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英是明代最具代表性的畫家之一，與沈周、文徵明和唐寅被後世並稱為“明四家”，亦稱“吳門四傑”。仇英擅長畫人物、山水、花鳥、樓閣界畫，尤其擅長臨摹。仇英《清明上河圖》這幅集大成式的巨幅作品，對於我們了解明代中葉蘇州的政治、經濟、風土人情、城鄉風貌、寺院建築等，都具有重要價值和意義。相比于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仇英這幅作品的熟知度似乎沒有那麼高，但是在中國繪畫史上同樣具有重要的地位，在歷代《清明上河圖》摹本中仍屬精品，兩件作品皆為中國繪畫中的“國寶”。
     一、吳門繪畫的興起與“明四家”的形成
     “吳門”是一個地域名稱，史籍中亦稱“吳中”、“吳郡”，即指蘇州地區。蘇州地區在夏商時屬揚州之域。春秋時吳王闔閶即位後，命伍子胥擴城，升為吳國的都城，即今蘇州城的前身，“吳門”名稱由此而來。明代的蘇州府統領一州七縣，凡在此地域內出生和居住的畫家，均稱為“吳門畫家”。
     吳門繪畫的崛起，是江南地區經濟文化生活繁榮的直接産物。明代中期，蘇州的工商業極度繁榮，成為江南地區的經濟中心，被公眾推為“天下四聚”之一。所謂“天下四聚”，北則京師，南則佛山，東則蘇州，西則漢口，當時蘇州可算得上全國最繁華最富裕的大城市。經濟的發達和財富的積聚，為文化藝術的振興提供了有利條件。明萬曆前後，蘇州以民間畫師為主，專門摹制古畫，主要繪製喬遷、祝壽一類的主題畫，供應各方的求索。在藝術交易的內容中，有字畫的買賣、仿製、臨摹、修補和裝裱，有書籍版畫的刻製刊印，有銅、牙、玉、漆、緙絲、文房四寶等各種工藝品的經營，吸引了國內外眾多客商前來光顧。蘇州地區在此後數百年中一直成為文人薈萃、書畫流通的重鎮。
     市場的大量需求，是吳門畫家增多的主要原因，也是吳門繪畫形成、發展的重要基礎。 經濟和文化的繁榮也帶來了藝術市場的繁榮，文人畫家公開開列潤格，出售自己的詩文字畫。明四家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也概莫能外。據史料記載，仇英當時賣畫價位在“五十金”到“百金”之間，唐寅也是“閒來寫幅丹青賣”，就連沈周、文徵明等人直至陳繼儒、董其昌等大文人，為人寫序、寫祭文、寫祝壽詞、寫墓誌銘之類的文章，也是為了賣錢。在吳門四家中，特別是在唐寅和仇英身上，出現了文人畫家職業化和職業畫家文人化的特點。藝術家身上有了商人味，對待世事和處理問題也都不乏商人氣，不少明代畫家本身更加市民化。但也並非完全市民化，例如沈周對窮人十分關心，雖然賣畫賺得很多錢，卻家無余財。文徵明的畫“生平三不答應，宗藩、宦官、外國也”，一脈相承地繼承著我國歷代正直文人的清高和憐憫之心。
     另一方面，明代大量出現收藏家，他們不但藏書，還收藏字畫，這也促進了繪畫市場的繁榮。經濟的繁榮是促進藝術收藏的基礎。蘇州一帶收藏家最為集中，互相間有著師徒、世誼、姻婭、眷屬等密切關係，形成了明代最大的地域性收藏家群體。像文徵明這樣的收藏世家在當時也有不少，成為蘇南、浙江地區獨特的人文景觀。宦官在明代也是有權有勢的人物，貪婪之心比官僚有過之而無不及，特別是對江南地區的敲詐勒索，更是無孔不入。很多的名家墨跡被高價買入豪門，也不乏阿諛奉承之徒花重金購買後作為人情禮品。這在客觀上也推動了繪畫藝術市場的繁榮。