機因素增多。我國由生存型社會開始步入發展型社會，社會矛盾增多、社會危機因素增多，是一個不可避免的趨勢。
(4)我國深度參與經濟全球化。這只要體現為：我國經濟全面融入全球化、國際經濟影響中的“中國因素”在增強。
2、改革優先順序的安排。改革的順序安排應該同上述分析的諸多改革環境變化相適應。
這涉及到：第一，改革不是“想怎麼改就怎麼改”，要基於國內外環境變化，尤其是宏觀環境的變化；第二，改革順序的安排應當是優先解決容易的和能夠帶動全局的事情，以此為切入點，逐步推進；第三，根據現實情況，要改變過去以微觀層面為主的改革方式，更多地側重宏觀層面的改革；第四，改革優先順序的安排要從基本國情出發，沿著從經濟、社會到政治的路徑，以經濟社會改革為主，逐步推進相應的政治層面改革，由此推進全面改革。
(1)短期內主要是推進資源要素價格改革和壟斷行業改革。首先，理順能源價格。從現實情況看，如果沒有大的宏觀經濟波動，應當在今年底或明年推進能源價格改革，並逐步同國際接軌。在當前石油維持在100美元上下的價格水平及國內CPI有所下降情況下，這是推進能源價格改革一個比較好的時機。
其次，理順糧食價格。當前，我國糧食95%或者略高於95%是可以自給的，但長期處於“脆弱的緊平衡”狀態。總體來説，糧食的主要矛盾不是總量問題而是結構問題。目前國內外糧食價格存在很大差距，要儘快實現糧食價格的國際對接。這既有利於提高農民種糧的積極性，又有利於統一糧食市場的形成。
再次，推進壟斷行業改革。壟斷行業的改革和能源價格改革是緊密聯絡在一起的。能源價格管制一旦放開，壟斷行業改革應當加快推進。
(2)中期內改革主要是財稅體制改革和金融體制改革。關於財稅體制改革。現行財稅體制存在著幾個突出問題：一是與資源環境的矛盾；二是財稅體制對民生的關注還不到位；三是稅負太高；四是財政的透明度不高。
新階段的財稅體制改革應當有三個重要目標：一是改革導向問題，要由經濟建設型財政全面轉向公共服務型財政；二是要解決財政稅收的體制機制安排；三是把過高的稅收逐步降下來，降到一個相對合理的水平。
當前，財稅體制處在改革的關鍵時期。它不僅是市場化改革的關鍵因素，而且也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關鍵因素。加快新階段的財稅體制改革，是未來幾年需要儘快解決的問題。
關於金融體制改革。金融體制改革主要涉及三個方面：一是金融市場化程度還需要進一步提高。尤其利率市場化、匯率自由化程度需要與我國新階段的國內外環境相適應；二是通過金融體制改革化解經濟風險。如果能有效地解決金融風險，就能夠在相當大程度上化解處於經濟社會發展拐點上的經濟風險；三是優化金融治理結構。當前，如何建立有效的金融治理結構仍然是一個重大問題。
(3)長期內改革主要是完善社會管理體制和實行積極主動的對外開放。關於社會管理體制改革。這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的改革：一是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及其體系、體制的建設問題；二是事業機構改革問題。要把社會管理體制和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聯絡在一起，使現有的事業機構逐步去行政化，主要服務於基本公共服務；三是實現以城鄉統籌為重點的制度統一。這主要涉及土地制度和基本公共服務制度。儘管土地制度在近期難以推進，但城鄉統一的基本公共服務制度應該有可能儘快建立。
關於積極主動的對外開放。我國是一個開放大國，對國際經濟具有至關重要的影響。在這個背景下，以往提倡的招商引資、出口導向等戰略需要轉型：一是“走出去”是個大戰略，需要在制度安排、政策選擇上有一套支持企業“走出去”的重要措施；二是抓住機遇，適時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進程。要抓住這個機遇，使人民幣在未來一定時期成為東亞區域的主導型貨幣。
3、政府轉型應當成為改革的關鍵和重點。
(1)以政府轉型為主線的全面改革。進入新階段，無論是改革的目標選擇，還是改革的短期、中期、長期安排，都直接取決於政府轉型的進程和實際效果。
市場化改革依賴於政府轉型。只有通過政府轉型才能使市場在更大程度上發揮基礎性作用。沒有政府轉型，就難以實現由政府主導向市場主導的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市場化改革就難以突破，包括資源價格改革、壟斷行業改革、環境制度改革等就難以有實質性進展。
社會管理體制改革依賴於政府轉型進程。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確實有一個財力問題，但更重要的是確立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務中的主體地位和主導作用。
政治體制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要以政府轉型為基礎和突破口。進入新階段，政府轉型成為政治體制改革一個重要的基礎，把政府轉型的問題解決好，公共治理結構建立起來，就能實質性地推動政治體制改革。
(2)政府轉型的深刻性。政府轉型的深刻意義在於，通過綜合性的改革，使政府逐步從利益的制約和束縛中走出來，重返公共利益代表者的地位。這是政府轉型最具實質性和挑戰性的重大課題，也是決定改革成敗的關鍵性問題。
(3)政府轉型與政府作用。從30年改革歷程看，政府作用取決於政府角色的正確定位，而這種角色的正確定位是在轉型過程中實現的。
第一，改革開放之初，政府是市場的培育者，是市場的孵化器；當市場體系初步建立起來後，政府就要逐步退出來，成為市場的監管者，“裁判員不能再當運動員”。
第二，在企業主體沒有形成的時候，政府是經濟建設的主體，投資的主體；但在企業主體形成後，政府應當從投資建設的主體中解脫出來，為企業提供經濟性公共服務，包括信息公開、基礎設施建設、中長期規劃制定等。
第三，從以GDP為中心到以人的發展為中心的轉變，是能不能實現可持續發展，能不能轉變發展方式的實質性問題。
新階段的全面改革，關鍵和重點在於政府轉型。因此，以政府轉型為主線，安排改革優先順序極為重要。抓住機遇，適應階段變化、矛盾變化和環境變化的新形勢，加快推進改革，就可以為科學發展、和諧社會奠定最重要的制度基礎。由此，以紀念改革開放30週年為動力，把改革開放推向一個新的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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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李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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