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被套了“高等教育問題研究專家”、“青年教育學者”、“聞名教育專家”等時髦形容詞的“業餘教育研究者”,因《大學有問題》、《體制迷墻》等著作,受到教育界和新聞媒體的廣泛關注。
中國社會科學院1月3日舉行的“2008年《社會藍皮書》發佈暨中國社會形勢報告會”傳出消息,2007年全國近500萬高校畢業生中,至今仍有100萬高校畢業生沒有找到工作。專家指出,這種就業難的情況發生在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只有20%的背景下,應該引起我們高度重視。
社會科學院的報告,再一次揭示了我國高端人才就業正陷入尷尬境地:一方面,不少用人單位抱怨找不到合適的人才,另一方面,每年有超過100萬大學生無法找到工作。我國社會和經濟的發展,要求繼續擴大大專以上人才的比例,但是我國目前的高等教育規模已經因為大學生就業難問題而飽受質疑。
有關研究表明,根據200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顯示,全國具有專科及以上學歷的人僅佔總人口的5.18%,而發達國家佔20%以上。到2020年,我國人均GDP達到3800美元左右時,需要10%左右的大專以上人才,絕對數是1.4億人。現在僅有6300多萬,2020年要比現在增加7000多萬。也就是説,從現在到2020年,年均需要增加600萬左右大專以上的畢業生才能實現這個目標。另外,《2005年中國人才報告》顯示,2010年我國專業技術人才缺口2000萬人。
照理,按照以上的人才需求分析,發展我國的高等教育,擴大高等教育的規模,應該不成為問題。大學生的就業,也不應該像眼下這般形勢嚴重。問題出在哪?
筆者認為,一是人才需求分析過於樂觀。我國的人才需求分析,是借鑒發達國家的人才需求模式進行的,忽視了國內的産業結構現狀以及人力資源治理現狀。在我國,産業結構的調整並沒有跟上GDP增長的步伐。事實上,過去多年來,我國GDP的持續高增長,是依靠廉價的人力資源成本,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産業獲得的。近年來,在經濟較發達的地區,逐漸調整了這種GDP增長模式,而在我國廣大的中西部地區、經濟不發達地區,仍然走著發展勞動密集型産業的老路。所以,經濟的快速發展,並沒有導致更多的高技術企業出現,以及服務業的迅速崛起,也由此難以給高端人才提供有效的就業崗位。有不少人指責大學生就業期望太高,不到廣闊的農村、鄉鎮就業。姑且不説大學生要考慮自身的教育回報,實質是很多農村與鄉鎮根本就沒有有效的崗位提供給大學生,大學生無法在那裏找到發展的空間。
二是我國人力資源治理還比較落後。我國不少行業不少用人單位,只看重人才的身份,而不關注人才的真才實學;只注重人才的招聘,不注重人才的培養和治理,希望人才為自己所用,招來人才就可以派上用場,而不願意為人才發展投入培訓費用。這不但促使了大學教育的職業化,影響人才培養質量——不少大學為了提高畢業生的就業率,把整個大學四年級變為“就業教育”,而且整個大學教育也有變為職業教育的傾向——還造成人才的惡性競爭。一些科研院所、高等學校不惜出重金去其他單位挖人才,但卻不願意投入精力和經費培養自己的人才,這影響到事業的真正發展。
三是我國高等教育的擴招有些盲目。提高高等教育的毛入學率、發展高等教育規模,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要求。但是,以怎樣的速度擴大規模?擴大何種層次高等教育的規模?由哪些學校來完成擴大規模的任務?這些問題必須經過充分的論證才能付諸實踐。但遺憾的是,我國高等教育擴大規模並沒有經過充分論證,而是快速上馬。
在發達國家,高等教育大眾化的任務主要交給職業學校、社區學校完成,高等教育規模擴大,主要集中在職業教育層次。但是,我國高等教育擴招,主要由原來的精英教育學校承擔,而且大力擴大本科教育層次和研究生教育層次。這種做法,不但使教育質量嚴重下降,而且也使人才培養結構嚴重失衡,高等教育自身也出現嚴重的定位錯亂。雖然我國目前每年畢業的大學生達到500萬,但其中不少大學畢業生具有的只是大學生的“身份”,而非大學生的“質量”。
突破我國社會發展需要大量人才、需要高等教育繼續擴大規模、而眼下眾多大學畢業生已經無法找到工作的困局,必須從以上三方面的問題著手。
一方面,要努力創造有效的就業需求,這是解決就業難、發展社會經濟的根本。雖然有關政策鼓勵大學生畢業即創業,但這種創業對大局難以起到作用。從根本上説,這需要調整産業結構,要讓更多的企業由勞動密集型轉向技術密集型,由製造走向創造。
另一方面,要改變用人單位的人力資源治理觀念,不能抱著過時的、落後的人力資源治理觀念不放。不改變用人單位的用人觀,高等教育的改革就沒有良好的外部環境,就會受“學歷情結”、“名校情結”等拖累。
再就是進行高等教育改革,提高高等教育質量,準確定位高等教育發展。我國的高等教育必須圍繞人才培養這個核心功能,分析並處理好包括教學與科研的關係、技能教育與通識教育的關係、學校教育與社會教育的關係、學校培養與社會需求的關係等在內的一系列教育關係問題,向社會提供合格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